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薛侃录(2)

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则如何？”

曰：“此正是一循于理，是天理合如此，本无私意作好作恶。”

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安得非意？”

曰：“却是诚意，不是私意。诚意只是循天理。虽是循天理，亦看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懥、好乐，则不得其正。须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体。知此，即知未发之中。”

伯生[5]曰：“先生云：‘草有妨碍，理亦宜去。’缘何又是躯壳起念？”

曰：“此须汝心自体当。汝要去草，是甚么心？周茂叔[6]窗前草不除，是甚么心？”

注释

[1]无善无恶：语出《坛经·行由第一》：“惠能云：‘不思善，不思恶。正与应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

[2]“无有作好”等句：语出《尚书·洪范》：“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无有作好、无有作恶，意为没有自私的好恶。遵王之道，意为遵行王道。会其有极，意为会归于法度、准则。这是《尚书》中有关王道的名篇。

[3]裁成辅相：语出《周易·泰卦·象传》：“天地交泰，后以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裁成，意为剪裁成适用的样子。辅相，意为辅助、帮助。

[4]行不著，习不察：语出《孟子·尽心上》：“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意思是，这样做了，但不知道本来应当这样做，习惯之后，又不知道为什么应当这么做，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5]伯生：孟源，字伯生，王阳明弟子。

[6]周茂叔：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湖南道州营道（今道县）人，宋明理学的奠基人，程颐的老师，世称濂溪先生，著有《太极图说》、《通书》等。

译文

薛侃在清除花间的杂草时，顺便问：“天地间为何善难以培养，而恶难以去除呢？”

先生说：“这是因为人们没有培养善也没有去除恶。”过了一会儿，又说：

“像你那样看善恶，都是从表面上去思考，自然有错。”

薛侃不理解。

先生说：“天地间万物生生不息，像花草一样，何曾有善恶之分？你想赏花，就以花为善，以草为恶。你想用草，就以草为善。这样的善恶区别，都是由你心中的好恶而产生的。所以是错误的。”

薛侃说：“那么就没有善恶的分别了吗？”

先生说：“无善无恶是理之静，有善有恶是气之动。能让气不动，就是无善无恶的状态，就是至善。”

薛侃说：“佛教也讲无善无恶，这与先生的主张有何异同？”

先生说：“佛教住在无善无恶的状态上，其他的一切都不管了，这样就不能够治理天下。圣人讲的无善无恶，只是要‘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随便让气息摇动。然而‘遵王之道’，‘会其有极’，都是对天理的遵循，如同《易经》中说的那样‘裁成天地之道，辅助天地之宜’。”

薛侃说：“既然草不是恶的，那么就不用将草去除了。”

先生说：“这样说就是佛、道的主张了。草如果碍事的话，你除掉它又有何妨呢？”

薛侃说：“这样又是在为善为恶了吧。”

先生说：“不作好恶，并非完全没有好恶之分，如果那样的话就成了没有知觉的人了。所谓不作，是指人的好恶要遵循天理，不夹杂丝毫的其他心意。这样，就像不曾有好恶一样。”

薛侃说：“除草时怎样才能做到遵循天理，而不着他意呢？”

先生说：“草妨碍到你了，按照天理应当除去，那就除去得了；偶尔有些没有除去，也不要记在心上。如果心中有一分在意，那么心体就会被它所累，便会有许多地方被意气所动。”

薛侃说：“那么善恶全然与事物无关了？”

先生说：“善恶只在你的心里。遵循天理就是善，动了意气就是恶。”

薛侃说：“那么事物本身终究是没有善恶的？”

先生说：“在心是这样，在物也是这样。后世儒者独独不知道这个道理，才会舍弃本心的存养而去心外追求事物，是他们把格物的学问搞错了，整天在心外寻求，最终只是做得个‘义袭而取’的事情，终身做事开始时不知其然，习惯后又不知其所以然。”

薛侃说：“对于喜欢美色，厌恶恶臭，该如何理解呢？”

先生说：“这正是遵循天理的结果，天理本应如此，天理本来就是不因私欲为善为恶。”

薛侃说：“像喜好美色，厌恶恶臭，怎么能说没有私欲呢？”

