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成功开辟

（一）第一代领导集体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开创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正是这条包括“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主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一化三改”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指引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完全彻底的胜利，创建了新中国，并很快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致力完成以强国富民为主要目标的第二大历史任务，开始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在第一代领导集体执政期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全面展开，进行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艰辛探索，开辟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并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1．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科学内涵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主要是区别于无产阶级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议会斗争、城市武装起义，直接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建中国特色的革命与建设道路立社会主义社会这种革命模式和社会发展模式。它既不同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步到位，而是要分两步走；更不同于西方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2．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发展阶段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第一阶段，而且是最重要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1]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又脱离中国现实，到底走什么道路？经典著作中没有现成答案可寻，只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就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集中成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宝库增添了重要内容，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开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新民主主义理论解决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有狭义与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内涵的基本点是：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区别的根本标志在于是否由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前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文化纲领，以及由此所概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广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内涵，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关于毛泽东思想基本内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部分所论述，其基本点是：关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以及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理论。无论狭义的或广义的理解，两者总的概括都是相同的，即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这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包括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既密不可分，又有明显的区别。区别在于范畴不同，理论层次不同，回答问题角度不同。新民主主义是大范畴，大概念，带有总体性的宏观理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在中国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实现武装夺取政权的途径，也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必经之路，它是服从和从属于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前者范畴更广，后者是服从服务于前者的需要，范畴窄，理论层次低，属于前者的内涵。可以说，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固然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不只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是站在宏观研究的角度，对中国整个革命历程综合归纳，是就中国革命经由新民主主义，继而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而言的。

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第二阶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2]过渡时期是融合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之中，与其同步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3]它使毛泽东构想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第二步得以顺利实现。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深刻地指出，“整个中国革命是包含着两重任务的”。这两重任务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4]这就是毛泽东所构想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总体框架，在如何使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对接，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上，毛泽东再一次超越了苏联国家在彻底砸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废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前提下，“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5]的革命性变革模式。“毛泽东则把这场必然的社会变革变成了一种不流血的、和平的过渡，通过许多中间环节，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架起了一座渐变的桥梁，每天都在过渡，每天都在变化，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避免了社会动荡和生产力的破坏。”[6]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突破了苏联模式的束缚，创造了工业化和改造同时并举的道路，突破了一举过渡的框框，顺利地实现了逐步过渡，使“我们党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7]

3．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伟大实践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起来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在俄国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特别是列宁的民族殖民地学说，对中国革命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但是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系统地提出一个完全适合中国革命需要的理论。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农业大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领导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如何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些问题只能靠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去创造性地解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正确分析了中国特殊的国情，认清了中国社会性质、主要矛盾，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独特经验，从而在宏观上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方位，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前途是社会主义的，“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8]创造性地把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领导联系起来，使中国民主革命成为无产阶级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

新民主主义理论科学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以独创性的内容和鲜明的中国特色，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突破了世界近代史上的革命要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么是社会主义革命两种模式，创造了第三种革命类型，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新课题；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以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国家为中间站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构想，解决了经济落后国家在夺取政权后，如何建设新国家，创造条件，以最小的代价和平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难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转变论。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如何进行共产主义运动，如何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架起一座桥梁，打开一个通道。

如果说新民主主义理论完满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的问题，那么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则解决了如何取得革命胜利的问题。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批判了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科学地论证了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且能够走这条道路夺取革命的胜利，形成了完整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9]这一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突破了俄国十月革命城市中心道路的模式，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弱小的无产阶级怎样发动和组织农民这个最大的革命力量，最有效地打击敌人，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增添了新内容。

探寻这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极其艰辛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克服了党内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排除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干扰，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开创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建立了新中国，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奠定了基础，确立了社会主义新制度，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纪元，实现了20世纪中国第二次历史性巨变。

4．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理论价值

（1）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基本总结

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非常丰富，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党历来十分重视历史经验，并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次进行过多次总结。集中起来，最根本的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第二个方面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

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邓小平从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角度，深刻地指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内，处于被侵略、受屈辱的状态，是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坚持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使中国的革命取得了胜利。”[10]这就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这条道路是一条既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新路子，是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逐步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既坚持了革命的阶段论，同‘左’倾冒险主义和民粹主义划清了界限；又坚持了革命的发展论，同‘二次革命论’划清了界限，从而实现了中国‘卡夫丁峡谷’的历史性跨越”。[11]

邓小平同志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的基本经验教训的角度，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

党的十三大报告，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六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从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实现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的角度，深刻指出“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13]实际上的飞跃，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认识上发生质的变化，在思想理论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原理或新的论断，是中国革命独创性经验的科学总结。这两次历史性的飞跃，都是通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来实现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14]

