第7章 “不”的迷宫(6)

给玛丽亚致命一击的，是《原样》[53]这本杂志。

在这本杂志里她找到了救赎，找到了使她重拾写作欲望的机会。而且，她发现这是帮助自己走出困境的惟一方法，也是惟一一个正确的方法。有一天，她对我说：“我正在尝试以追根究底的态度，去解构小说的每一个细节。”

但不久之后，玛丽亚遇到了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她同样无法再继续写下去了。尽管她再怎么耐着性子试着解析如菲利普·索莱尔、罗兰·巴特、茱莉亚·克里斯蒂娃、马塞兰·普雷奈等作家的作品，她还是不能完全读懂这些文本的意思。最糟糕的是，每当她好像读懂了些什么，她反而更觉得慌张无助了，因为她解析出的意涵一再告诉她已经没什么可写了，或是连从何处下笔都是个谜这类暗示写作是不可能的这种丧气话语。

“究竟应该从哪里开始呢？”某天，在花神咖啡馆外的露天咖啡座，玛丽亚问我。

我感到困惑又恐惧，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才能激励她。

“剩下能做的，只有结束而已。”她忍不住激动地回答自己。“只能从现在开始忘掉所有创意，忘掉自己曾经拥有过的小说梦了！”

最关键而严重的一击，是罗兰·巴特书中的一句：“要从何处开始？”

这句话是压垮玛丽亚的最后一根稻草，对她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她从此一蹶不振。

某天，她把那本书送给我，而我到现在还留着。

除了那些冠冕堂皇的漂亮话，罗兰·巴特说：“‘从何处开始？’这个难题，是个实际操作上的困难，它常让人感到不安、想要逃避，却是一切其他问题的根源。如果我们注意到它在现实中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在深层意义上可能代表的意涵，我们或许就不难想见，为何现代语言学的诞生也可说是拜此难题所赐。瑞士语言学家，同时也是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索绪尔，最初因为难以理解为何人类语言的发展如此分歧而感到郁闷。为了纾解这样的心情，或者说，是为了解开‘不知从何处开始’的疑惑，他选择了一个恰当且实际的做法，也就是先挑出其中一个有助于厘清真相的线索（即‘意义’），然后依照这个线索加以推论、演绎，于是现代语言学的基础与架构便这么诞生了。”

至于玛丽亚，连试着找出一条能够让她重拾写作的线索都失败了。她读不懂罗兰·巴特所说的话，读不懂“最初因为难以理解为何人类语言的发展如此分歧而感到郁闷”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也越来越无法面对“应该从何处开始”的问题。她最终走进自己的死胡同，变得沉默不语，整天翻着《原样》杂志却看不懂内容。这一切的一切真是个悲剧，对一个像玛丽亚这么聪明的女人而言，实在不值。

1977年，我回到巴塞罗那之后，便再也不曾见过玛丽亚。这么长时间以来，惟一一次听闻玛丽亚的消息，也已经是好几年以前。当时我的心不禁抽动了一下，因而发现自己依然对她有着深深的眷恋。在巴黎工作时的同事，得知玛丽亚转职到了法新社，目前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还给了我她的电话。我一联络上她，劈头便问她究竟克服“恶疾”、重新投入写作了没有。

“亲爱的，没有。”她回答我。“‘应该从何处开始’这个问题，已经在我的灵魂里搁浅了，你说我究竟应该拿它怎么办呢？”

我又问她，是否曾经注意过，1984年[54]出版了一本书叫《重现的镜子》，书中批判“新小说”运动根本起源于一场骗局。我还向她解释，这个对新小说的“去神话”论述，原来出自于罗伯-格里耶之手，后由罗兰·巴特继续深化，所以那些原本拥护新小说流派的信徒们，现在一个个都转向探究其他问题了。因为谁能想见，提出这个论述的人，竟是“新小说”运动最初的发起者罗伯-格里耶本人！他在这本书里形容自己和罗兰·巴特过去太过轻易地贬低作者的创意与见解，太看轻叙述与现实的重要性，并把这种轻视与贬低称作“那些年的恐怖主义行径”。

“不，我没听说过。”玛丽亚以她一贯愉悦却难掩淡淡哀伤的语气说。“或许我现在应该加入某个恐怖主义受害者协会吧。只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事实了。我很高兴原来他们竟是骗子，而且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骗子。说实话，我就爱这种艺术里的高明骗术。再说，马塞洛，你想想看，他们并没有因为欺骗而得到任何好处啊！就算我现在想写，也已经写不出来了。”

