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菊与刀，美国为什么要扔下原子弹——人浸润在文化里

女儿国鲜为人知的纳西族走婚——文化

纳西族是古老羌人的一支，而世代居住在美丽的丽江泸沽湖畔的摩梭人，是纳西族的一支，被誉为“东方女儿国”，至今仍保留着男不娶、女不嫁的走婚生活。

走婚是云南省少数民族摩梭人的习俗，是摩梭人的一种婚姻模式。摩梭人是母系社会，在日间，男女很少单独相处，只是在聚会上以舞蹈、歌唱的方式对意中人表达心意。男子若是对女子倾心的话，在日间约好女子后，会在半夜的时候到女子的“花楼”（摩梭成年女性的房间，独立于祖母屋即“家屋”外），传统上会骑马前往，但不能于正门进入花楼，而要爬窗，再把帽子之类的物品挂在门外，表示两人正在约会，叫其他人不要打扰。然后在天不亮的时候就必须离开，这时可由正门离开。若于天亮或女方家长辈起床后才离开，会被视为无礼。

摩梭人除了少数因为要增加家庭劳动人口而娶妻或招婿外，基本上没有结婚制度。走婚是情投意合的男女透过男到女家走婚，维持感情与生养下一代的方式。由于母系社会中由女性当家，因此所生下的小孩归母家抚养，生父会在满月时公开举办宴席，承认彼此的血缘关系，避免发生同父乱伦。男性称女情人为“阿夏”，女性称男情人为“阿注”。

因此，这种婚恋叫做“阿夏”婚。“阿夏”是摩梭语，意为亲密的情侣。“阿夏”婚有两种形式，即阿夏异居婚与阿夏同居婚。阿夏异居婚就是“走婚”，其特点是男不娶、女不嫁，建立阿夏关系的男女双方，各自在自己的母亲家生产生活，只是男方暮来晨往，仅在女方家过夜。所生子女一律由女方抚养，其生父与子女不在一个家庭生活，男子与女方在生产、生活、财产上没有必然联系，男子无法定的抚养子女的义务，但生父可与子女经常往来。男女双方一生可以结交多个阿夏，但不可同时结交两个，只有跟一个终止了阿夏关系后，才能结交另一个。阿夏双方结合自愿，离散自由。阿夏关系保持的时间因人而异，一般年轻时不大稳定，中年以后日趋固定，甚至保持终身，但无论保持多久，男女双方都各居母家。任何一方不愿再保持关系，或女方闭门不纳，或男方不再登门，阿夏关系即可解除。另一种阿夏同居婚特点是男女双方同居一家，或是男到女家，或女到男家，共同生产生活，养育子女。这种婚姻同样以情为主，自愿结合，离散自由，双方一旦终止关系，各自回自己原来的家，其家庭成员都会欢迎她（他）回来，子女问题也由双方协商解决，不会引起双方的冲突。家庭成员的血统完全以母系计算，财产按母系继承。这种家庭的特点是家庭中无翁婿、婆媳、妯娌、姑嫂等关系，家庭权力分工形式为舅掌礼仪母掌财，家庭和睦、尊老爱幼，极少出现分家现象。家庭人口一般在20人左右。

在“阿夏”婚中，有从一而终者，但是大多都结交过几个或者多个异性。男女在青壮年时期，都拥有一个稳定的异性，同时又拥有几个临时异性。一些美貌的女子，有十几个乃至上百个阿注，她们还以此作为炫耀的资本。女子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也以此为荣，因为他们可以从走婚的阿注那里得到新衣服、盐巴、茶叶和钱财等礼品，而且在农忙的时节，还能多一些帮忙的劳力。

美如仙境的泸沽湖养育了美丽健壮、勤劳善良的摩梭女儿。她们在属于自己个人所有的花房里编织少女的梦，实现她们情真意挚的爱。她们没有古圣先贤留下的清规戒律，没有孤寂、失落的烦恼、忧伤。她们不奢求不属于自己的一切；她们不会做金钱、物质和权力的奴隶；她们按照自己的质朴本性，遵循自己心儿的指引，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无忧无虑地劳动、生活、恋爱；在母亲湖的山光水色中最大限度地展示自己纯朴的本色。

