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不是人，”他无所顾忌地说，“到了二〇五〇年——也许更早——所有关于老话语的知识都会消失。过去的整个文学都会被摧毁。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他们只会在新话语的版本里存在，不仅变成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而且实际上还会成为某种与它们过去所有的意思互相矛盾的东西。连党的文学都会改变。连各种口号都会改变。自由的概念都废除了，像‘自由即奴役’这样的口号又有何用？整个思想气候都截然不同了。事实上，我们现在理解的思想不存在了。正统意味着不思考——不需要思想。正统就是无意识。”
温斯顿突然深信不疑，总有一天，赛姆会被蒸发的。他太有头脑了。他看得太明白，说得太清楚。党不喜欢这样的人。他有一天会失踪的。这点就写在他的脸上。
温斯顿把面包和奶酪吃完了。他在椅子上斜过一点身子，喝杯子里的咖啡。他左边饭桌上的那个男人，嗓子呱呱呱的，还在高谈阔论。一个年轻女子也许是他的秘书，背朝温斯顿坐着，在听他说话，似乎急于附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一次又一次，温斯顿听到了“我想你是对的，我同意你说的话”这样的附和，话音很年轻，女性的，相当卖傻。但是，那男人的声音一刻也不停顿，哪怕那个姑娘在讨好附和。温斯顿与这个男人有一面之交，尽管他不知道这人在虚构司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人三十来岁，喉头发达，嘴阔大而灵活。他的头稍稍后仰，因为他坐的角度，他的眼镜有些反光，温斯顿因此只能看见两个镜片，看不到人眼。令人有点恐怖的是：从他大嘴说出的滔滔不绝的话里，简直不可能听清楚一个词儿。只有一次，温斯顿听清了一句话——“完全彻底地消灭戈尔茨坦主义”——这话说得非常快，而且，听起来似乎连成了一整块，好像浇灌成一行的铅字。其余的话就是吵闹声，“呱呱呱”叫唤。可是，尽管不能完全听清楚这个人在说什么，你却丝毫不会怀疑其一般的性质。他也许是在谴责戈尔茨坦，要求对思想犯和坏分子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他也许是在历数欧亚国军队的暴行，他也许是在歌颂老人家或者马拉巴前线的英雄——总之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不管是在谈论什么，你都能肯定他说的每个词儿都是正统的，纯粹的英社。温斯顿一边观察那张没有眼睛的脸，只见那张嘴喋喋不休，一边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认为这不是一个真人，而是一种假人。那不是人脑在说话，那是喉咙在说话。他喋喋不休的那些玩意儿由词句组成，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讲话：那是无意识状态里的一种噪音，如同鸭子在“呱呱呱”叫唤。
赛姆一时间陷入沉默，用勺把子在一摊烂炖里划来划去。另一张饭桌上传来的说话声很快，尽管周遭乱糟糟的，依然清晰可辨。
“新话语里有一个词儿，”赛姆说，“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就是鸭语，像鸭子一样‘呱呱呱’叫唤。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儿，含有两种互相矛盾的意思。用在对方身上，它是骂人；用在你喜欢的人身上，它就是表扬。”