（2）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中国革命既要有一般规律，又要有特殊规律，一个革命政党只有认识、掌握并熟练运用这个规律，才能推动事业发展。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认识和掌握规律，毛泽东在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指出：“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15]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九十多年的奋斗历程，反复证明了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要站在对中国特殊规律探索的最前列，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前列，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从战略上解决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由现代中国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是近现代中国特殊历史规律的反映。

（3）新民主主义理论认识上的升华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28年间，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全部历史集中到一点，就是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由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代替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全国的统治，使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奠定了基础，创造了基本条件。解决了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无产阶级如何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问题，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方位。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对近代中国特殊规律的深刻揭示和总结，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正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础上，以宏观视角和世界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相比较，用世界眼光考察中国革命道路得出的结论，是新民主主义理论认识上的升华和诠释。这一理论上的精辟概括，既是对新民主主义理论认识上的升华，也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特殊规律的深刻揭示，更加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5．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

（1）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由来

在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指引下，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

我国由一个原来曾经是经济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不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特殊的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由来和客观的历史依据，这就使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因果关系。新民主主义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因”作用不容忽视，“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6]因此，抛开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认识，便无从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十三大报告指出：“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我们面对的情况，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完全相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也不行，必须从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17]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其特定的含义，它并非泛指在任何国家搞社会主义都有自己的国情特点。其核心在于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述的从资本主义过渡而来。因此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认识，就应从新民主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及其各自过渡到社会主义所带来的特点加以理解。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发展的必然结果

新民主主义属于共产主义的理论体系，这种社会形态本身就孕育和不断发展着社会主义因素。“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18]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由之路”[19]，并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必要的和直接的基础，这些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量的积累产生质的变化，使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因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与此同时，它必须继承新民主主义所给予的“基因”，形成自己的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乃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发展的必然结果。“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20]

这就决定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好自己的历史方位。必须经历一个很长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去实现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这个初级阶段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客观依据和最重要内容。

（二）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与历史新纪元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国民党南京政府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外仰息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反动政权。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政权，是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既不能采取合法的议会斗争，也不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在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先城市后农村，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政权的道路。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和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理论，依据中国的特殊国情，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走与俄国十月革命相反的道路，从而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迈开实质性的第一步，为开创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出发，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渐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探索与奋斗，把处于险境中的中国革命引向通途，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

1．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艰辛实践

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用革命的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国民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启动中国革命航船，复兴中国革命大业，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一次历史性抉择。

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革命胜利，马克思列宁著作中没有现成答案。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斗争中，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逐步将所在地区党的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而毛泽东则“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21]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受挫之后，正确地分析了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果断地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部队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进军。起义部队于10月下旬到达井冈山地区，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这就从实践上解决了在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如何把革命退却与进攻有机结合起来的问题，解决了党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策略方针和问题；同时，它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从实践上开辟了一条在农村重新积聚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发展的新道路，并成功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战略转变。随后，各地共产党人领导红军充分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主动出击，扩大红色区域，发展工农武装，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顿成燎原之势。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国家政权的实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就为哪个阶级服务。因此，一切革命的政党，最重要的问题是夺取政权。列宁指出，不弄清这个问题，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由此，中国共产党如果不能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政权，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不能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的革命发展道路。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阀主义者，都是被推倒的，从没有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也总是要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权残酷镇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垂死的挣扎。历史表明，要使政权从剥削阶级转移到人民手里，就必须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政权。

2．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是在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

（1）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道路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毛泽东深刻地论述了，中国是若干帝国主义宰割的以地方农业经济为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现实。毛泽东指出：“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22]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矛盾和斗争，影响到中国的团结。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建立了全国性的国家政权，实行法西斯专政，国外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国内城市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农村的封建地主阶级，是国民党政权的两大主要支柱。国民党政权还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大部分驻扎在各中心城市。这支军队同中国历代王朝和旧军阀的军队不同，在装备上基本上是现代化的，在军需供应和后勤保障上及编制数量上都大大超过过去。城市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敌我力量悬殊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

广大农村是反动统治薄弱地域，远离中心城市，地广人稀，交通闭塞。农村是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聚居的地方，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可靠同盟军，是人民军队的主要兵源。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质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大革命时期，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进军，中国共产党以国民党的旗帜（当时的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以两湖为中心发动了一场农村大革命，广大农民受到一场民主革命的影响，为工农革命奠定了群众基础。