文化是一个群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民族、企业、家庭）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

文化是人的人格及其生态的状况反映。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所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中既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也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文化是由人所创造，为人所特有的。文化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连续性，决定文化的发展也具有连续性和历史继承性。

纳西族独特的走婚制度，是一种颇具特色的文化现象，它基于纳西族多年以来的生产劳动和生活经验，展现着最原生态的情爱。据说，摩梭人是世界上最后实行母系社会的，因此走婚也就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

“山寨”文化的野蛮生长——亚文化

有人说2008年是中国“山寨年”，恐怕不算夸张。这一年山寨风流行的势头，可谓锐不可当。先是“山寨手机”粉墨登场，继而出现了“山寨电脑”、“山寨服装”、“山寨明星”、“山寨春晚”、“山寨电影”，形形色色的山寨产品层出不穷，也因此诞生了为一些人津津乐道的“山寨文化”。那么，什么是“山寨文化”呢？“山寨”一词源于广东话，其主要表现为盗版、克隆、仿制和平民化。主要表现形式为通过小作坊起步，快速模仿成名品牌，涉及手机、数码产品、游戏机等不同领域。这种文化的另一方面则是善打擦边球，经常行走在行业政策的边缘，往往引起争议。

山寨文化一路被哄炒，在一片喧嚣争议中前行，且不断地蔓延在生活中的各种领域，令人不能小觑。如今的“山寨”，已俨然发展为市场经济现实下一支野蛮生长的文化异军。

有些人认为山寨产品的存在适应了大众文化的消费需求。山寨产品虽然不能与精品文化媲美，但它面向大众消费者。在目前经济条件下，精致产品、精品文化更多地为富裕人群所享受，中低收入者没有享受这类精品的条件和能力，而山寨文化正好弥补了这种缺失。山寨产品几乎拥有精品的许多功能，而价格极其低廉，让消费者也间接享受了精品文化的营养，给消费者带来一定的实用价值。有些人认为，山寨的东西总是有剽窃、盗版嫌疑，过分地拔高“山寨”不利于我国的自主创新，国内真正的品牌也会被这些冒牌的山寨产品淹没，最终受害的还是广大消费者。

在这里，我们不谈论山寨产品的利弊，而是关注这样一支在我们的主流文化之外悄悄盛行起来的群体文化。专家也指出，“山寨”文化已经成为中国的亚文化。那么，什么是亚文化呢？当一个社会的某一群体形成一种既包括主文化的某些特征，又包括一些其他群体所不具备的文化要素的生活方式时，这种群体文化就被称为亚文化。

亚文化指某一文化群体所属次级群体的成员共有的独特信念、价值观和生活习惯，与主文化相对应的那些非主流的、局部的文化现象；指在主文化或综合文化的背景下，属于某一区域或某个集体所特有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一种亚文化不仅包含着与主文化相通的价值与观念，也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价值与观念，而这些价值观是散布在种种主导文化之间的。亚文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总体文化的次属文化。一个文化区的文化对于全民族文化来说是亚文化，而对于文化区内的各社区和群体文化来说则是总体文化。

研究亚文化对于深入了解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具有重要意义。亚文化一般是处于非中心——或者说处于边缘地位的人，共同创造与享有的特殊文化。一般来说，这些文化极少被专业出版物、媒体与展示单位所介绍，甚至也不为专业的文化学者所重视。在外国的历史上，著名的爵士乐与摇滚乐都曾经是亚文化，但随着专业人士与文化学者的不断介入，它们到后来都成了正规文化的一部分。昨天的亚文化可能就是今天的主流文化，今天的亚文化可能就是明天的主流文化。这也表明，所谓正规文化总是在吸收亚文化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青年亚文化代表的是处于边缘地位的青少年群体的利益，它对成年人的社会秩序往往采取一种颠覆的态度，所以，青年亚文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边缘性、颠覆性和批判性。问题在于这种处于破坏、颠覆状态的亚文化容易使涉世未深的青少年产生错觉，从而将全部媒体上的青年亚文化内容当做主流文化来接受，把亚文化宣扬的价值观念当做主流的健康的价值观念来吸收。其实，青少年就是借助使用媒介这一活动来实现对成年人掌控世界的逃避和抵抗。

