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再版说明

这是杨天石先生的一部旧作，但也可以说是一部新书。说它是“旧作”，因为此书曾于2001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至今已有15个年头。说它是“新书”，因为过去十余年间，尤其是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出版界掀起了“辛亥革命”题材出版的热潮，但如杨天石先生的著作这般，从史料本身出发，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史料进行系统整理，加以严密的分析论证，进行探隐发微、见前人所未见式的佳作，实在不多。

兹举数例如下：

其一，辛亥革命是谁领导的？通常的回答是“民族资产阶级”，但杨先生却开创性地指出：“倘不从某些既定的概念或原则出发，而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答案其实是十分清楚而明白的。这就是，那个时期出现并形成的共和知识分子是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在《辛亥革命与共和知识分子》一文中，杨先生通过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状况、共和知识分子、辛亥革命舞台上的活动角色与领导力量、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嬗变与近代中国历史的演进等几个方面加以论证，阐明了维新、共和、共产三代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历史嬗变中的作用，其视角之宏大、论证之严谨、方法之科学，令人耳目一新。

其二，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创立了共和政体，但革命成果很快就被袁世凯窃取，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很快归于失败。究其原因，旧说大多认为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杨先生则认为，这种说法是政治分析，而非历史分析，因此，陆续写了《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华俄道胜银行借款案与南京临时政府危机》、《孙中山与民国初年的轮船招商局借款》等文，揭示了革命半途而废的真实原因：孙中山本想进军北京，彻底推翻清朝政府，但由于财政拮据，借贷无门，内外交困，不得不忍痛议和，并最终让位于袁世凯。

其三，在《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一文中，杨天石先生提出，在同盟会成立以后，曾经发生过两次“倒孙（中山）风潮”。第一次反映出日本社会党分裂和日本无政府主义派别对同盟会的影响，第二次反映出同盟会内部的经费和人事纠纷。此后，杨先生又陆续写成《〈龙华会章程〉主属考》、《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考析》、《〈民报〉的续刊及其争论》、《蒋介石为何刺杀陶成章》等文，系统地清理并揭示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同盟会内部矛盾真相。上述五篇文章中的前四篇即收入本书。

因编辑杨先生的著作，得以有幸与杨先生近距离地接触。最令我感佩的，是杨先生治学态度之严谨，为人之虚己下人。杨先生曾说自己写作的原则是“没有新材料决不动笔”，而据我亲眼所见，有了新材料，杨先生也不轻易动笔，而是对这新材料进行分析、对比，就不同的材料进行相互印证，确认这则新材料“可靠”，方才动笔。为了确认一个“新材料”是否可以引用，他会“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搜求证据，不放过任何线索，不惜放下“身价”向同行、朋友，甚至是像我们这样的近代史“门外汉”求助。如果不能确认新材料是可靠的，杨先生宁愿舍弃不用。在各行各业浮躁之风大盛的今天，我常常感喟杨先生做学问之“傻”、之辛苦、之不易。正因如此，杨先生的作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近年来，杨天石先生的影响已经走出学术界，走向大众读者。越来越多非近代史专业的文史爱好者成了杨先生的忠实“粉丝”。我想，这和杨先生一贯的治学之严谨，工作之勤奋，心态之开放，文风之贴近读者不无关系。杨先生的这部旧作，如今图书市场早已无售。在一些旧书网（如孔夫子旧书网）上，价格已高达百数十元，可谓一书难求。蒙杨先生惠允，我们将此书用一种新的体例加以编排，再次出版以飨读者。在编辑过程中，经杨先生同意，删去了原作中的若干篇目，这是不得不向读者朋友特别说明的。

杨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历史反映人类社会已逝的一切，因此，忠实地再现历史本相是史学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任务。但是，历史真相并不是一眼可见，一索可得的。它需要历史学家‘上穷碧落下黄泉’，充分掌握一切可能掌握的资料，经过严密的考证与分析，才能比较准确地再现出来。”“我认为，历史学家笔下的史实要能经受不同立场、不同时期的读者的挑剔和检验，争取做到：你可以反对我的观点，但推翻不了我的史实。”我相信，这本新版的《从帝制走向共和》，正是杨先生此语的又一绝佳例证。

编者

201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