先生说：“这是诚意，不是私欲。诚意就是遵循天理。尽管遵循天理去做事，不能掺杂丝毫私欲。因此有一丝激愤、怨恨、喜欢、高兴，那么心就不能保持中正。必须要大公至正，这才是心的本体。明白了这些，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未发之中’了。”

孟源说：“先生说：‘草妨碍到你了，按理应当拔掉。’为何又说这只是从表面上思考呢？”

先生说：“这需要你自己在心里仔细体察。你要除掉草，这一念生起时你生的什么心？而周茂叔不拔掉窗前的草，又是什么样的心呢？”

为学须有头脑

先生谓学者曰：“为学须得个头脑，功夫方有着落。纵未能无间，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虽从事于学，只做个‘义袭而取’，只是行不著，习不察，非大本、达道也。”

又曰：“见得时，横说竖说皆是。若于此处通，彼处不通，只是未见得。”

或问：“为学以亲故，不免业举之累。”

先生曰：“以亲之故而业举为累于学，则治田以养其亲者，亦有累于学乎？先正云：‘惟患夺志。’[1]但恐为学之志不真切耳。”

崇一[2]问：“寻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无事亦忙，何也？”

先生曰：“天地气机，元无一息之停。然有个主宰，故不先不后，不急不缓，虽千变万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时，与天运一般不息，虽酬酢万变，常是从容自在，所谓‘天君泰然，百体从令’[3]。若无主宰，便只是这气奔放，如何不忙？”

注释

[1]惟患夺志：程颐语，语出《河南程氏外书》：“故科举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夺志。”意为不怕科举耽误、妨碍对圣道学习，只怕因科举丧失了为圣的志向。

[2]崇一：欧阳德（1495~155），字崇一，号南野，江西泰和人，王阳明的弟子。

[3]天君泰然，百体从令：语出宋范浚《香溪集·心箴》：“君子存诚，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体从令。”

译文

先生对学生说：“做学问必须有个宗旨，这样功夫才有着落。即使不能无间断，也应该像船有舵一样，关键时刻一提便明白。否则，虽然是做学问，但也只是‘义袭而取’罢了，只能行而不明，习而不察，这并非圣人的中和之道。”

先生又说：“若真明白了圣人之道，不管怎么说都是如此。若这里说得通，那里说不通，是因为还没有真正明白圣人之道。”

有人问：“为了父母而做学问，难免被科举所累。”

先生说：“由于父母的原因参加科举考试而妨碍学习，那么，为了父母而种田，也妨碍学习吗？程颐先生认为：‘只害怕丧失了志向。’只是担心做学问的志向不够坚定。”

欧阳崇一问：“平时心意很忙乱，有事时固然会忙，无事时也会忙，这是怎么回事？”

先生说：“天地间气息的运行变化本来就没有瞬息中断过。因为有了一个主宰，变化时才会不先不后，不急不缓，但即使千变万化，而主宰却是一成不变的，人有了这个主宰才产生。如果人的主宰恒定不变，就像天地运行一样永无停息，即使日理万机，却也从容自在，也就是所谓的‘天君泰然，百体从令’。若无主宰，气息便四处奔流，怎么会不忙乱呢？”

做学问忌好名

先生曰：“为学大病在好名。”

侃曰：“从前岁自谓此病已轻，此来精察，乃知全未。岂必务外为人？只闻誉而喜，闻毁而闷，即是此病发来。”

曰：“最是。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更有功夫好名！”

又曰：“‘疾没世而名不称’[1]，‘称’字去声读，亦‘声闻过情，君子耻之’[2]之意。实不称名，生犹可补，没则无及矣。‘四十五十而无闻’[3]，是不闻道，非无声闻也。孔子云：‘是闻也，非达也。’[4]安肯以此忘人！”

注释

[1]疾没世而名不称：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此句有二解，一为，到去世时名字不为人称道，君子引以为憾；二为，到去世时名声与自己的实际不相符，君子引以为憾。王阳明从第二种解释。

[2]声闻过情，君子耻之：语出《孟子·离娄下》：“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意为盛名超过了自己实情，君子会以此为耻。

