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何所从来——辨析辛亥革命的主导力量(5)

二 致吴玉章书

本札作于1911年9月1日，1913年4月16日以手迹影印于上海《中华民报》。全文为：

玉章吾兄大人足下：

沪上别后，未作一字，吾兄安抵乡关，近况如何，念念。此间自前月初集议数次，决定组织中部总会，已经成立，与其事者计川、滇、鄂、湘、闽、浙、江、皖等省，皆有其人，南京军界亦稍有组织，刻下惟以经费支绌，不能推行耳。兹特将章程呈览左右，一切详情，当由亚休君面述。

川中之事如何办法，尚乞吾友与诸君筹商进行为幸。办报一事，集议数次，亦以无款，仍难实行。南洋所办之报尔后亦无消息，东京更不能筹款。川省不乏热心之士，不知可以设法否？亦乞吾兄谋之。果得数百金者，即拟冒险往东开办也。此间通信处，要函则请寄上海海关造册处潘训初收阅，于里面加封与弟等名便可，普通函寄《民立报》为是。但君由粤释归，归后恐亦诸多不便。若能得款办报，请其往东为此，何如？余不尽敏，敬候

近安

弟谭人凤顿

宋渔父

七月九日

本札发表时宋教仁已被袁世凯派人刺杀，吴玉章在跋语中说：

辛亥三月二十九，广州败后，同逃沪上，图再举，珊与张君懋隆担任川事，此函即宋君专人送至川者，张君去岁此时亦已被害于粤，今宋君又遇刺，检点遗墨，不禁泫然。

据此可知此函虽与谭人凤联署，而实为宋教仁手笔。

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决定将起事地点转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本札即作于该会成立后一个月。

宋教仁、吴玉章都曾参加当年春天的广州起义，从吴跋中可以知道，他们于起义失败后在沪共同计划再举，决定由吴玉章、张懋隆承担四川方面的事务。信中，宋教仁告以中部总会已经成立，并寄去章程：“川中之事如何办法，尚乞吾友与诸君筹商进行为幸。”显然是重申前议，并要求吴玉章在四川建立中部总会的分支机构。

现在中部总会的资料中没有办报方面的计划，本札说明，它曾企图在东京创办一份报纸，并物色人选。信中说：“但君由粤释归，归后恐亦诸多不便。若能得款办报，请其往东为此，何如？”这里所说的但君，指但懋辛，他也是三·二九起义的参加者，事败被捕，不久释放。

宋教仁给吴玉章写信的时候，四川保路运动正进入火热阶段，罢市、罢课风潮席卷全省。宋教仁及时地注意到了四川，这是其高明之处。但是，东京办报计划却脱离了国内正在迅速发展的斗争实际。

三 与杨德邻君书

本函作于1912年1月11日，发表于次日上海《民立报》，全文为：

《民主报》转杨德邻君鉴：

现有紧要事相商，乞即来宁游府西街二号门牌一晤，宋教仁叩。真。

杨德邻字性恂，湖南长沙人。1905年留学日本，学习政法。曾参加国会请愿运动，1911年因受其弟杨笃生蹈海事件的刺激，转向革命。本函称：“现有紧要事相商”，可能是指建立法制院事。

四 与雷奋等书

本函发表于1912年1月23日《民立报》，全文为：

《民立报》转雷奋、杨荫杭、孟森三先生鉴：

法制院事，经纬万端，非大贤相助为理不办。请屈来宁。张季直先生亦大赞之。宋教仁叩。

雷奋，江苏松江人。杨荫杭，江苏无锡人。孟森，江苏武进人。三人都曾留日学习法政，归国后雷奋成为预备立宪公会的重要分子，孟森成为江苏谘议局议员，都和张謇关系密切。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即积极筹备设立法制局，以便制定各项法律、命令。1月12日，孙中山派人向参议院提议建立法制局，得到通过。随后孙中山任命宋教仁为法制局局长，汤化龙为副局长。本函即作于此后。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本函及上函，可以看出，宋教仁计划邀请的法制局成员，大都是原立宪派分子，表现出一种新的政治倾向。

