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楼歌妓
《东京梦华录》说，东京城中“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这里的“燕馆歌楼”，便是旧时的所谓“青楼”。又有人统计了一下，《东京梦华录》共有19处提及汴梁城内外的娼楼妓馆。宋朝的色情业是不必讳言的。不过有一点须注意，古时青楼并不等于“红灯区”，妓也不等于性工作者，训诂学著作对“妓”的注解都是指“女乐”，换言之，妓提供的服务是音乐、歌舞、曲艺，而不是皮肉。当然提供性服务的妓也有，但一般品质低下，大多数的妓是“卖艺不卖身”的。
据宋人笔记《醉翁谈录》的记述，东京的妓女分为三等，上等歌妓“居处皆堂宇宽静，各有三四厅事，前后多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经右史，小室垂帘，茵塌帷幌之类”；诸妓“多能文词，善谈吐，亦平衡人物，应对有度”；来访的新进士及膏粱子弟“仆马繁盛，宴游崇侈”。次等歌妓也是色艺双全，“丝竹管弦，艳歌妙舞，咸精其能”，常应邀到富贵人家的宴席上，或京城的高级勾栏中表演节目，“求欢之者，皆五陵年少及豪贵子弟，就中有妖艳入眼者，俟散，访其家而宴集焉”。下等歌妓则多散居在城北“循墙一曲”，色艺略差。
宋代有官妓，入乐籍，其任务是在政府的公务接待宴席上歌舞助酒，法律并不允许这些官妓提供色情服务：“宋时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26]如果官员在公务接待之外“预妓乐宴会”，要处以“杖八十”的刑责。也就是说，官妓的义务是应公务接待之需，在宴席上唱唱歌、跳跳舞、弹弹琴，以助酒兴，并不包括性服务；官员的权力，也只是在公宴上叫来妓乐助兴，非公务性聚宴是不准召妓的，否则要打八十大板，甚至可能被罢官。
官妓的另一项工作是在官营酒店中“坐台”招徕生意。《东京梦华录》记载：“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
南宋继续保持这一习俗，周密的《武林旧事》说，临安的酒库（即官营大酒店）“每库设官妓数十人，各有金银酒器千两，以供饮客之用。每库有祗直者数人，名曰‘下番’。饮客登楼，则以名牌点唤侑樽，谓之‘点花牌’。元夕诸妓皆并番互移他库。夜卖各戴杏花冠儿，危坐花架。然名娼皆深藏邃阁，未易招呼”。吴自牧《梦粱录》也写道：临安“诸酒库设法卖酒，官妓及私名妓女数内，拣择上中甲者，委有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婉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
甚至南宋市民的婚嫁仪式，也会雇请歌妓庆贺。男方迎婚时，“顾借官私妓女乘马，及和倩乐官鼓吹，引迎花檐子或粽檐子藤轿，前往女家，迎取新人……迎至男家门首，时辰将正，乐官妓女及茶酒等人互念诗词，拦门求利市钱红。……方请新人下车，一妓女倒朝车行捧镜，又以数妓女执莲炬花烛，导前迎引”。可见在宋人生活中，“妓女”并不是一个受歧视的群体。妓女还是宋朝女性时尚的引领者，有一款在北宋女子中很流行的“旋裙”，就是由妓女带动的：番俗，“妇人不服宽裤与襜制旋裙，必前后开胯，以便乘驴。其风闻于都下妓女，而士人家反慕效之，曾不知耻”[27]。这款“旋裙”前后开衩，方便骑驴骑马，很受仕女欢迎。
当然也有一部分等而下之的妓女会从事色情营生，《都城纪胜》记载，有一些酒店，“谓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门首红栀子灯上，不以晴雨，必用箬赣盖之，以为记认”，这个用箬赣盖着的“红栀子灯”，就是色情酒店的标志，有点像今日西方城市的“红灯区”。至于不挂“红栀子灯”的酒店，妓女只是陪坐陪喝而已。
夜生活
如果比较古代与近代生活的区别，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对黑夜的开发。寻常市民在夜晚不再待在家里睡觉，而是开始丰富的夜生活，这是近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唐代及之前，城市实行宵禁制度，只在元宵节弛禁三日，“谓之放夜”。直至宋代，宵禁之制才被突破，城市中彻夜灯火通明，笙歌不停。我们不妨说，中国社会的繁华夜生活是从北宋开始的。
