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元旦，德鲁克和他的父亲去探望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过了8天熊彼特就去世了。在这次见面中，熊彼特对德鲁克父子说：“我到了现在这样的年龄，已经知道仅仅凭借自己的书和理论而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能改变人们的生活，否则就没有任何重大的意义。”
这句话成了德鲁克后来衡量自己一生成败的基本标准，也是他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的重要法则，还是他和学术界格格不入的主要原因。他一边教书，一边做咨询，一边写作，正是这三种不同的身份塑造了他的研究方法与成文风格，也成了他区别于其他管理学者的重要特征。
他曾经拒绝了哈佛商学院的邀请，主要原因是当时哈佛商学院院长制定了一项规定——教职员工每星期最多只能做一次咨询工作。而在他看来，管理学更是一种实践学科，从业者必须要参与实践。他与管理实践保持紧密联系的方式就是咨询。
他在自传《旁观者》一书中写道：“站在舞台侧面的旁观者，总是能够看到别人不注意的地方，旁观者的观察模式并非像平面镜般的反射，而是一种三棱镜似的折射。”通过管理咨询，使德鲁克以旁观者的角色参与到管理的实践中，并推动了管理实践的转变。
1942年，德鲁克受聘为当时世界最大的企业——通用汽车公司的顾问，对公司的内部管理结构进行研究。通用汽车表示出极大的坦诚，它向德鲁克开放了所有公司文件，并允许他访问公司的任何一位职员。而德鲁克为了创作这个案例也下了大功夫，他花两年时间访问了通用汽车的每一个分部和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大部分工厂，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和访谈工作，阅读了浩瀚的、不同机密等级的内部文件。
1946年，37岁的德鲁克将对通用汽车的研究心得写成了《公司的概念》一书，“讲述拥有不同技能和知识的人在一个大型组织里怎样分工合作”。
《公司的概念》出版后，通用汽车的总裁斯隆认为德鲁克的这本书对通用不仅没有好处，甚至有害。那个时候，不仅斯隆，通用汽车的整个管理层都对《公司的概念》简直是“深恶痛绝”，因为德鲁克在书中对通用汽车公司的政策——如劳资关系、总部员工的使用和作用以及经销商关系——是否过时提出了质疑。斯隆甚至专门开会讨论这本书。当其他人攻击德鲁克的书的时候，斯隆却为德鲁克辩护：德鲁克先生做了他开始答应我们要做的事情，虽然我们不同意他的看法。
另一家汽车巨子，福特汽车公司率先认识到了德鲁克的价值，这家在战时市场竞争中完败给通用汽车的老牌公司将《公司的概念》当作拯救和重建公司的蓝本，在亨利·福特二世的领导下，十多年后，它迅速复兴，重新回到了汽车行业竞争的主战场。
德鲁克的这种研究方法在管理学中被称之为“管理经验学派”，这种学派在学术研究中不属主流。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不符合科学的“学术规范”，没有“模型”和“论证”，因此也很难在学术论文中引用他们的“研究成果”。
德鲁克清楚地意识到，他从来就是一个学院派的“边缘人”。德鲁克本人提供了一个富有洞见的解释：“为了控制学界，美国政府只向那些用数学公式写作的研究人员提供研究资金，我这类深入实践的学者被拒之门外便顺理成章了。”
2002年6月22日，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宣布彼得·德鲁克成为当年的“总统自由勋章”的获得者，这是美国公民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这是一份迟到的荣誉，当时德鲁克已经93岁了。幸亏他活得足够久，给了美国政府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