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尚在过程中的全球化(1)

●晚近以来，一项相当引人注目的学术发展，就是把理科中的生物学研究，跟文科中的人类学研究与历史学研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结合。分子生物学发现，地球上任何两个人的全部基因组之间的平均差别，仅为千分之一；而在父子间遗传的Y染色体基因组内，发生突变的概率又只有三千万分之一。此外，同一血缘团体的成员间，在基因水平上对内享有共性，对外则保有边界。这不但为我们通过对比而研究血缘人群的遗传历史，也为我们追溯自远古以来就反复分化、融合的各种大型混合人群迁徙与互动的漫长过程，提供了科学上的手段。由此，经过国际上各基因组的合作排查，到我们为止的演化过程就空前清晰地展现出来，其大体的情况是：13亿年之前，出现了我们的亲戚草履虫；300—400万年之前，人类从一种古猿演化而来；200万年之前，人类第一次走出非洲；大约10万年之前，他们第二次走出非洲。这意味着，我们几乎全都是第二次走出非洲的晚期智人的后代，或者说，当今遍布整个地表的人群，原本就来自同一个物种。由于《圣经》掌故的影响，国外把现代人类的母系起源形象地称为“非洲夏娃”；而来自这同一“老母猴子”的后代，由于从那里出走到世界各地，必须适应不同的环境而生存，就逐渐演化成如今这种有同有异的样子。

●然而，人类历史正像《三国演义》所说，其大势是“分久必合”。这些已然来到世界各地、各自构建了不同文明系统的人科动物，毕竟还享有99.9%相同的基因，还可以相互通婚，共同生子；诺姆·乔姆斯基[2]曾通过“普遍语法”的命题，从作为遗传因素的语言潜能方面，把这种具有确定性的人类，同所有的其他动物区分开来。这种本质上相通的人科动物，免不了要穿越文明去相互往来，这既构成了前人进行跨文化活动的基础，也构成了后人进行跨文化研究的基础。——比如，李零就曾在《中国学术》上撰文指出，古代中国有一种重要的艺术主题，即将若干不同种类的动物（鹰、狮、虎、鹿、羊等）混合而成的、背生双翼的想象动物，广泛用于各种不同的材质（金、银、玉、石、陶、铜等），它流行于春秋战国到魏晋南北朝的艺术作品中。长期以来，这被当作我们最典型的国粹，然而，李零通过搜集先秦两汉时期的典型材料，并与域外的类似主题进行比较研究，却发现，这是一种虽已被“中国化”却仍“大有胡气”的艺术主题。这个案例相当扎实地说明，早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就已经有了横跨亚洲大部的绵延艺术主题；这种视觉表象作为一种确定的文化遗迹，足以说明那时就有相当广泛的人类交往，虽然我们还毋须用“全球化”来命名它。

◎中国的有翼神兽，无论就文献记载看（如《汉书·西域传》的记载），还是从文物形象看（如依托狮子的形象），都与西亚、中亚和欧亚草原的艺术有不解之缘。它在中国艺术中的出现似可上溯到春秋中期或至少是晚期，是从那时突然出现，逐渐发展为中国艺术的重要主题。其流行时期主要是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6世纪这一段。春秋中期到战国时期（公元前6—前3世纪），即与格里芬在波斯、中亚和欧亚草原的流行期大致同步而略晚，中国也有很多类似发现，它们是以铜器和铜器纹饰为主，即主要是小件青铜器或青铜器的装饰物。主题，最初是以典型的格里芬即鹰首类最突出（战国以后逐渐衰亡），但带翼鹿（麒麟）、带翼狮和带翼虎也已出现，主要类型都已齐全。它们的风格与西亚等地流行的格里芬在主体特征上是一致的，比后来更有外来特点。[3]

●考古新发现促使史学家们重新思考、认识和组织中国历史的叙事。比如，“中央王国”是否总是对非汉族的外来者怀有敌意？崇山峻岭和西部一望无际的沙漠使得中国地理意义上的边疆充满险阻，这一点确保了只有少量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以及少量的中国人去往外国；而这些历经艰险的旅行者确实从域外带回了知识和技术。比如佛教本是印度的信仰体系，后来在中国发展成为国教之一，这一惊人的成功，证明了古代中国人对外来宗教是如何的开放和包容。[4]

●到了近代，随着合理性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发展，人类各个群落间的交往就变得更加常见甚至常态化。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写过一本有趣的书，通过对几幅艺术画面的分析，生动地展示了一个在人类欲望的膨胀下逐渐变得狭小起来的物质世界。——“在一幅绘画中，一名荷兰军官倾身向前，正对着一名面带笑容的女子。在另一幅画中，一名女子站在窗口，掂量着几枚银币。在第三幅画中，水果从瓷碗中滚出，滑落在一条土耳其地毯上。维梅尔的绘画作品向来以美丽与神秘征服世人：这些描绘精巧的动人时刻背后隐藏着何等奇妙的故事？正如卜正民在《维梅尔的帽子》中向我们展示的那样，尽管这些图画的含义似乎十分私密，但它们实际上为世人打开了通往一个迅速扩张的世界的大门。军官戴的时髦帽子是用海狸毛皮制成的，当时的欧洲探险家从土著美洲人那里用武器换取海狸毛皮。贩卖海狸毛皮的收益则为水手寻找前往中国的新航线之旅提供了资金支持。在中国，欧洲人用秘鲁银矿出产的银子，购买了数以千计的瓷器，瓷器成了这段时期荷兰画作中最亲切的常客。卜正民追溯了迅速成长的全球贸易网络，正是全球化经济的发展，让海狸毛皮、土耳其地毯和中国瓷碗同时出现在台夫特（Delft）的客厅里。”[5]