毫无疑问，赛姆会被蒸发的，温斯顿再次想到这个结果。他想到这点，心里很难过，尽管他很清楚赛姆看不起他，还有点不喜欢他，而且只要有理由，就会振振有词地谴责他是思想犯。赛姆身上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错误东西，也有一些他所缺乏的东西：谨慎、超然、一种尚可拯救的愚蠢。你不能说他是非正统的。他相信英社的各种原则，他尊敬老人家，他为各种胜利欢呼，他仇恨异端，不仅真诚地仇恨，还有一种不安的热情，对最全新的资讯了如指掌，这是一般党员达不到的水准。然而，他身上总是有些名声不好的东西。他所说的话还是不说为好，他读了很多书，经常光顾栗子树咖啡店，那里画家和音乐家云集。没有法律，哪怕是不成条文的法律，不让人经常到栗子树咖啡店，然而那个地方兆头不妙。党内不被信任的老人经常去那里聚会，最终会被清洗。戈尔茨坦本人，据说，几十年前曾经在那里露面。赛姆的命运不难预见。但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如果赛姆抓住了温斯顿的内心观念的本质，哪怕只有三秒钟，也会立即向思想警察告发。在这种事儿上，换了任何人也一样，不过赛姆尤其如此。热情还不够。正统就是无意识。
赛姆向上望去。“帕森斯来了。”他说。
听他的话外之音好像在说“那个讨厌的傻瓜”。帕森斯是温斯顿在胜利大厦的同楼租户，这时正穿过饭厅走来——一个中年男子，矮胖，一头金发，一张青蛙脸。刚刚三十五岁，他已经把脖子吃出了脂肪褶子，腆腰叠肚的，但是他动作灵泛，孩子气。他的整个长相都像发育很猛的小男孩，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虽然他身着制服，但是人们简直只会想到他穿了少年揭发队的蓝短裤、灰衬衫，以及红领巾的样子。想到他那副样子，你总是看见他肉乎乎的膝盖，袖子卷起露出了胖滚滚的胳膊。帕森斯，的确，只要有正当借口，十之有九会穿上短裤，参加团体远足或者其他体育活动。他兴致勃勃地向他们两个喊着“哈喽，哈喽”，在饭桌旁坐下，一股汗腥味儿浓浓地挡都挡不住。他的粉嘟嘟的脸上细小的汗珠子清晰可见。他出汗的能力超强。在社区活动中心，你若看见他的球拍把子是湿的，说他刚刚打过乒乓球一准没错。赛姆弄出一张纸条，上面写了长长一栏字，指间夹着一根墨水笔，正在苦心琢磨。
“看他在吃午饭的时间都在工作，”帕森斯说，胳膊肘捅了捅温斯顿，“积极吧，嗯？你在那里忙什么，老伙计？我估计，对我来说那都是很高深的东西。史密斯，老伙计，我跟你说我为什么到处找你。你忘了向我缴费了。”
“什么费？”温斯顿说着，早自动地去掏钱了。你的工资的四分之一都用来自动捐赠，名目多不胜数，很难说清哪是哪。
“仇恨周捐款。你知道——户户相连基金。我是咱们片儿的财务。我们干得不遗余力——争取来一次轰动的表现。我跟你说，如果胜利大厦在整个街区挂不出最壮观的旗帜，那可不是我的错。你答应交给我两块钱呢。”
温斯顿摸出来两张皱巴巴的脏钞票，递了过去，帕森斯用文明人爱用的干净字体记在一个小笔记本上。
“想起来了，老伙计，”他说，“我听说我家的那个小叫花子昨天用弹弓打你了。我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实际上，我跟他说，要是他再干这种事儿，我会把弹弓没收了。”
“我想他是没有看成绞刑，心里不痛快。”温斯顿说。
“唉，也是——我的意思是说，表现了正确的精神，不是吗？他们就是无恶不作的小叫花子，两个都那德行，不过说话很积极！他们整天想的就是少年揭发队，当然还有打仗。你知道我家那个小丫头上个星期六随队到伯克汉普斯特德远足干什么了吗？她约了另外两个小丫头跟她一起，偷偷离开远足队伍，整整一个下午去跟踪一个陌生人。她们跟踪了两个小时，穿过那个森林，然后，她们到了阿莫沙姆，把他交给了巡逻队。”
“她们为什么这样干？”温斯顿说，颇有几分吃惊。帕森斯扬扬得意地说：
“我家小妞认定他是某种敌人的特务——也许是空降下来的，比方说。但是，关键在这里，老伙计。你想是什么东西让她首先产生怀疑的吗？她发现他穿了一双奇怪的鞋——她说她以前从来没有看见有人穿那种鞋。因此十之八九他是个老外。七岁的娃娃够机灵的，是吧？”
“那人后来怎么办了？”温斯顿问道。
“哎，当然，我说不来。不过，我一点不会惊讶，如果——”帕森斯做了一个端枪瞄准的动作，舌头“咔哒”一声，表示射击。
“好啊。”赛姆心不在焉地说，没有抬头，还在看他的纸条。
“我们当然不能疏忽大意。”温斯顿尽职地说。
“我要说的是，正在打仗呢。”帕森斯说。
仿佛为了验证这话，他们头顶上的电屏上传出来吹号声。但是，这次却不是宣布军事胜利，而是富足部的一个告示。
