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顿放下两臂，缓缓地往肺里吸气。他的脑子堕入了双重思想的迷宫。知道与不知道，了解全部真实情况却讲精心构建的谎言，同时主张两种互相抵消的观点，明知道它们互相矛盾却还相信不疑，利用逻辑反对逻辑，拒绝道德却高喊道德，相信民主不可行却认定党是民主的卫士，忘记需要忘记的一切却在需要时塞回记忆里，然后又迫不及待地忘掉。尤其是，同样的把戏应用于同样的把戏本身——这套手法玄妙之极：有意识地导致无意识，然后，再对你刚刚完成的催眠状态变得无意识。即便为了理解“双重思想”这个词儿，你还得使用双重思想。
女领操员又吆喝他们集中注意力。“让我们看看谁能够到脚趾！”她热情地说，“请从腰部下弯，同志们。一二！一二！……”
温斯顿讨厌这节体操，这动作引起的疼痛从脚跟一直传到屁股，往往会在结束时带来又一次咳嗽。他沉思得到的一星半点儿的快活全抵消了。过去，他想，不仅仅被篡改了，实际上早已经被摧毁了。因为，除了你自己的记忆外已不存在记录，你如何能够确立显而易见的事实呢？他努力记忆他第一次听到人家提及老人家是哪一年。他想那一定是六十年代某一时间，但是很难弄准确了。在党史里，当然，老人家自打革命的早期岁月就以革命的领导和卫士自居。他的功劳过去一步步往回追溯，一直追溯到四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那些寓言般的世界。那时，资本家们仍旧戴着新奇的高顶礼帽，坐在明晃晃的大汽车或者镶满玻璃的马车里，在伦敦大街上驰骋。无法知道这种传说多少是真实，多少是虚构。温斯顿甚至记不得党本身是什么时候诞生的。温斯顿不相信在一九六〇年之前，他曾听说过“英社”这个词儿，不过在老话语里可能存在——那就是“英国社会主义”——已经早在流行了。一切都融化到迷雾里了。有时候，的确，你能指出哪句是谎言。比如说，在党史课本里声称党发明了飞机，这话显然不真实。他从小就记得飞机。可是你证明不了什么。证据从来是没有的。他长了这么大，只有一次掌握了无可置疑的文件，证明一个过去事实是伪造的。而那一次……
“史密斯！”电屏里那个尖里尖气的声音喝道，“6079号温·史密斯！是的，就是你！弯腰，请深度弯腰！你能做得更好。你不使劲。弯低一些，快！这就好多了，同志。现在稍息，全队注意，看着我。”
热汗一下子在全身冒出来。他的脸仍保持着完全琢磨不透的表情。千万别露出不快神色！千万别露出恼怒的神色！两眼闪现一丝神情，就会露馅。他站直身子注视那个女领操员把两臂举过头——谈不上多么优雅，但是相当干净利索——然后弯下身体，手指第一个指节摸到了脚趾。
“就这样，同志们！这就是我想看到你们做到的。再看我做一遍。我三十九岁了，有四个孩子。现在看看吧。”她再次弯下腰，“你们看我的膝盖一点都不弯。只要你想做，你就能做到。”她一边说一边伸直身子。“任何四十五岁以下的人，都绝对能够触摸到脚趾。我们大家没有到前线打仗的优势，但是至少我们大家能保持身体健康。记住我们在马拉巴前线打仗的孩子们吧！记住那些在水上堡垒里的战士吧！想一想他们不得不面对的困难吧。现在再试一遍。这次好多了，同志，这次好多了。”她注意到温斯顿使劲弯腰，膝盖笔直，几年来第一次成功地摸到了脚趾，补充鼓励道。
四
日常工作开始了，温斯顿不自觉地深叹一口气，哪怕电屏近在咫尺也不能阻止他，随后他拉过来说写器，吹掉说写器话筒上的灰尘，戴上眼镜。接下来，他展开并夹住四个小纸卷，它们是从写字台右边那个风动管跌落出来的。
小格子间的墙壁上有三个孔。说写器右边，一个细风动管送来书面资讯；左边，一个粗风动管送来报纸。在侧墙上，温斯顿伸手就能够到，是一个铁丝网罩着的大长方形口。这口子是为了处理废纸的。整栋楼里类似洞口准备了成千上万个，不仅是每个房间里都有，而且每条过道隔不远就备有一个。因为某种原因，它们被戏称为记忆洞。一旦你知道什么文件应该毁掉，或者正好看见一片废纸掉在地上，都要自动地掀起最近的记忆洞盖，把它扔进去，由一股热气流旋入无以数计的焚烧炉里，它们就隐藏在大楼的某个隐蔽处。
温斯顿把展开的四张纸单逐一检查一番。每张纸单上写了一两行资讯，全部是缩写术语——不完全是新话语，不过使用了不少新话语词儿——为部里内部专用。它们如下：
泰晤士报 17.3.84 老大讲话误报非洲校正