五 致孙毓筠电

本电发表于1912年4月19日上海《民声日报》，与谭人凤联署，全文为：

安徽孙都督鉴：

合肥李仲仙先生为吾国唯一政治大家，吾党备极钦佩。囊[曩]督三迤，政绩炳然。昆垣光复，通电各路统将，释兵归顺，保全滋大，滇民至今感之。贵省有此伟人，地方果有公论，方当一致推崇，俾匡危局。乃闻在皖财产，竟为少数无意识者倡议攘夺，恣意支配，殊属狂悖妄为！公有执行法律、维护秩序之责，务请严令取消，加意保护，以彰公〔功〕过。临电愤愤，翘盼复示。谭人凤、宋教仁。

李仲仙，指李经羲，安徽合肥人，李鸿章之侄，1909年任云贵总督。1911年10月昆明起义时，被革命军俘虏，提出“可杀不可辱”、“保护其眷口回籍”等要求，被蔡锷、李根源等人礼送出境。临行前，要求革命党人准其提取四万多两白银的存款，路过河口时，又强行提取公款三千元。其后迁居上海。他和他的儿子劣绅李国松在合肥的家财则被庐州军政分府查抄。本电即为此而发。

李经羲是清朝官僚。在任时，“除作官要钱外，则无所为”[364]。被礼送出境后，又向清政府致电效忠，声称：“力尽援绝，不能挽救，罪应万戮。”[365]就是这样一个人，宋教仁等却誉为“政治大家”和“伟人”，认为安徽地方应当“一致推崇，俾匡危局”。同时，对革命党人查抄其财产的行为则斥之为“狂悖妄为”，实在糊涂得可以。

六 复昌明礼教社函

本函发表于1912年6月5日上海《神州日报》。全文为：

吴、完、毛、章诸先生左右：

来示诵悉。吾国自前清末造，礼教陵夷，识者早有人心世道之忧。管子云，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古之善治天下者，未有不以正人心、端教化为本，而觇国势者，即于此卜隆替焉。今之世风，坏乱极矣，在民彝物则之理，未尝或息于人心。有人焉出而维持之，鼓舞之，则观感自异。诸君子慨念及此，力扶纲常，下以固地方根本之图；即上以弥行政机关之缺，是诫名教之伟人，而仆之所瓣香祷拜者也。所拟简章，均极妥善，即祈力筹进行，无任欢迎翘企之至。宋教仁顿首。

吴，吴简纶；完，完志平；毛，毛蔚云；章，章组璧。四人均为昌明礼教社驻社临时干事。

昌明礼教社，筹备于1912年4月，成立于同年5月7日。社址在上海。发起人为伍廷芳、徐绍桢、谭人凤、范光启、李钟珏、杨士琦、吕志伊等19人。该社宣言书称：“吾国纲常名教，肇自轩辕。至宣圣诞生，而礼乐大备……司马迁、韩退之、朱晦庵、王阳明诸先辈竭力维持，故数千年神圣不可侵犯之礼教，至此日益昌明。”又称：“美雨欧风，固贵群相栉沐；蛇神牛鬼，未免出乎范围。”该宣言书指责当时自由恋爱、家庭革命等风气为：“假自由而不谈道德，借平等以玩视服从。错认方针，桑中结约；妄生理想，叶上题诗。演革命于家庭，灭澌孝悌；诩改良于社会，颠倒衣裳。”[366]因此，该社声称“以维持礼法，改良风俗，普及教育，开通民智为宗旨”[367]。由于复古守旧的倾向过于明显，5月7日成立会时推举吕志伊修改简章，宣称“以研究中外礼法，改良社会风俗，普及人民教育为宗旨”[368]。

辛亥革命前后，复古主义思潮喧嚣一时。除地主阶级顽固派外，若干革命党人也参与其中。例如昌明礼教社的发起人，不少是同盟会的中坚分子，便是一证。这种状况，突出地说明了部分革命党人文化思想的落后性，也突出地说明了中国封建伦理纲常的根深蒂固。宋教仁出于何种原因支持昌明礼教社，固然尚待研究，但它至少说明了，在反对封建文化方面，宋教仁还缺乏必要的坚决和敏感。

宋教仁受过阳明心学的严重影响，本函所述“民彝物则之理，未尝或息于人心”等，完全是阳明学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