在北宋汴梁，“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耍闹去处，通宵不绝”；“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28]宋人笔记《铁围山丛谈》记录的一个细节，可印证汴梁夜市的繁荣：“天下苦蚊蚋，都城独马行街无蚊蚋。马行街者，京师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蚊蚋恶油，而马行人物嘈杂，灯光照天，每至四更鼓罢，故永绝蚊蚋。”彻夜燃烧的烛油，熏得整条街巷连蚊子都不见一只。
南宋的临安同样夜生活丰富，“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29]；早市从凌晨五更（三四点钟）开始，持续到深夜，“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惟中瓦前最胜，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赌博），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买早市者，复起开门。无论四时皆然”[30]。
逛街购物的人们走累了，口渴了，可以找个地方坐下来，吃点美食，喝碗饮料，除了昼夜迎客的酒楼茶坊，夜市上还有各种饮食小摊，叫卖各色美食。“大街有车担设浮铺，点茶汤以便游观之人”；“又有沿街头盘叫卖姜豉、膘皮子、炙椒、酸儿、羊脂韭饼、糟羊蹄、糟蟹，又有担架子卖香辣罐肺、香辣素粉羹、腊肉、细粉科头、姜虾……”；“最是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缘金吾（古时负责宵禁的官员）不禁，公私营干，夜食于此故也”；“冬月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31]
宋朝女性并非“躲在深闺无人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她们也是可以享受都市夜生活的，《东京梦华录》说，汴梁的潘楼东街巷，“北山子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
宋人的夜生活当然不仅仅是逛街、购物与吃喝，还形成了一种独特而生动的夜市文化，瓦舍勾栏里昼以继夜的文娱表演自不必说，算卦摊子亦是夜市上的热闹所在，是宋朝夜市文化的一部分。《梦粱录》说：“大街更有夜市卖卦：蒋星堂、玉莲相、花字青、霄三命、玉壶五星、草窗五星、沈南天五星、简堂石鼓、野庵五星、泰来心、鉴三命。中瓦子浮铺有西山神女卖卦、灌肺岭曹德明易课。又有盘街卖卦人，如心鉴及甘罗次、北算子者。更有叫‘时运来时，买庄田，取老婆’卖卦者。有在新街融和坊卖卦，名‘桃花三月放’者。”这些卖卦的高人为了招徕顾客，都给自己的卦摊起了噱头十足的名号，什么“五星”“三命”“时运来时，买庄田，取老婆”之类，跟今日的广告词差不多。
宋代民间市井的夜生活是如此的丰富、喧哗、热闹，甚至让皇宫中人都生出羡慕来。话说一日深夜，宋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问曰：‘此何处作乐？’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宫人因曰：‘官家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32]。市井间的喧哗将豪华的皇宫也衬托得冷冷清清，这应该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吧，在未来的朝代也极少听说了。
如果一千年前就有卫星地图，人们将会发现，入夜之后，全世界许多地方都陷入一片漆黑中，只有宋朝境内的城市，还是灯火明亮。诗人刘子翚在北宋灭亡后写过一首《汴京纪事》诗，回忆了汴京夜生活的如梦繁华：“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昔日的繁华，今日的苍凉，让诗人感慨万端。
旅游
宋人热爱旅游。寄情于山水的士大夫自不待言，寻常百姓也有出游的兴致。洛阳的牡丹天下闻名，花开之时，“士庶竞为游遨”，“都人士女必倾城往观，乡人扶老携幼，不远千里，其为时所贵重如此”[33]。我们注意到，出游的人中并不乏女性。北宋邵伯温说：“洛中风俗尚名教，虽公卿家不敢事形势，人随贫富自乐，于货利不急也。岁正月梅已花，二月桃李杂花盛开，三月牡丹开。于花盛处作园圃，四方伎艺举集，都人士女载酒争出，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不复问其主人。抵暮游花市，以筠笼卖花，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34]欧阳修有首诗写道：“看花游女不知丑，古妆野态争花红”，描绘的正是花开时节，少女们游乐的情趣。