大约一年前的这次我与玛丽亚的交谈，可能正好赶上我着手撰写这本关于“不”的作家的批注，所以我转变话题，谈起自己的发现。我以带着些许讽刺的口吻说：“如今，客观主义技巧性创造的意识形态口号，还有其他狗屁胡闹的宣言，都已经消失了。”我还继续追问她，究竟记不记得自己的第一本小说《忧郁》，或是脑中有其他小说的大纲，而重新燃起创作的欲望？

“没有，亲爱的。”她说。“我还是不断问着自己相同的问题，一直苦思着究竟应该从何处开始。我还是一样处在瘫痪的状态啊！”

“但是玛丽亚……”

“别再叫我玛丽亚了。我现在叫毕欧蕾·德斯瓦利。我没有写过任何小说，但至少我给了自己一个像小说家的名字。”

{16}最近那些我想研究的作家，竟出乎意料地一个个自动走出了“不”的世界，来到我面前。趁着今晚难得的宁静，我边看着电视边想着自己的事，眼前突然闪过巴塞罗那电视台播出的一个关于西班牙诗人费勒尔·莱林的特别报道。

费勒尔·莱林现年约五十五岁[55]，是土生土长的巴塞罗那人，而且与他年轻时的新秀诗人佩雷·西姆费雷尔和菲利克斯·德·阿苏阿都是好友。在这则特别报道里，根据阿苏阿与西姆费雷尔的回忆，当年费勒尔·莱林曾经发表过好几首引人注目、风格前卫且叛逆的诗。然而在1960年代末，他却毅然决然抛下一切，搬到西班牙东北部韦斯卡省的哈卡定居。那是个鸟不生蛋的小镇，荒凉得好像军事基地驻扎在周围。若费勒尔·莱林选择晚一步搬离巴塞罗那，说不定1970年，他就会来得及被卡斯提耶特[56]选入他在巴塞罗那出版的那本《九位新锐诗人》选集里。

定居哈卡后的三十年，费勒尔·莱林全心投入秃鹰这种禽鸟的研究，而且他的研究巨细靡遗，他也从此摇身一变，成为了秃鹰专家。这使我联想起奥地利作家弗兰兹·布莱[57]。他与费勒尔·莱林的偏执有点相似，不同的是，他选择致力于在一本动物寓言集里罗列出当代所有的文学作家。费勒尔·莱林研究秃鹰，摇身成为专业的禽鸟学家。然而，或许我们可以说，他同时也研究当代诗人。因为大多数的当代诗人，基本上与秃鹰有着相同的特质。费勒尔·莱林研究的禽鸟以腐肉为食，或以“腐诗”为食。他的传奇人生，对我来说，就和兰波的一样不可思议。

{17}今天已是7月17日，下午两点整，我听着查特·贝克的爵士乐。有那么一会儿，我边刮胡子边看着镜中的自己，然后发现自己已经不认识镜中的那个人了。这几天过分的孤独，已然彻底把我变成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然而，无论是面对自己这种行径怪异的生活方式，还是面对住在心里那只孤僻的野兽，我依旧怡然自得。我刻意装得不友善、违反一般人生活该有的原则，还试着摆出一副文学作品中“反英雄”角色的姿态，想象自己在文学的黑暗世界里冲锋陷阵（其实也可以想象成我试着扮演自己笔下的那些巴托比作家）。这一切看似悲情，但我还是有办法从中找到快乐。我选择冷眼旁观生命，接着如我所料地发现，可怜的人根本无权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看看自己，再看看镜中那个陌生人，此时我不禁想起19世纪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曾说过，能自娱自乐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我又重新望着镜中人一次，发现自己竟然开始有点像萨缪尔·贝克特1953年笔下的一位孤独的小说人物——瓦特。如果模仿贝克特描写瓦特的方式，或许我也可以这么描写我自己：有辆公交车靠站停车，而候车亭里的长椅上坐着三个讨人厌的老头，正上下打量着这辆刚进站的公交车。没多久，公交车又开走了。这时有个老头说：“你看，有人留下了一堆破布。”第二个老头接着说：“不是，我看，是有人掉了一个垃圾桶。”第三个老头也凑热闹说：“都不是，只是一捆被丢弃的旧报纸罢了。”话才说完，这堆不知名的烂东西竟厚脸皮地凑上前去，向这三个老头要了空位坐下来。而这堆烂东西，其实就是瓦特。

