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导论(2)

阿瑟·韦利在文中提到几个人，他们“不是去传教（to convert）、贸易（to trade）、统治（to rule）或打仗（to fight），而仅仅是为了交友和学习”。他认为这些访客本该为中国带去英国人的崭新形象。他提到的高尔斯华绥·娄斯·狄肯逊（1862—1932）和罗伯特·特里维廉（1872—1951）没有产生影响。只有伯特兰·罗素（1872—1970）给中国留下了印象，但像他这样有影响力的学者屈指可数，且访华时大多为时已晚，没能结交多少朋友。事实上，韦利前面提到的这四个词比他期望的更正确。当然，我们不能怪他没有预见到在接替英国的更强大的国家身上，用这四个词同样适用。我指的是非正式的美帝国，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中国人、东亚人和东南亚人的视线，取英帝国而代之。不管正式与否，美国荣登帝位，加入中英交往的第二阶段，使更加宽广的历史画卷无缝连接，直至当下。所以，我建议依然将这四个词作为故事展开的关键词。“传教、贸易、统治或打仗”描述了中国和英语民族关系史的核心内容。

这四个词暂不按顺序来讲。我先说“打仗”，中国对这词的关注度最高。1842年，中国初尝鸦片战争失败的屈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厄运的开端。也许，中英人民之间从此没法把关系理顺的原因正在于此。我再说“贸易”。“贸易”起步很早，但只有当战争的硝烟散尽，贸易的影响方能彰显。中国人远较英国人了解对方，随着双边合伙贸易的深入，彼此评价较少发生偏差。“传教”则是单方面的。中国传统上较少关注劝人皈依的工作，但当该词延伸到涵盖宗教和世俗两方面的教育，双方就有了充分的探讨空间。结果是，没有什么对上眼，但中国人还是设法从接触中获得了很多其所需要的东西。“统治”更是单方面的，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势必是不完全的体验，如果不是边缘化的经历的话。在打开中国沿海地区之前，英国不得不统治印度，但对于中国，却并无统治的兴趣。英国最后还是统管了零碎的行政权，管辖范围包括中国通商口岸、中国海关，辖区涵盖中国大陆之外的华人社区，主要是香港、马来亚和婆罗洲（东南亚加里曼丹岛的旧称）的北部地区。中国人对此反应不一。但这可能加深他们对现代治理本质特征的理解，值得关注。

鉴于我将畅谈中国，跟史末资纪念讲演由以得名的英联邦相关的问题暂且放在一边。我希望各位接受我的一个观点，即尽管创建英联邦的政治家自有动机，但英联邦背后的理想却超越了一个由有着共同过去的成员国组成的温馨俱乐部。他们取之于一个大胆尝试的理想，要将一个多文化、多种族的世界中各个国家的独特经验予以归纳总结，并梳理这些经验供他国学习，乃至效仿。中国自身不直接属于那个世界，并仍坚持一己之愿景，以便在定义那个世界的未来中依然能扮演重要角色。但目前，有千百万海外华人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下，其中的大多数人生活在由美国非正式领导的说英语的帝国里。他们成为沟通中国和全球化了的那个世界的有用纽带。

扬·克里斯蒂安·史末资会理解20世纪前后半叶世人观点之嬗变。他是同龄人中最国际化的布尔人。他敬仰温斯顿·丘吉尔的世界观，惋惜美国的孤立主义，畏惧苏俄的崛起，认识到印度独立的必然性。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于1937年9月带着不详的预感，写下这样的评论文字：

完全释放之后，这个巨人将做什么？我担心日本所为不仅自毁前程，而且日后可能威胁到西方国家几代人，这种破坏将超过东方国家历史上的任何历史事件。中国的英雄主义或将震撼世界。（11）

引用史末资的原话，他的悲剧是“担心淹没在黑非洲……造物主犯了一个错，造成了不同肤色，我们有什么办法？”（12）因此，英国没有管好南非，史末资没有加以责备。回想起来，英国人错在跟布尔人打仗。英国胜得并不轻松，尽管最后是赢家。他们终究未能阻止世界上最丑恶的政权在英联邦诞生。但英国在经贸方面干得不错。南非确实成为非洲大陆上最富有的国家。至于劝人皈依基督教理念，功劳当属英国国教，培养了像纳尔逊·曼德拉这样的基督徒。照中国人的话来说，曼德拉就像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这朵美丽的莲花定会得到中国文人雅士的敬仰。

更有甚者，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不经意地诞生了另一位杰出人物，那就是印度国大党领袖圣雄·甘地（1869—1948）。他先前在南非担任律师，与史末资是同代人。韦利用在旅华的英国人身上的四个词——打仗、贸易、传教和统治，如果用到印度身上，甘地会拒绝接受。甘地反对一切战争，因为印度人和英国人造成了太多的杀戮，他看不见在印度这片战场上战而胜之的曙光。甘地欣赏基督教的精神力量，但反对基督教会。他在公开场合引用基督教中那些能够使他坚持本来信念的信条。他更加强烈反对英国统治，但在寻求民族独立的道路上，他对遇到的每个问题都坚持非暴力解决，这难住了顽固不化的大英帝国当局。他还反对基于大规模生产的贸易方式，英国人借此垄断了印度市场，削弱了印度的传统农业经济和文化。