甚至穷人也热衷于游玩。《梦粱录》记载，南宋时，临安“湖山游人，至暮不绝。大抵杭州胜景，全在西湖，他郡无此，更兼仲春景色明媚，花事方殷，正是公子王孙，五陵年少，赏心乐事之时，讵宜虚度？至如贫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此邦风俗，从古而然，至今亦不改也”。据说现在“贷款旅游”是时尚新潮，殊不知南宋的临安人早就这么玩了。
北宋京城最大、最繁华的园林“金明池”与“琼林苑”虽然是皇家林苑，但每年的三月一日至四月八日，都会对外开放，“许士庶游行”，“其在京官司（即政府部门），不妨公事，任便宴游”；一部分宫殿也“不禁游人”。换言之，每年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两处皇家园林便成了对外开放的公园，任何大宋国的民人都可以进来参观、游玩。因此，“虽风雨亦有游人，略无虚日矣”[35]。南宋皇室在杭州西湖上修建了多所御园，“湖上御园，南有聚景、真珠、南屏，北有集芳、延祥、玉壶”，这些御园也纵民游览，“时承平日久，乐与民同，凡游观买卖，皆无所禁。画楫轻舫，旁舞如织”。[36]因而，这部分皇家林苑显然又具有公园的性质与功能。
宋代许多富贵人家拥有自己的私家园林，这些私家园林通常也是对外开放、任人游览的。北宋范仲淹在杭州时，有退隐之意，子孙便鼓动他回洛阳老家修建园林，好生养老。范仲淹说：“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谁独障吾游者？”[37]意思是说洛阳的私家园林多的是，我想游就游，何必另造？韩琦在相州修建了一座园林，也是开放给外人游赏，“遇寒食节，州之士女无老幼，皆摩肩蹑武来游吾园。或遇乐而留，或择胜而饮，叹赏歌呼，至徘徊忘归”[38]。可见宋代的私家园林是不禁止外人游玩的。这些私家园林也不收取门票，不过游客通常会给看管园林的园丁一点小费，叫作“茶汤钱”，大概园丁还提供茶水。
因为旅游业的兴起，宋代还出现了职业导游。临安府有一群靠导游为业的市民，当时叫作“闲人”，“能文、知书、写字、善音乐，今则百艺不通，专精陪侍涉富豪子弟郎君，游宴执役”，他们“专为探听妓家宾客，赶趁唱喏，买物供过，及游湖酒楼饮宴所在，以献香送欢为由，乞觅赡家财”，陪富家子弟“游宴执役”，替他们打探“游湖酒楼饮宴所在”，以此“乞觅赡家财”，工作性质有些接近今日的导游。还有一种叫“四司六局”的服务机构，也提供导游服务，“欲就名园异馆、寺观亭台，或湖舫会宾，但指挥局分，立可办集，皆能如仪”[39]。
踏春
清明时节，杂花生树，草长莺飞。历书说：“清明，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名。”明清正是万物滋长的好时节。
开封汴河两岸的柳树抽出了新枝，从南方开来的漕船与商船，衔尾入汴，挤满了河面，将苏、湖生产的粮食运入京师，米行的牙人正在指挥脚夫从漕船往岸上搬货物，河市、街市一片繁忙。这样的繁华景象，被一位北宋画师张择端画进入他的《清明上河图》长卷。
清明时节于宋朝人来说，是热闹而欢快的时光。虽然人们心头还有一抹思念先人的淡淡忧伤，但春光明媚，万物复苏，不如抛却愁绪去寻春。于是，到青山绿水间游赏踏青，便成了宋人度过清明时节的习俗。
遇上一个好天气，汴京城内的士庶商民，就会约上三五好友，带着新酒、炊饼、果子、小吃、玩物，出城游玩。汴京郊外，是一大片的田野、园苑、山林，这个时候，野外热闹如同市肆，“四野如市”，踏春的人们“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40]。宋初的诗人晏殊看着这春天里络绎不绝的游人，写下了一首小诗：“王城五百车马繁，重帷黕幕纷郊原。游人得意惜光景，恣寻复树登高轩。”
在这春天里，宋朝的人们还可以到皇家园林中玩耍，通往皇家林苑“金明池”的路上，总是人头攒动，“游人士庶，车马万数”。一首唐诗说：“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汴京的青楼女子也不想辜负这春色，骑着毛驴，“披凉衫，将盖头背系冠子上”，来“金明池”访春。一群年少的风流子弟，“跨马轻衫小帽”，跟在丽人后面，追逐春光。还有几个文身的恶少年，“用短缰促马头刺地而行”，“呵喝驰骤，竞逞骏逸”[41]，大概是想以此吸引佳人的注意吧，就如今日开着宝马飙车的“古惑仔”，寻求速度的刺激、观者的惊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