从“垮掉的一代”到嬉皮士——反文化

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豪放派艺术的亚文化要数“垮掉的一代”运动，“垮掉的一代”运动的中心是纽约州的格林威治村，以爵士乐和朋克音乐为特征，以诗人阿兰·金斯伯格、小说家杰克·科罗克为代表。它对主流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反对是有力但又是低调的。“垮掉的一代”运动对主流文化的影响日益明显，如偶像影星马龙·白兰度和詹姆斯·邓恩的大受欢迎，咖啡屋和黑色紧身衣在郊区和大学校园的日益流行。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当“垮掉的一代”运动渐趋衰败时，美国一些觉得社会太重物质、太科技化的年轻人，形成了一种普遍的亚文化。这些年轻男女唾弃社会上对物质无止境的追求，比如说，拥有越来越多的车子，换越来越大的房子等；相反，他们希望能处在一个更具人道精神的社会，比如说，分享、爱、与环境和平共处。这个团体是由一些政治激进分子以及“脱离”主流社会机制的“嬉皮士”所组成。其中由于受到大众媒介的推崇或辱骂，“嬉皮士运动”在更大的范围内扩大了其实质性的影响。

嬉皮士运动最早出现于旧金山附近，在1967年夏天进入了整个国家的视野内，这以后就开始进入自我模仿阶段。它的发展可以用三个关键的背景因素来解释：①20世纪50年代生育高峰所造成的60年代青少年所共有的认同感；②当时的社会繁荣使许多青年人不关心如何谋生；③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对新奇事物的追逐。反文化中的许多核心分子都是非常认真地投入这场运动的，他们坚信他们是在开创一种新的更好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最终会成为整个社会再生的模式。在嬉皮士最重要的价值观中，有以下一些关键点：

（1）世俗社会中的物质主义和竞争是一个陷阱或骗局，必须予以避免。

（2）人们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别人身上；一个人应该自由地做“自己的事情”。

（3）消灭所有形式的暴力。

（4）毒品，特别是LSD（麦角酸二乙基酰胺）和大麻，提供了进入自觉的新世界和更高层次现实的途径。它们应被用于启蒙中，而不应用于过瘾或逃避。

（5）性应是自由的、公开的和自发的。

坚守着这些信条，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旧金山的哈特·阿斯伯利地区聚集着数以万计的嬉皮士，在美国所有的大城市或小城镇中也都聚集着一群群嬉皮士，他们一般都群居，在音乐、艺术、服装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此外还有数以百万的其他青年人，他们不愿意脱离世俗社会，但又为嬉皮士的自由所吸引，从而接受了这种反文化生活方式的部分内容。

最后，像所有在此之前的其他青年亚文化一样，嬉皮士运动衰败了。嬉皮士的先锋们开始使用更烈的毒品（特别是安非他明），实施暴力，而这些是嬉皮士们所坚决反对的，这就挡住了嬉皮士发展的道路。由于震惊，反文化中大部分真正的信徒在20世纪60年代末都遁入了嬉皮士在农村的群居村，他们有些人到现在还存在，但大部分人都已回到了主流文化中，剪掉了作为他们标志的长发，完成了学业，结了婚，找了一份工作。

嬉皮士的反文化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终于渐趋销声匿迹，这也符合反文化的发展规律。但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弗莱德·戴维斯却看到了嬉皮士反文化运动对后工业社会正在产生的问题的参考价值。弗莱德·戴维斯在嬉皮士时代写过一篇文章，指出了嬉皮士运动对后工业社会产生的问题的一些思考，这些问题是：

（1）强迫消费。后工业时代的经济是持续扩张型的，扩张的经济形态要求人们每年消费越来越多的商品。这能够持续下去吗，特别是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嬉皮士有目的地养成了一种在较少供给基础上的能力。而这种生活方式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成为人们迫不得已的选择。

（2）被动观察。现代人似乎更倾向于观看专业人士进行体育比赛、唱歌或表演，而不是积极投身于各类活动中。嬉皮士则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艺术家，每个人都有权利去亲自尝试和享受。嬉皮士的这一思想和做法对人们来说是相当有意义和价值的！

