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言(1)

如今，到了东西方必须互会的时候了。如若在《晨报》上看到温德尔·威尔基[1]星期五还在重庆，下周一已经回到了美国，说是回来度周末。这简直就像变魔术一般，真会吓人一跳！不管战后的世界采取何种合作形式，我们都能够肯定一点，就是东西方将会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彼此之间相互依赖。19世纪世界政治解体之后，在盎格鲁—撒克逊、俄罗斯和东方文化的适宜环境里必将形成一个新世界。《中国的智慧》就是要努力去解开东方的一些神秘之处，特别是要洞悉中国人的视角——在中国本土文学和哲学中透现出来的看待事物的一些最根本的方式。

我们谈到中国文明时，一般的印象往往是：中国文明是人性的、理性主义的且易理解的文化类型。总体而言，中国人的特征是人文主义、非宗教和非神秘主义。这种看法只在一定程度是正确的。我完全同意其人文主义的观点，但我不赞同非神秘主义的看法，因为任何有着宽广深厚精神根基的文化在一定意义都是神秘的。如果说“非神秘主义”指的是现代对机械论和物质主义事实的奴性的、肤浅的崇拜，这些事实被人精确观察、系统罗列，似乎可以自圆其说，这是当今占上风的思维类型，那么我必须驳斥中国文明竟然降至如此低下的地步。事实是，任何知识分支，无论是研究岩石和矿物质，还是研究宇宙射线，只要一触及什么深度，都会碰到神秘主义。看一下亚历克西斯·卡雷尔博士和A.S.埃丁顿吧。19世纪肤浅的理性主义天真地以为，“草叶片是什么”的问题可以把草叶片看做纯粹的机械现象给予充分的回答。当代的科学态度认为这样不可。自从沃尔特·惠特曼用他那深刻的神秘主义提出了这个问题之后，还没人能够回答它，现在没有科学家敢于回答它。我们记住，在那种神秘主义和对宇宙的机械观不信任之中，惠特曼是中国式的。我坚信，当代科学的进步正在迫使现代思想朝着深度的方向发展，朝着机械和心灵、物质和精神的新综合方向发展。

在审视中国思想时，人们为它在风格和方法、价值观和目标方面与西方的巨大差距感到震撼。因为，中国哲学是什么？中国有哲学吗？有像苏格拉底和康德的哲学那样，以逻辑为基础，推理中肯切题的知识哲学或现实哲学或宇宙哲学吗？答案是骄傲地说“没有”。这是全部要点。就任何系统化的认识论或形而上学而言，中国得从印度进口。系统哲学的气质只是不在那儿，而且只要中国人还是中国人，那就不会在那儿。他们太理性了，不会具备这样的气质。人类生活的大海永远包围着中国人思想的海岸、逻辑学家的傲慢和荒唐、“我完全对，你完全错”的假定，这些不是中国人的过错，不管他们可能有什么样其他的过错。中国哲学家的语言正是百姓的市场俚语。中国只是缺乏学术术语，那是美国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所爱，且对构建任何无懈可击的学术理论都非常必要。西方科学家运用这种术语，在其周围建立起远离人类生活的学术堡垒，这是现代最令人惊奇的知识现象。我注意到，普及科学的科学家，用普通人看得懂的语言著述的科学家，有一种失宠于皇家学院的趋向。在中国，没有大学哪位教授会把“灯光熄灭”叫做“照明终止”，然而，要是没有这种学术术语，我们显然建立不起系统哲学来。像爱默生那样，中国学者使用像“灯光熄灭”这样的词语、谚语和类比。中国的哲学家就像一位潜入水中的游泳者，但必须很快又浮出水面。西方哲学家就像潜入水下的游泳者，对自己永远不浮出水面而颇感自豪，同时对自己的深度非常满意。

一般而言，读中国哲学家的作品就像读爱默生一样。埃贡·弗里德尔对于爱默生的方法和风格的描述可以作为对所有中国哲学家的完美描述。“他的命题，就在那儿，毫无准备，无可争议，像从雾蒙蒙的深处出来的水手的信号。”“他是一位绝对的印象派，在风格上，在气质上，在思想上，都是如此。他从不以确定的逻辑或艺术形式提出自己的思想，而总是以一种自然——通常是偶然的顺序，这是在他脑海中存有的。他只知晓临时的观点、暂时的真理，他从不把一个词语、一个句子或一个思想牺牲给整个结构。像‘内容的顺序’、‘序言’、‘过渡’这样的东西对他而言并不存在。他开始阐发这种那种的观点，我们认为他将把思想系统化地编织开来，从各个方面阐明之，防御它遭受到的各种可能的攻击。但是，就在他思想链的中间，某个格格不入的画面或明喻、警句或一瞥突然击中了他，然后主题便围绕一个崭新的轴心转动。他称自己的文章为顺便的思考，但他所写的东西都可能有这样的标题。”