与甘地的四个拒斥相比，中国缺乏如此彻底革命、不屈不挠的政治领导人。中国倡导彻底改革和革命的领导者，如康有为（1858—1927）、孙中山（1866—1925）、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蒋介石（1887—1975）和青年毛泽东（1893—1976），对大家看到的以英国为代表的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反应，比甘地来得更加迅急。跟许多实干的中国人一样，这些领导人乐于以西欧模式为学习榜样，而不单单向英国看齐。那么，为什么在今天看来印英交往结出的硕果貌似多过中英交往？为什么英国对印度的影响甚至大过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我将不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我希望通过我对中英交往的述说，帮助其他人揭开这一看上去引人入胜的谜题。

注释：

（1）威廉·基思·汉考克：《史末资：乐观的岁月（1870—1919）》（第1卷）、《史末资：角力场（1919—1950）》（第2卷），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2年、1968年。

（2）马来亚，或英属马来亚，1948年以前，指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之后直到1963年马来西亚建立之前，指马来亚联邦和新加坡殖民地。

（3）家父王宓文（1903—1972）毕业于东南大学（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前身），现南京大学。他去泗水（苏腊巴亚）之前，先后执教于新加坡、吉隆坡和马六甲等地。1932年，他前往霹雳州任职，大萧条席卷马来亚，劳工动乱事件在失业华人中屡有发生。在这之前，金文泰总督（1930—1934）出手镇压新加坡国共两党拥护者之间爆发的尖锐冲突，父亲认为此举只会给马来亚带来麻烦。在群体多元化的马来亚，将华人学校作为另一个战场是不可接受的，学官的工作不可避免地被政治化。父亲投身于华人教育事业，教导他唯一的孩子中国才是祖国。作为一个移居海外的中国人，他是问心无愧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华侨，一个旅居外国的中国人，或者说一个海外华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使用“海外华人”这个词，表明他们不再是短暂出国，强调这批华裔长期定居海外的事实。《王宓文纪念集》是一本集诗歌、散文和书法为一身的纪念集，体现了父亲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传统研究上的造诣。王赓武编，里弗埃奇（新泽西州）：全球出版社，2002年。

（4）1949—1954年，我就读于新加坡马来亚大学，我的四位老师中有三位是剑桥人：西里尔·诺斯克特·帕金森（1909—1993）、艾瑞克·T.斯托克斯（1924—1981）和伊恩·麦格雷戈。我的第一位老师布莱恩·哈里森（1909—1995）离职后任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

（5）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历史系（学生，1949—1954；讲师，1957—1959）；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生，1954—1957）；吉隆坡马来亚大学（1959—1968）；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68—1986）；香港大学（1986—1995）；新加坡国立大学（1997年至今）。

（6）吉莉安·比尔：《开放的领域：文化交往中的科学》，牛津：克拉伦顿出版社，1996年，第2页。她在书中警告说，交往不能“保证理解”，可能仅仅突出“什么是不相符的”。此语很好地诠释了本书的写作动机。

（7）我了解多处提及的迦利布在印度兵变时写下的一则日记和几首加萨抒情诗歌，收录在由拉尔夫·拉塞尔和胡尔西德尔·伊斯兰姆编译的《迦利布（1797—1869）》（第一卷）：《生平与书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作品集：印度篇），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69年。他是赛义德·阿赫默德·汗爵士及其家人的好友。

（8）这一部分是迦利布为赛义德·艾哈迈德·汗爵士解释的阿克巴宪法所作的诗体引言，这一宪法描述了伟大的莫卧儿帝王阿克巴（1556—1605）的统治管理体系。迦利布对莫卧儿体制不感兴趣，觉得赛义德·艾哈迈德·汗的解释缺乏意义。赛义德没用引言实在情理之中。拉塞尔、伊斯兰姆合编：《迦利布》，第90—91页。拉杰莫汉·甘地在《复仇与和解：解读南亚历史》一书中引用了这几行诗（德里、伦敦：企鹅印度图书公司，1999年，第136页），引自哈菲兹·马利克的《赛义德·艾哈迈德·汗爵士与印度、巴基斯坦的穆斯林现代化》，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58页。

（9）萧乾（选编）：《千弦琴：中国文选六卷》，伦敦：向导出版社，1944年，第381—383页。

（10）伊万·莫里斯：《阿瑟·韦利的天才》，载伊万·莫里斯编：《在山上疯唱：阿瑟·韦利作品赏析》，伦敦：乔治·艾伦与安文出版社，1970年，第80页。

（11）汉考克：《史末资》（第2卷），第283页。

（12）汉考克：《史末资》（第2卷），第4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