（3）极端的将来取向。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把一生的大部分用于为将来做准备，而不是享受现在。有些事是必须要做的，但也许我们可以放慢脚步，闻一闻玫瑰的芳香，就像孩子们所做的那样，如此肯定会受益匪浅的。

由此可见，嬉皮士的反文化对主流社会的人群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在几十年，后，嬉皮士所倡导的这些会渐渐演变为主流社会的价值形态。这也是社会学家经过科学严密的研究之后的科学推测，而就现在的社会现实来看，也无疑证明了这一点。

在社会学上，那种直接对主流文化的中心因素如价值观、信仰、观念、风俗习惯等构成挑战的亚文化，我们称之为反文化。反文化是明显且刻意地反抗主流文化的一种亚文化。反文化一般都兴起于年轻人的阶层，因为他们涉入现存文化的程度较轻。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20岁的年轻人，和一个已经依照主流文化形态生活了60年的人比起来，更容易适应新的文化标准。

美国学者弥尔顿·英格认为，“反文化”是一套属于某个群体的规范和价值观，并且这种规范和价值观与这个群体所属的社会的主导性规范和价值观尖锐冲突。

然而，文化是动态发展的，反文化也不可能永远都是反文化，在历史的进程中，反文化也会被社会主流文化慢慢地接受，甚至转化成主流文化。文化会改变。有些我们以前认为无法接受而且和社会边缘人联想在一起的文化，现在逐渐被社会接受，比如说，男人戴耳环及穿牛仔裤上班等。反文化的内容有时候会被主流文化所吸收。

在一个社会里，并没有一种文化永远是错的，都不被社会主要文化所接受，随着社会不同群体思维模式与权力关系的改变，某些曾被视为反文化的现象转而会获得接纳。

刘老根大舞台为什么这么火——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消弭界限

2009年5月2日——劳动节小长假的第二天，装潢一新的前门门可罗雀，平日熙熙攘攘的人群，像是收到某种指令似的，齐齐涌向这里，“刘老根大舞台”北京剧场当天在此开业。这并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开业日期，前有成龙8万人的鸟巢演唱会，后有“草莓音乐节”、“迷笛音乐节”，尤其，下午4时，京城的天空突然变得乌云密布，时不时还洒落几点雨滴下来。

人们的热情却并没有因为活动频繁而锐减，也没有因为天公不作美而消退：数百名工作人员不得不牢牢守住各个入口，上午就前来排队的观众，试图以各种理由先行入内观摩；隔街排起了数十米长队的围观群众，也没有丝毫散开的意思，狂热的粉丝打出了各种各样的横幅，尤以小沈阳的宣传画为最。此时，8日以前的票早被一抢而空，徘徊了数小时的票贩子不得不失望而归，即使是他们自己想看，也无票可买了，甚至有人无奈地喃喃自语：“比火车票还难弄……”

刘老根大舞台在北京受欢迎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二人转植根于民间文化，表演台词具有浓厚的乡村特色，俗、色、酸是其最大特点。二人转属于大众文化。二人转和小沈阳火到如此地步，说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正在日益消弭。小沈阳的滑稽表演想来也是雅俗共赏的。美国哲学家卡普兰对两种文化曾做了一个有趣的比喻，他说，香槟和白兰地固然是最好的饮料，但周末下午在球场，我们却需要一杯啤酒。

那什么是大众文化呢？大众文化具有以下特点：

（1）商品性。即它伴随着文化产品大量生产和大量销售，大众文化活动属于一种伴随商品买卖关系的消费行为。

（2）通俗性。即大众文化不是特定阶层的文化，而是为社会上散在的众多“一般个人”的文化。

（3）流行性。即大众文化是一种时尚文化，呈忽起忽落的变化趋势。

（4）娱乐性。即大众文化文本无论其结局是悲是喜，总是追求广义上的愉悦效果，使公众的消费、休闲或娱乐渴望获得轻松的满足。

（5）依赖性。即大众文化主要是在大众传媒的引导下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没有大众传媒，也就没有大众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文化也是一种传媒文化。

（6）大众媒介性。即大众文化以大众媒介为主要传播媒介，具有这种媒介所规定的特点。大众媒介，通常包括机械印。刷媒介（报纸、杂志、书籍等）和电子媒介（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两大类。