我不知道以“一堆烂东西”来形容自己究竟好不好。真的不知道。而且我其实满腔疑惑。或许我不应该再这么怪里怪气地耍孤僻了；或许我应该要至少和胡安说说话，打电话到他家，要他再跟我聊一聊他觉得世上没有其他小说家胜过穆齐尔这件事。我全然疑惑了。惟一一件我现在突然确定的事，是我应该改名，称自己为“瓦特翻版”。唉，说到这里，我连自己究竟有没有必要这么做、这么说都不知道了。因为，无论所说的话真假与否，只要说了，就等于是“杜撰”。我们什么都没有杜撰出来，我们以为自己在杜撰，在创造，但事实上，嘴里吐出来的内容，都是从小到大在作业里学过并忘掉的东西的遗存。这就好像生活其实并不悲哀，但我们总是喜欢不时流流眼泪宣泄情绪一般。去你的！

我只是一个被写下来的声音。我既没有私生活，也没有公众生活。我只是个一段接着一段不断倾吐文字的声音，清晰地点出当代文学里，所有巴托比作家们心中由来已久的阴影。我是瓦特翻版，是个散漫且杂乱无章、对生活毫无掌控能力的小丑。我心中从来不曾有过激情，更遑论从现在开始寻找激情的可能性，因为，我只不过是个声音，我是瓦特翻版。虽然这些字句并不是我想要表达的，我还是随这些字句说去吧！我的一字一句，实际并不属于我，“我”这个字，说了也是白说，它们所说的“我”并不能够代表什么，我依然是瓦特翻版。在我的生命里只有三件事，分别是“写作的不可能性”、“这种不可能性的可能行”，还有无尽的孤寂。至于孤寂，当然是肉体上的孤寂，步步逼使着我向前进。突然间，郁闷中的我听见一个声音问：“嘿！瓦特翻版先生，你听得见我吗？”

“谁啊？”

“为什么你不试着抛开一切令人沮丧的事，想想别人。例如，想想约瑟夫·茹贝尔[58]的例子呢？”

我看了看四周，没有任何人。我于是对这个“幽灵”说，我会完全依照它的命令去做。说完之后，我才忍不住笑了出来，觉得这一切实在有趣极了。我这种自娱自乐的行为，不正是波德莱尔口中所谓“真正的英雄”吗？

{18}约瑟夫·茹贝尔，1754年生于法国中部一个名叫蒙提涅克的小村庄，七十岁离开人世，一生之中没有任何著作，只曾经在自己的脑海里计划过写书的蓝图。但在开始写书之前，他先全心致力于研究如何找出最佳写作条件，最后因此完全忘记了写作这回事。

茹贝尔寻找所谓的最佳写作条件时，却发现了一个让他流连忘返乃至完全忘记写作的舒适之所。他几乎是在自己的寻觅中无法自拔了。正如莫里斯·布朗肖[59]所言，茹贝尔所追求的，是全部写作的来源，是能够写作的空间，是只在这一空间里才有的美丽光线，恰恰是他这种对自己高标准的要求迫使他连写出一本普通作品的基本能力都丧失殆尽。

就这点而言，茹贝尔可谓现代作家的先驱。他偏好切入要点，首先得出中心主旨，暂不看外围比较无关紧要的细节，就算牺牲结果，也要问先决条件为何。茹贝尔不为写作而写作，作品数量不是他追求的目标。他要探究的，是在他看来所有著作由此缘起的那一“点”。因此，只要能够找出这个关键点，所有谜题皆迎刃而解，而书，也就不必浪费心力去写了。

若回顾茹贝尔的一生，他从很早之前开始就只对“被写下来”的东西有兴趣。因此，茹贝尔终其一生没有著作的结局，依然是件颇叫人玩味的事情。从很年轻的时候起，他便沉溺于所有即将成书或出版的创作。当时，他和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狄德罗相当亲近，后来，与小说家布列塔尼[60]也发展出深厚的友谊，而这两位都是作品数量非常丰富的文豪。后来，他的朋友们几乎都是享有盛名的作家，他沉浸在文学的世界里，而每个人也都深知茹贝尔天赋异禀，不时敦促、鼓励他打破沉默，积极著述。据说，法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当时对茹贝尔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某天，他遇到了茹贝尔，刻意以有点模仿莎士比亚的口气问茹贝尔：“你能答应我吗？求求你体内那位未来不可限量的作家，请他把一切无谓的偏见与偏执都抛诸脑后吧！”

只是，夏多布里昂抛出的请求为时已晚，茹贝尔早已遁入自己坚持追寻的信念中无法自拔。他明白，一旦发现写作灵感的泉源是从哪来的，他就什么书都不需要写了。

“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开始写书，”茹贝尔这么回答夏多布里昂，“因为我还没找到文思的泉源。再者，即便我找到了泉源，我也会有更多理由不写这本你希望我写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