[3]四十五十而无闻：语出《论语·子罕》：“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4]是闻也，非达也：语出《论语·颜渊》：“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达人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而行违，居之不疑，在帮必闻，在家必闻。’”这是孔子对达人和闻人的著名定义。

译文

先生说：“做学问容易犯的一个大毛病是好名。”

薛侃说：“从去年起，我自己觉得我这个毛病已经减轻了许多，但是最近仔细体察，才发现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好名仅仅是指向外与人争声名吗？只要听到赞誉就高兴，听到诋毁就郁闷，就是好名的毛病在发作。”

先生说：“十分正确。好名与务实相对，务实的心重一分，求名的心就轻一分；如果全是务实的心，就没有一丝求名的心。如果务实的心犹如饥饿要吃饭、渴了要喝水一样，哪有时间追逐名利呢？”

先生又说：“‘疾没世而名不称’，‘称’字读去声，也就是‘声闻过情，君子耻之’的意思。实际和名声不相符合，活着还可以补救，死了就没办法再改了。‘四十五十而无闻’中的‘闻’是还没有听闻圣道的意思，并非没有名声。孔子说：‘是闻也，非达也。’他哪里会以是否有名气来对待别人呢？”

“替圣人争分量”背后的心思侃多悔。

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若留滞于中，则又因药发病。”

德章[1]曰：“闻先生以精金喻圣，以分两喻圣人之分量，以锻炼喻学者之功，最为深切。惟谓尧、舜为万镒，孔子为九千镒，疑未安。”

先生曰：“此又是躯壳上起念，故替圣人争分两。若不从躯壳上起念，即尧、舜万镒不为多，孔子九千镒不为少。尧、舜万镒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镒只是尧、舜的，原无彼我。所以谓之圣，只论‘精一’，不论多寡。只要此心纯乎天理处同，便同谓之圣。若是力量气魄，如何尽同得？后儒只在分两上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较分两的心，各人尽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无不具足。此便是实实落落明善诚身的事。后儒不明圣学，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2]上体认扩充，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纣心地，动辄要做尧、舜事业，如何做得？终年碌碌，至于老死，竟不知成就了个什么，可哀也已！”

注释

[1]德章：姓刘，王阳明的学生。

[2]良知良能：语出《孟子·尽心上》：“孟子曰：‘人之所以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译文

薛侃经常后悔。

先生说：“悔悟是治病良药，然而贵在改正。如果把悔恨滞留在心里，则又是因药而生病了。”

德章说：“听先生用纯金比喻圣人，以金的分量轻重比喻圣人才智的大小，用金的锻造提炼比喻学者的修养功夫，最为深刻贴切。只是把尧、舜比作万镒之金，而把孔子比作九千镒之金，我怀疑不太妥当。”

先生说：“这又是只从表面上考虑，所以要替圣人争分量。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把尧、舜比作万镒也不算多，把孔子比作九千镒也不算少。尧、舜的万镒也是孔子的，孔子的九千镒也是尧、舜的，原本就没有什么你我之分。圣人之所以称为圣人，只看心体是否‘精一’，而不论才智的大小。只要心体至纯至精为天理，就都可以称为圣人。如果论及他们的才智气魄怎么可能完全相同呢？后世儒者只知道在才智大小上计较，所以才会沦落成功利之徒。如果去掉了比较才能的心，每个人尽自己所能，只在存养天理上下功夫，那么人人都会有成就，个个都会功德圆满，如此就能大的成就大的，小的成就小的，不必外求，无不完美纯粹。这才是实实在在、明善诚身的事情。后世儒者不明白圣人的学说，不知道从自己的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却去追求认识自己所不能认识的事情，做自己所不能做的事情，一味地好高骛远，爱慕虚荣，不知道自己已经是桀纣的心地，却还动不动就想做尧舜的事业，这怎么能做到？只能是终年劳碌奔波，直到老死，也不知道到底成就了什么，真是悲哀啊！”

体用一源

侃问：“先儒以心之静为体，心之动为用，如何？”

先生曰：“心不可以动静为体用。动静，时也。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若说静可以见其体，动可以见其用，却不妨。”

问：“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1]？”

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