（7）日常性。与欣赏高雅文化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的接受，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环境中进行的。

精英文化是与大众文化、平民文化、草根文化、山寨文化相对立而产生的文化现象。即不适应嘈杂的物质社会，它是人们内心渴求却常常被世俗生存需求驱逐时才能感悟到的，它是在人们静心思索或遭遇物质失利而需要情感慰藉时才浮现的。西方社会评论家列维斯认为，精英文化是以受教育程度或文化素质较高的少数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为受众，旨在表达他们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和社会责任的文化。国内学者邹广文认为，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科技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

就我国具体情况而言，伴随着整个社会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文化领域也出现了“重心下移”的趋势，普通大众的文化需求日渐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而“精英文化”却在市场上受到某种程度的冷落。一些人将此种现象称之为“文化世俗化”或“俗文化泛滥”。我们对此应有冷静清晰的思考。“文化重心下移”应该说是一种具有历史合理性的进步，是我们的文化“为人民服务”之必须。每一个不把自己同大众对立起来的人，都不应该视之为“危机”和“失落”，而应视之为一种“归位”和“落实”。因为多年来，为我国广大群众所乐于和便于参与的文化形式和活动并不丰富、并不充分，实际上是太简单、太贫乏了。至于“雅文化”的“失落”，则应该从其他方面找原因。

扒手集团作案为什么能屡试不爽——你不懂的隐语

身边的很多人都被扒手偷过东西，但人们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在自己浑然不觉的情况下偷走东西的。那么，让我们来破解一下扒手团伙作案成功的秘密。

扒手团伙作案时通常各有分工：

（1）舵手：选出受害人，并做出暗号通知放哨的人。

（2）放哨：负责让受害者走慢一点或停下来。

（3）掩护：掩护偷窃过程不让目击者看到。

（4）扒手：负责偷取受害者的皮包或钱物，并将皮包交给接应者。

（5）接应：从扒手那里接过皮包或钱物，并交给坐在附近车里的同伙。

（6）把风：观察附近有没有警察在监视。

在扒手作案过程中，扒手、放哨者和掩护者三个人会同时跟进受害者，三人成三角形将受害者围在中央，在向前行走的过程中，舵手和把风人在不远处监视，而接应会开着车停在附近，以等待扒手偷盗成功，拿上皮包或金钱以最快的速度逃离现场。即使当时受害者发现自己的财物被偷，他也不会料到自己丢失的东西早已被人开车运到十几公里以外的地方。整个过程如此流畅，这都要归功于扒手作案时有一整套隐语，如此周密的部署和紧密的协作，被盯上的受害者怎么能逃脱得了？

这里所说的“隐语”，是指一个团体的专属语言，这种语言和主流社会有所不同，是亚文化团体当中非常独特的行为模式。隐语是让“自己人”，也就是亚文化的成员能够了解的带有特殊意义的字句，同时也建立了让“圈外人”无法理解的沟通形态。互动论的社会学家强调，语言和符号会为亚文化提供很强的凝聚力，借此成员得以保持对亚文化的认同。

这样的隐语并不仅仅是传说，在我们生活中也真实存在。警方在巡查破案过程中发现了入室盗窃者们使用的隐语，下面就列举6个含义鲜明的符号：

（1）“+-”：家里白天有人，晚上没人；符号倒过来，就是晚上有人，白天没人；

（2）“⊙”：单身或租户；

（3）“...”：家庭成员三个人；

（4）“√”：已进入过；

（5）“☆”：目标；

（6）“×”：非目标。

盗窃犯们在犯罪进行前进行踩点及做记号，而这些看似简单的符号就是他们相互联系的秘密隐语。百姓们即使看到了自家墙上有这样的标记，他们也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而警方对盗窃团伙隐语的破解就加强了百姓们的防范意识。

日渐凸显的“90后”非主流文化也是一个亚文化群体，它也有着自己的独特隐语。如非主流的“火星文”就属于一种隐语。

下面是一个“80后”激愤地评述90后的火星文的文字，现摘录一段。

先承认本人有点脑残，对文字有点所谓洁癖，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作为一个80后，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什么叫血淋淋的代沟。这种火星文，说白了，那就是满篇错别字，不规范用字。痛心中国的基础教育，老师没有教过你们，我亲爱的90后弟弟妹妹们，要尊重文字尊重文化啊！