泰晤士报 19.12.83 预报三年计划83年四季度误排校正近期
泰晤士报 14.2.84 富部误引巧克力校正
泰晤士报 3.12.83 报道老大下令双加不妥提及非人全部重写存档前上交
温斯顿心头掠过一丝满足感，把第四张纸单放在一边。这是一种繁复的要负责任的工作，还是最后解决为好。其他三项是例行公事，尽管第二件也许需要清理一连串数字，难免枯燥。
温斯顿在电屏上拨了“过期报刊”号码，要了相关各期《泰晤士报》，几分钟后风动管就传送过来了。他接到的资讯涉及的文章或者新闻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都被认为需要改动，或者，一如官方使用的语言，需要校正。比如说，三月十七号的《泰晤士报》刊文说，老人家在前一天的讲话里预言南印度前线无战事，但是欧亚国蠢蠢欲动，不久会在北非发动攻势。实际情况是：欧亚国最高司令部却在南印度发起攻势，没有去碰北非。因此，这就需要仔细改写老人家讲话中的一段，让他预言的事情与实际发生的情况保持一致。还有，十二月十九日的《泰晤士报》登载了官方预报一九八三年第四季度各类消费产品的产量，这也是第九个三年计划的第六季度。今天的《泰晤士报》刊登了实际产量的文章，两相对照，原来的预报每一项都很离谱。温斯顿的活儿就是校正原来的数字，让它们与后来的数字相符。至于第三份资讯，只是涉及一个很简单的错误，一两分钟就改正了。刚过去的二月份，富足部下文许诺（官方话是“绝对保证”）一九八四年的巧克力供应不再减量。实际上，一如温斯顿知道的，本周末还未到，巧克力供应已经从三十克减到了二十克。温斯顿所要做的是把原来的许诺改成一种提醒，说也许在四月份的某个时候需要减少巧克力的供应量。
温斯顿每处理过一条资讯，就把说写器更正的东西夹在《泰晤士报》相关的版面上，送进风动管。然后，用了一个尽可能无意识的动作，他把原始资讯和他做的笔记都攥成团，扔进记忆洞，由火焰烧掉。
风动管通着的那个看不见的迷宫，又会发生什么，他并不知道细节，但是他知道一般情况。不管哪天的《泰晤士报》，所有需要校正的内容收集并修改过后，那天的报纸就会立即重印，原来的版本同时销毁，校正的版本取代原来的存入档案。这一不断篡改的程序不仅应用于报纸，也应用于书籍、期刊、小册子、招贴画、传单、电影、录音带、漫画、照片——任何一种文艺载体只要涉嫌政治意义或者意识形态，都要经历这一程序。每一天，每一刻，过去都要和当前挂钩。这样，党做出的每个预言都会由文献证明是正确的；任何新闻或者观点表达，只要与当前的需要不合，绝不允许保留记录。所有的过去都是一张羊皮纸，只要需要就会经常被刮干净，彻底重写。这种活儿一旦干过，就绝不可能留下把柄，让人看出发生过篡改的事情。记录司那个最大的处，比温斯顿工作的这个处要大很多，所有上班人员的本职工作就是顺藤摸瓜，收集所有早该更新和销毁的书籍、报纸，以及其他文献。若干《泰晤士报》，由于政治风云变幻，或者老人家说了错误的预言，会篡改十几遍，却仍按原来的日期存档，没有别的版本留下来与之对照。书籍，也是一次又一次地被召回，被篡改，重新发行时没有任何说明修改过。甚至温斯顿收到的书面指示，一旦处理过就无一例外地销毁，也从来没有声明或者暗示曾篡改过什么内容；说明的总是那些疏忽、错误、误印或者误引等，是为了准确起见才逐一改正的。
然而，他一边修改富足部的数字，一边心下思忖，这种行为事实上连伪造都谈不上。这事儿只是一个瞎话代替另一个瞎话而已。你处理掉的大多数材料都与真实的世界毫无关系，连十足的谎言里所包含的那种联系都没有。统计数字原来的版本就毫无根据，修改过的版本则是为所欲为。很多时候你都得按上头的意思，从你脑袋里凭空弄出那些统计数字。举例来说：富足部的预报说本季度靴子的产量为一亿四千五百万双。实际生产给出的产量是六千二百万双。但是，温斯顿改写那个预报数字时，要减少到五千七百万双，这样一来，就可以一如既往声称超额完成了任务。不管怎样，六千二百万并不比五千七百万更接近真实情况，也不比一亿四千五百万双更具真实性。很可能，靴子根本就没有生产出来。还有可能的是，无人知道究竟生产了多少双靴子，也无人关心这个。你只知道每个季度纸面上生产了天文数字的靴子，与此同时大洋国一半人口都没靴子穿。每样事实的记录都是这个样子，不论大小。所有事情都消隐在一个影子世界里，最后，连这年是什么年份都变得难以确定了。