“同志们！”一个急促的年轻声音喊道，“注意了，同志们！我们向你们宣布光荣的消息。我们在生产上打了大胜仗！现在回首各类消费品的总数额，看得出生活水平在过去一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今天上午，大洋国举国上下举行了自发的游行，工人走出工厂和办公室，高举旗帜，走上街头，高声呼喊，感谢老人家给人民带来了全新的幸福生活，这归功于老人家的英明领导。以下是一些完成的数字。食物——”
“我们全新的幸福生活”重复了好几遍。这是富足部近来挂在嘴边的话。帕森斯，他的注意力被号角声吸引住了，坐在那里目瞪口呆，一本正经，一种深受启发的无聊神态。他跟不上电屏上念数字的速度，但是他清楚这些数字反正是让人满意的。他掏出来一个硕大、邋遢的烟斗，里面已经填上了半烟斗烟叶。因为一个星期只供应一百克烟叶，是不可能把烟斗装得满的。温斯顿在吸一根胜利牌香烟，小心翼翼地把烟横着拿。新的配额供应明天才开始，他手头只有四根香烟了。此时此刻，他对远处传来的吵闹声充耳不闻，直耳静听电屏上传出的东西。看样子，一星期巧克力的供应量提高了二十克，国人都要上街游行，感谢老人家的恩泽。他思忖，昨天电屏还宣布巧克力供应一星期削减了二十克呢。仅仅过了二十四小时，国人就吞咽了这个碴儿了吗？是的，他们生吞活剥了。帕森斯轻而易举地吞咽了，像动物一样愚不可及。另一张饭桌上那个看不见眼睛的家伙吞咽得很狂热，很来劲，而且谁要是还敢说上星期巧克力供应量只有三十克，他就会迫切要求对其追查到底，无情谴责，予以蒸发。赛姆，他也吞咽了——方式比较复杂，涉及双重思想。那么，难道只有他一个人还有记忆吗？
神话一样的统计数字从电屏上源源不断地发送出来。与去年相比，食物、衣服、房子、家具、饭锅、燃料、船只、直升机、书籍、婴儿——一切都增加了，只有疾病、犯罪、神经病除外。一年又一年，分分秒秒，每个人，每样东西，都在飞速增长。如同赛姆早就干过的，温斯顿也拿起勺子，蘸了流过饭桌的那摊灰不溜丢的烂炖汤，画了一道长线，构成一个图案。他思考着生活的物质状况，气不打一处来。这种状况要一直持续下去吗？食物吃起来总是这个味道吗？他环顾一下食堂。低矮的天花板，拥挤的饭厅，因为人多拥挤，四壁脏兮兮的；糟烂的铁饭桌和椅子，摆放得拥挤不堪，坐下来擦肩摩肘的；弯曲的饭勺，坑坑洼洼的盘子，粗糙的白色杯子；表面都是油腻腻的，每条缝隙都塞满污物；劣质杜松子酒、劣质咖啡、铁腥味烂炖以及脏衣服混合在一起，发出一股酸苦味儿。你的肚子，你的皮肤，总有一种抗议，感觉你有权利享受的什么东西却被你欺骗了。没错，他对任何完全不同的东西都没有记忆了。凡是他能够确切记得的，不论什么时候，都是食物从来没有够吃过，袜子或者内衣上总是布满破洞，家具总是破旧不堪，房间的暖气总是不热，地铁总是人满为患，房子总是东倒西歪，面包总是黑乎乎的，茶总是不够喝，咖啡总是很难喝，香烟总是供不应求——什么东西都不便宜，都不充足，只有杜松子酒还差强人意。当然，尽管随着人变老，状况越来越恶化，但是如果你对日子难过、环境肮脏、物质贫乏感到沮丧，因为冬季漫长、袜子脏破、电梯失灵、用水冰凉、肥皂粗糙、香烟糟碎、食物发霉而心情低落，这难道不是表明，这都不是事情的自然秩序吗？为什么除非你有某种祖先的记忆，明白事情原来并非这种样子，你就会觉得这一切不堪忍受呢？
他再次环顾一下食堂。几乎每个人都很丑陋，而且如果不是都穿着蓝色制服，看上去会更加不堪入目。饭厅的那一头，一个人坐在饭桌边，一个奇怪得像甲壳虫模样的瘦小男子，在喝咖啡，他那双小眼睛疑虑重重地四下张望。温斯顿想，如果你不注意周围的情况，那就很容易相信党树立的理想体格——身高体壮的青年，胸脯丰满的姑娘，金色头发，充满活力，肤色健康，无忧无虑——是存在的，甚至占据了主导地位。实际上，按他的判断，一号简易机场的人民大多数都身材矮小，肤色黑，不遭人待见。奇怪的是，这种甲壳虫模样的人怎么在各部里随处可见：人长得五短三粗，不到年纪就变得胖墩墩的，小短腿，行动敏捷，走道小跑，表情费解的肥嘟嘟的脸盘，小眼八叉的。这种类型似乎在党的统治下人丁兴旺。
富足部的告示在再一次响起的号角声中结束，让位于微小的音乐。帕森斯在一连串数字的轰击下按捺不住呆钝的热情，把嘴里的烟斗取了出来。
“富足部今天确实干得不错，”他说，一边摇头表示欣赏，“随便问一声，史密斯老伙计，我说你有刀片借我用一下好吗？”
“一片也没有，”温斯顿说，“我自己六个星期里一直使用一个刀片。”
“啊，没事儿——只是想到问你一声，老伙计。”
“对不住了。”温斯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