你们还小，但有一样请你们记住什么是汉字，方方正正，坦坦荡荡。更不用说是你们拿着装个性的繁体字，每个字都可以说体现了一种观念和思想。请你们尊重祖先，尊重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文化，也尊重你们自己。

“火星文”是90后的重要标志之一，90后这一群体在网络上普遍使用一套不是规范的简体字也并非真正的繁体字的“火星文”，并以此为一种时尚追求。因此，“火星文”也成为专属于90后的一种隐语标志。

音乐迷通常会为了某一种音乐或某个音乐家而组成亚文化。比如，在佛蒙特州流行的一个摇滚乐团“鱼”（Phish或译为费西）的歌迷“鱼头族”的亚文化隐然成形。如同过去“死头族”效忠死亡乐团（Grateful Dead）一样，鱼头族依据鱼合唱团的唱片与演唱会，建构起一种特有的生活方式。

你是不是鱼头族？可以通过以下一些特有的标志来辨识：

（1）当有人问你听什么样的音乐时你说鱼合唱团。

（2）当你犯错时，唯一处罚的方式就是整周不准谈到鱼合唱团。

（3）当鱼合唱团表演《辛普森一家》时，你从朋友那里会收到35封电子邮件。

（4）你会注视易趣拍卖网站很长一段时间，考虑要不要花700美元买伍斯特演唱会的票。

（5）不论做什么事情太早或太迟，你都会待在车里听完鱼合唱团的歌。

（6）如果你在学校里是鱼合唱团唯一的歌迷。那也不要紧，因为那会让你对他们的热情更加高涨。

（7）你的父母不再问你暑假有没有找到打工的工作，而是开始问你有没有参加哪次的巡回演唱会，因为你只听他们的。

这些鱼头族的特点，呈现出鱼头族的特有亚文化，而这种亚文化现在通过网络来维持成员的认同。

亚文化以非常多样的方式发展着。通常当社会某一部分的人面临独特的问题或是享有特权时，亚文化就会应运而生。不论亚文化的形成是以族群、职业（演员或教师）、年龄（青少年或老人）、信念还是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比如说计算机“黑客”，他们都试图发展出属于自己团体的一套隐语，以及一套独特的生活方式。因此，隐语和独特的生活方式都属于亚文化的表现特征。

“60后”父母为什么和“90后”孩子没有共同语言——文化堕距

一项关于“90后”的社会调查表明，有六成以上的调查对象否认不关心社会。该调查结果所显示的最鲜明的特点是“富于个性与创造力”，但缺乏对他人的理解，同时“90后”也是充满自信的一代人。

有关数据表明，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在下降：消极的心理特征，如心理问题、焦虑水平、抑郁水平等逐渐增多或增高。例如，从1992年到2005年，青少年的焦虑得分增加了约8%，敌对心理得分增加了近8%；从1989年到2005年，抑郁得分增加了约7%。同时，部分积极的心理特征，如自尊水平却在逐渐下降，从1997年到2007年，青少年的自尊得分下降了11%。但至今关于我国青少年的心理变迁，仍尚无大规模的长期追踪研究。

由于知识、经验的相对增多，认知能力和思维能力的相对发展，青少年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不断广泛而深入，特别是对新的自我的发现，使他们的心理活动开始指向自己的内部世界，指向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此时他们逐渐出现了心理上的闭锁性。这种闭锁性，使他们不再轻易向别人吐露真情、交往中的要求较高、选择条件也比较苛刻，此时，他们很难找到“心心相印”、“相互理解”、可以产生心理共鸣的知音，因此常感到不易被人理解并由此而产生不同程度的孤独感。但由于社会化的要求，他们又强烈地想与人交往，想得到别人的理解，想向能理解自己的人敞开心理的大门。但由于很难找到这种知音，他们常常感到烦闷不安，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很迷茫。