●即使如此，在以往那些相对寂静的岁月里，人们还是无法想象，人类各个文明之间的交往，竟能变得像现在这样频繁、密切、嘈杂，甚至成了须臾不可稍离的生存手段。今天，即使在最平凡的日常起居中，我们也是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离不开作为整体的“全球场”。——不过，这种整合却带来了让人爱恨交加的双刃剑。一方面，我们由此好像是更加自由了，从这块疆域到那块疆域，大家可以轻易地飞来飞去，享受到各种文明的发明与特色。可另一方面，正如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1944—）在其名著《风险社会》（Riskogesellschaft）中所说，在地球越变越狭小逼仄的同时，人类生存的空间也被日渐压缩，使得心情与感受越来越紧张，因为地球上任何角落的突发事件，都可以即时传播到我们耳朵里，要求全体人类共担风险，从而构成我们心跳加快和夜里失眠的理由。

◎自20世纪50年代起，无论人们身处地球的何方，彼此之间的联系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密切。全球性的接触（在世界范围的人际关系的意义上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形式更加多样，发生得更加迅速，影响也更加深远。全球意识已不再局限于学者和精英人士偶尔谈起的话题，而已成为各个国家、各种文化和各个阶级的人民的日常生活经验。

◎且看主要或完全是在20世纪中期以来出现的许多新型的全球联系：因特网、电视、卫星、光纤电缆、航空、全球会议、洲际连锁生产、全球营销策略、电子货币和金融、近海地带、洲际导弹、国际刑警网、全球人权工具、联合国体系、气候变化、同温层臭氧损耗、生物多样性丧失、全球性体育竞赛、“世界纪录”、“世界音乐”以及从外层空间拍摄的地球照片。在此之前的数代人都对这些全球性的事物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6]

●互联网上有段俏皮话，虽然说得有点损，却有点歪打正着地，从消费或欲望的角度，说明了当代生活的全球化程度：“住英国房子，买俄罗斯别墅，用瑞典手机，戴瑞士手表，做泰国按摩，洗土耳其桑拿，雇菲律宾女佣，配以色列保镖，开德国轿车，坐美国飞机，喝法国红酒，吃澳洲海鲜，抽古巴雪茄，穿意大利皮鞋，看巴西足球，观奥地利歌剧，活日本长寿，拿丹麦津贴，领沙特工资，当中国干部！”当然，我相信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不可能这么过分，——即使今后也不能，因为地球的资源根本就承担不起。不过，随便往周围打量一下，会发现我们日常起居中的全球化程度，也已相当不低。比如，让我们随便放纵一下想象：早上起床去一趟卫生间，就可能用到西班牙的洁具、韩国的牙膏和台湾的肥皂；再走进书房打开笔记本电脑，可能正是美国的苹果品牌；在电脑上浏览一则新闻，那可能正是法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又接到一个电话，就算那不是留学的孩子从新西兰打来的，使用的也可能是芬兰公司的手机；再吃一顿简单的早餐，很可能吃到奥地利的奶酪、意大利的橄榄油、澳大利亚的燕麦片；餐后，还可能再吃几粒美国的多维、巴西的蜂胶和韩国的人参胶囊；然后开车上班，开的很可能是德系的车，而车载收音机却来自新加坡，播放着俄罗斯的老歌；到单位后再看看一天的日程，很可能要回复来自日本的电邮，讨论派驻非洲或马来西亚的项目，或是接待来自丹麦或瑞典的访客……

●不必再往下具体推想了，那样的列举会没有尽头的。如果说，在老舍的名剧《茶馆》里，那位反派人物唐铁嘴的逗笑台词，就已经让他有了某种“国际化”的感觉——“你看，哈德门烟是又长又松，一顿就空出一大块，正好放‘白面儿’。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那么相比起来，大家今天的日常生活，就连说是让“八国联军”侍候着，恐怕都嫌不够带劲儿，根本就是被联合国侍候着！而讽刺的是，这种日常生活的密切国际化，的确很便于国人去抵制“哪国货物”，因为几乎触目就能找到相应的对象；可反过来说，让那些极端人士感到懊恼的是，他们由此也最终“制裁”了本国同胞，因为无论其制造商还是所有者，都跟中国本身脱不开干系。

◎我们来看一个活生生的全球化的例子。全球化的故事可能就藏在一块小小的计算机硬盘（hard disk drive）之中（如果这个计算机是1995年以后买的）。拆开计算机，我们会发现，硬盘可能就是Seagate公司生产的——Seagate是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硬盘生产商。这个硬盘有一个部件叫做脑件（head）（读写数据的设备），一般由两道工序制成，一是薄件（wafer）制作，一是称之为HGA（Head-Gimbal Assembly）和HAS（Head-Stack Assembly）的工序。薄件制作是硬盘生产中技术最尖端的工序，Seagate公司把它安排在美国和北爱尔兰；HGA是硬盘生产中最不需要技术、劳动力强度最大的工序，被安排在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脑件中的印刷电路板在泰国制造，而把元件装入印刷电路板则安排在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硬盘还有一个部件叫作媒质元件（media）（信息存储设备），是硬盘生产中技术较为复杂的一部分，最近从美国移到了新加坡。还有一个部件叫作马达（motors）（使媒质元件精确旋转的设备），被安排在泰国制造（也有可能从日本进口，日本的Nippon Densan公司占有75%的世界市场）。最后一道工序是硬盘组装，要求的技术比较低，安排在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7]

◎时空的客观特性经历了彻底革命的过程，我们不得不改变我们自己阐述世界的方式，有时候需要以十分激进的方式。我使用“压缩”这个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历史特征，主要是由生活节奏的加速来表征，然而如此克服空间障碍，就会使世界有时候看起来是向我们内部崩塌。[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