因此，中国对哲学的独特贡献是不相信系统哲学。我承认这肯定会使许多大学二年级学生感到沮丧，因为他们非常急于拥有没有漏洞且特别能够防御各种可能攻击的系统。他们希望可以说，罪犯要么是天生的，不是后天形成的，要么是后天形成的，不是天生的，而且他们还希望能够证明之。中国人的回答是，地球上没有这样无懈可击的系统，而且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系统只存在于那些幻想破灭、按照逻辑推论的蠢蛋脑海里。

进一步而言，中国人可以反问一个问题：“西方有哲学吗？”答案显然也是“没有”。我们需要一个生活的哲学，但我们显然没有这种东西。西方人有成吨的哲学是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教授们撰写出来的，但他们想要哲学的时候却找不到。事实上他们也很少想要。我们有哲学教授，但没有哲学家。提及当代美国哲学时，人们会想到怀特海德教授[2]。但是，怀特海德教授的哲学跟普通人又有什么关系呢？事实是，现代的巨大科学知识正在瓦解和堕落，结果哲学本身已经成为物理学或生物学或数学的一个分支。当有人在科学、哲学和宗教大会上宣读厚厚的论文，试图把现代知识连接起来时，却碰到了这样的术语：“目标”、“工具”、“程序”，“决定性因素”和“过程”，这时人们对科学、哲学和宗教应该再联合起来产生一种本能的不信任。

我们的世界正飞速地来到一个世纪的末尾，现代的知识世界亦是如此。思想世界肯定正在走向碎片，因为我们的传统价值观不见了。这给我们带来了东西方哲学的第二个差异，即方法和价值观上的差异。的确，我们今天拥有的东西，看起来似乎都是精确观察、系统罗列的事实。我们的道德价值观已经消失殆尽，消失的方式非常奇怪，我将试图加以解释。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方法——价值观的方法和事实的方法——之间存在确定无疑的差异。令人惊奇的是，这一差异由东西方的交往而引起。它让西方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中国人没有精确感，尤其是事实和数字。也别指望让两个中国人就两个邻镇之间的英里数或人口达成一致意见。同样地，中国人不能明白为什么粗略的思想还不够。它也让中国人有一种同样奇怪纳闷的感觉，西方作家要不侃侃而谈进口到美国的鸡蛋或黄油的比例，或是阿比西尼亚棉纤维的毫米数，或是以图表形式表示损失的数以百万计的工作时间，他们就不能往杂志上投一篇文章，使之为人接受。一个更为可恶的证据是政治家的普遍看法：像第二前线这样的问题可以由“军事”领导们解决，他们拥有“所有的事实”，但对道德、心理和政治问题却没有任何判断。要是中华民族曾经遭受过这种统计上的欺骗，那他们可能永远不敢拿起武器反抗日本军队。以下表明了中国人对于事实的无知。有位中国学者认真地写道，人的心脏是长在胸腔的右边。他的方法可恶——他不可能用自己的手摸到心脏。另一方面，中国人可以回来说：“心脏在右边还是左边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你切开，你肯定要看到；不切开，你对它毫无办法。一般说来，即使你确实切开了，你对它也毫无办法。”西方人会回答说：“噢，是的。不过我们想科学和精确些，弄清楚心脏在哪儿。”中国人又会说了：“你弄清楚心脏在哪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你的心放在合适的地方。”这简直是代表了事实法和价值法之间的区别。H.G.韦尔斯认为我们可以用他的“世界大百科全书”计划来重新聚合知识，这时他在遭受现代科学的事实崇拜。他似乎认为，数据收集和系统性表述给予科学家上帝般的智慧，事实就像冷漠的数字，人的大脑犹如加减法的机器，如果你把所有的事实都放到机器中去，你会自动地抽取正确无误的答案，这样这个世界将会得到拯救。这一概念的愚蠢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并不缺乏事实，而是事实太多了，缺乏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