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地主豪绅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只有扎根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才能开展土地革命。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才能发动农民、武装农民，壮大革命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发沿京汉铁路北上，经长沙，抵武昌、汉口，从城市到城市，共产党没有独立领导自己的军队，一旦大资产阶级叛变，国民党反动派占据中心城市，就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进行血腥屠杀，党组织因此遭到严重破坏，白色恐怖笼罩中心城市和大江南北。在城市共产党组织没有可供活动的空间，只好被迫由城市转入农村、山区，组建人民军队，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走与俄国相反的道路。

帝国主义的分裂剥削政策和地方农业经济导致白色政权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是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若干小块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客观的基本条件和主要原因。1928年，毛泽东针对党和红军内有些人存在“红旗能够打多久”的顾虑和悲观情绪，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的特点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明确指出，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的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现象，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这种怪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这主要是由于“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23]从而导致军阀间的矛盾和冲突，酿成白色政权间的长期分裂与战争。这就为小块红色政权可以利用敌人间的矛盾和内战空隙，建立小块红色政权并得以坚持与发展。同时，地方农业经济同资本主义社会城乡关系不同，农村可以不依赖城市而独立生存，可以自给自足。这就为农村根据地的存在，在经济上提供了可能，并可以长期存在发展。

除基本的客观条件外，还需要有主观条件才能使客观提供的可能性变为现实。这主要是正式红军的存在和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以及其政策的正确，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的教训有力地证明了这一论断。“本年四月以前乘时而起的许多红色政权，如广州、海陆丰、湘赣边界、湘南、醴陵、黄安各地，都先后受到白色政权的摧毁，就是这个道理。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军队，随时都有八九个团以上的兵力，多的到过十八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的组织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原因就在于湘赣边界的共产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24]小块红色政权是夺取全国政权的基地和立足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把建立小块红色政权同夺取全国政权联系起来，先有农村的革命根据地，小块红色政权才能使党和人民军队有立足之地，站稳脚跟，发展组织，扩大队伍，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逐渐形成燎原之势，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2）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一个新事物，需要由基本要素构成

正如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25]根据毛泽东的论述确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必须具备四大要素：一是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开展武装斗争；二是以根据地为依托；三是以工农民主专政政权为杠杆；四是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几个方面互为联系，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其一，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毛泽东明确指出，武装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斗争的最高形式。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军团，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没有一支人民军队，就不可能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不开展武装斗争，就不足以保卫和扩大根据地，就不足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夺取全国政权。

其二，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建立人民军队，开展武装斗争的依托。建立人民军队必须有充足的兵源，红军兵源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广大的贫苦青年农民，二是从敌军俘虏或起义过来的国民党军。而主要的是根据地的农民。没有根据地为依托，红军就没有足够的兵源。建立一支正式的人民军队，开展武装斗争，必须有必要的军需和后勤保障；军队作战需要必要的休整、培训；实行人民战争方针必须有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配合参战、支前等，这一切都离不开根据地。只有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才能实行土地革命。

其三，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要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全国政权，必须首先砸碎小块白色政权，建立小块红色政权。工农民主政权是组织建立红军，动员群众，支援革命战争，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培养、输送干部的权力机构；是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权力机构；是人民当家做主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没有根据地无从谈起建设政权，不建设政权，革命根据地是不能巩固和持久的发展的。

其四，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封建土地制度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买办阶级统治人民的经济基础，摧毁封建土地制度，是消灭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广大被压迫被剥削农民和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的根本前提，是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工农民主政权的基础。

坚持这四个基本要素，农村革命根据地才得以巩固和逐步形成星星燎原之势。毛泽东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26]

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壮大人民革命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与革命原理和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理论，深刻地分析中国特殊国情，特别是抓着了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争夺殖民地的矛盾和斗争及军阀间的分裂与战争，抓着了地方农业经济这两个相互结合的特点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的这一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唯一可行道路。

3．崭新的人民共和国正式诞生，并傲然屹立于世界东方

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艰辛实践，到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再到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迅速扩大，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得到了完满的实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伟大成果。历史证明：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20多年的流血牺牲，历经千辛万苦探索出来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革命道路。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实际工作经验的积累，1952年年底，毛泽东提出了加快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这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7]以此为标志，旨在全面建立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经济变革正式展开。

1．过渡时期总路线是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先导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体是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总路线规定，要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改造非社会主义工业，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使我国的工业不但能够制造人民必需的工业品，而且能够制造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各种机器设备，同时为农业的机械化创造条件。这样，就使社会主义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据绝对优势，从而使我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两翼是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毛泽东强调指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28]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决定的。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逐步地改变生产关系，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成为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以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根本目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表明毛泽东形成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关系的改造可以同步进行的新思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社会构想，显然是不同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的一个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其中最突出的变化就是由将来生产力发展了以后的“突然转变论”变成了现今的“逐步过渡论”，认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就是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