温斯顿向大厅那边瞄了一眼。在对面相应的那间小格子间，坐着一个面相刻板、下巴发黑的小个子男人，名叫蒂洛森，正在忙着干活儿，膝盖上摆了一张折叠的报纸，嘴巴紧紧地对着说写器的话筒。他那副样子，竭力让自己和电屏之间所说的话不为人知。他抬头看人，他的眼睛向温斯顿这边投来充满敌意的一瞥。
温斯顿几乎不认识蒂洛森，不知道他在从事什么工作。记录司的人员开口不谈他们的工作。在这间没有窗户的长长的大厅里，小格子间排成两行，窸窸窣窣的翻纸声不绝于耳，嗡嗡的声音是对着说写器唧唧哝哝发出来的，有十几个人温斯顿根本就不知道名叫什么，尽管他每天在楼道里看见他们走来走去，或者在“两分钟仇恨”活动中咬牙切齿挥手舞脚什么的。他知道紧挨他的那个小格子间是那个淡黄色头发的小女人，一天到晚埋头干活儿，只是在报纸上查找已经蒸发，因此被认为从来不曾存在过的人的名字，把它们统统画掉。这活儿真是找对人了，因为她自己的丈夫两年前就蒸发了。隔着几个小格子间，坐了一个温和、低效、梦游的家伙，名叫安普尔福思，耳朵上汗毛很多，篡改韵文和韵律很拿手，一天起来就是鼓捣出一些篡改过的诗歌版本——他们称为定稿本——因为这类诗歌已经造成意识形态上的麻烦，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被保留在各种选集里。这个大厅里有五十来个工作人员，还只是一个科，可以说是记录司这个庞大的复杂机构里的一个细胞。远远近近，上上下下，还有成群的工作人员，都在从事一种无法想象的工作。庞大的印刷车间都配备编辑、排印专家、伪造照片的设备精良的暗房，一应俱全。电视节目科有工程师、制片人、各种演员，他们各有专长，特别挑选来模仿别人的声音。资料人员也齐备，他们的工作只是开列应该召回的书籍和杂志的清单。各种陈列室都很宽敞，篡改过的文件就收藏在这里，而焚烧炉则很隐秘，原始文件版本都在那里烧掉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一概匿名。那些负责指导的智囊团协调着整个艰难的工作，决策必不可少的方针路线，规定过去的这个碎片应该保留，那个碎片应该篡改，另一个碎片则应该彻底被消灭。
记录司，说到底，本身不过是真理部的一个部门，因为真理部的工作不是重构过去，而是为大洋国的公民提供报纸、电影、教科书、电视节目、剧本、小说——凡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所有信息、教诲或者娱乐，从一座雕像到一句口号，从一首田园诗到一篇生物学论文，从儿童识字课本到新话语词典，面面俱到。真理部不仅为党提供多种多样的需要，而且也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复制了一整套低级的系统。各个部门形成了一整条链子，专门处理无产阶级文学、音乐、戏剧，以及一般性娱乐。这条链子出版了垃圾报纸，几乎空洞无物，实在的只有体育、犯罪、星相学、耸人听闻的廉价小说、色情电影，还有完全靠一种名叫“韵文写作器”的特别万花筒，通过机械手段谱写出来的靡靡之音。甚至还有一个配套的附属科——新话语叫作“春宫”——负责生产低俗不堪的色情文学，密封发行，除了干活儿的人，任何党员不得阅读。
温斯顿在忙活，三条资讯又从风动管里跌落出来；不过它们是些简单的事情，“两分钟仇恨”活动插进来之前，他就都处理了。仇恨活动结束后，他回到小格子间，从书架上取下新话语词典，把说写器推开，擦了擦眼镜，开始干上午的主要工作。
温斯顿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是工作。多数活儿是枯燥的例行公事，但是其中也有些活儿很困难，很棘手，你一旦上手，就好像迷失在一道数学难题的深渊——例如复杂的伪造活儿，没有任何依托，只能依靠你对英社各种原则的了解以及猜测党想让你说什么。温斯顿干这种活儿得心应手。有一次，他甚至接手校正《泰晤士报》的社论，通篇都是用新话语写成的。他打开早些时候放在一边的那条资讯。全文如下：泰晤士报3.12.83报道老大下令双加不妥提及非人全部重写存档前上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