实际上，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主题报告，党中央提出了两个转变的思想，即在完成新民主主义任务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这两个转变，一个是生产力方面的，一个是生产关系方面的，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延伸和结果。过渡时期中的“一化”实际上是指的前一个转变，而“三改”就是指的后一个转变，因而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构想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构想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只是由原来的先后实现两个转变，变为同时实现两个转变了，这里并没有改变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力与社会主义原则关系的正确观点。从这个意义上应当说，由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变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构想，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2．三大改造的实现途径

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经济条件，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和列宁过渡时期的理论，制定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我国顺利地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通过引导个体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逐步实现的，一般经过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这样几个阶段。早在战争年代，各根据地和解放区就已出现农业劳动互助组，其特点是合用耕畜、集体劳动、各自经营。新中国成立后，互助组有了更广泛的发展。从1953年开始，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大量发展起来。1955年夏季，开始试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其特点是耕畜农具作价归公，劳动产品按劳分配，其性质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经济。1956年农业合作化的步伐大大加快，至此，基本实现了农业的合作化。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引导个体手工业者走合作化道路实现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手工业在我国工业生产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一般经过供销小组、供销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这样几个阶段。在农业合作化高潮推动下，手工业也出现合作化高潮。到1956年年底，个体手工业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并对民族资本实行赎买政策而获得成功。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我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把我国的资本主义划分为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两个不同的部分，并制定了不同的政策。对官僚资本采取无偿没收的政策，对民族资本则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对资本家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从而逐步地改造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消灭了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在赎买的形式上经过了从加工费、货价到“四马分肥”再到定息的过程。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赎买”，是一场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即通过适合我国条件的各种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到1956年年底，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

3．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特点

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我国成功地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它具有显著的特点：

第一，在处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同时并举。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对“一化”这个主体来说，“三改”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主体和两翼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主体就不能带动两翼，没有两翼，主体也不能腾飞。“化”与“改”之间，这一“改”与那一“改”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互相制约，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体现了革命和建设的同时并举。

第二，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其特点表现在：一是用赎买政策，通过和平改造的方法变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但未能实现的设想；二是创造了从低级到高级过渡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三是改造企业和改造人相结合，达到互相促进。

第三，在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其特点表现在：一是从我国实际出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不失时机地引导农民组织起来，使农业合作化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相适应；二是创造了逐步过渡的形式；三是在合作化中实行了正确的阶级政策，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依靠多数的问题。

4．社会主义改造的丰硕成果

就社会主义改造本身来说，中国共产党作出了举世公认的独特创造，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化了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曾设想用和平的方法，用“赎买”的方式来消灭资本主义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但都没有成功。毛泽东根据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重性的分析，吸取和总结了全党的经验，争得民主党派的合作，在对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以“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为指导，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收购产品、公私合营，在一定时期内付给资本家一定的定息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实现了“和平赎买”的设想。在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则坚持了自愿的原则，提出了我国农业合作化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逐步过渡的形式和步骤。

毛泽东还在研究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揭示、阐发了三大改造之间的内在关系。他认为，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以增加工业品支援发展农业合作化和巩固工农联盟，又可以使国家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使得资本家要想获得原料，就得把工业品拿出来卖给国家，就得搞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还可以使国家有能力帮助手工业实现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率；手工业的合作化又会增强其为农业服务的能力。这一切都是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意义，还在于它对于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起了巨大的作用，为后来乃至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制度上奠定了基础，避免了资本主义的歧途，在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的情况下坚持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到1956年年底，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意义为以下两点：一是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完成了消灭私有制这样一个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变革，不但没有造成生产力的破坏，而且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二是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震荡，而是极大地加强了人民的团结，它是在人民基本上普遍拥护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使中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公有制经济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这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经济成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在我国建立起来，中国已经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新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20世纪中国第二次历史性巨大变革的重要标志。这也正如中共八大所指出的那样：由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人民唯一正确的选择。

总之，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形式，用和平的方法改造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并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的设想，以新的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

[3]沙健孙：《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再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2期。

[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652页。

[5]《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2～543页。

[6]《中外学者纵论20世纪的中国》，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7]《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

[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

[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2页。

[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

[11]李捷：《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内政外交》，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267页。

[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13]《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

[1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1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17]《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6页。

[1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页。

[1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页。

[2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93页。

[2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页。

[2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

[2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页。

[2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

[2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

[27]《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4页。

[2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