由于时代变迁、国家经济转型，“90后”的父母们刚刚成家立业就遇到了与他们从小早已习惯的生活模式大相径庭的体制改革——多年沿袭的“铁饭碗”被打破了，他们需要重新选择职业，需要靠自己奋斗，许多人被卷入了下海的大潮，巨大的压力使他们绝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工作上。

90后的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经历了多次教育改革，虽然体验过“减负”、“素质教育”，但这个时代的孩子承受更多的还是学习压力、升学压力。繁重的课业负担和心理压力，使得部分90后对学习没有兴趣甚至厌学。

90后的家庭突破了很多传统，父母的生活态度有了很大改变，他们主张独立与开放，追求的是成功的事业与高质量的生活，所以对孩子的教育脱离不了金钱，他们不能从情感的角度去感化孩子，这势必使孩子产生叛逆的心理。同时，90后的很多家庭都有过拆散重组的现象，这无疑会带给他们情感上和心理上的创伤，使他们变得冷漠与自私，缺乏应有的温暖感与亲切感。

60后家长在对孩子教育的过程中感到了迷茫，他们现在成了孩子的“钱包”。60后父母指责孩子自私、只有自我，没有他人；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孩子的自控能力越来越差，学习成绩令人担忧。而另一方面，孩子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已经丧失了很多本应该拥有的快乐，还被冠以问题少年，觉得十分委屈。以至于矛盾双方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

“60后”字面意思是指在1960年至1969年出生的人群。60后从一个被否定了的时代走来。严格地说，60后对那个时代较少有切肤之痛，但在他们思想成型过程中，则经历了对那个时代的批判与反思，也许正是这种批判与反思的氛围，诱发了他们那个年龄段本就具有的叛逆性格。他们叛逆父辈，因为他们的父辈是那个时代的主力军；他们叛逆主流文化，他们叛逆时代信仰，因为他们父辈所遭受的洗礼让它顿显虚无；他们叛逆社会道德，因为经过那个疯狂年代摧残后的社会道德显得那么的虚伪。60后的社会责任感极强：他们“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他们“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应该说，60后虽然叛逆，但他们骨子里还是属于传统的一代，因为他们仍然在用文化、信仰和道德的模具塑造自己，而且，随着他们叛逆性格的逐渐消失，他们曾经排斥过的文化、信仰和道德也得到了他们有选择地接纳和继承。虽然60后曾经那么的叛逆、那么善于思考和探索，但由于他们所做的仍然只是继承和吸收，较少创造性，因而人们所担心的文化断层、信仰断层和道德断层，并没有在60后身上出现。就这样，昔日的问题青年，平稳地成为了社会中坚。

从以上对60后和90后所处不同时代环境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两代之间无论是在大的时代背景还是在社会心理上都有着巨大的差别，在他们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沟通鸿沟。他们信仰不同，价值观不同，对社会和自身的理解也存在很大差距。物质生活丰富起来了，但相应的人的精神信仰和文化诉求并没有得到满足，这使得90后的孩子们陷入了一种纯物质和科技的世界，而无法找到心灵的归属和安顿。因而他们不仅不能和自己的父母进行深度的交流和沟通，也找不到能够使自己摆脱孤独感的途径。这种物质发展在前而非物质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现象在社会学上被称之为“文化堕距”。

文化堕距是指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文化集丛中的一部分落后于其他部分而呈现呆滞的现象，亦称文化滞后或文化落后。美国社会学家W.F．奥格本在1923年出版的《社会变迁》一书中首先使用这个概念，用来指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的适应性文化在变迁速度上所发生的时差。一般地说，物质技术方面的变化发生在前，非物质的适应性文化变化于后。如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和发现，使物质生产发生了变化，而指导和管理生产的政策、组织、制度等并没有及时作相应的调整，这时后者就成为文化变迁过程中的滞后部分，从而发生堕距现象。然而文化堕距并非专指适应性文化落后于物质文化变化的情形，在物质文化变化之前先发生非物质文化变化的情形是时常发生的，这也是文化堕距的一种表现。

留学生的阵痛，艰难的文化适应之旅——文化震撼

一个泰国学生刚到日本留学，他的日本同学就问他：“在泰国是否骑着大象上学？”泰国学生惊愕异常，一时竟无言以对。

一位伦敦的中学教师到纳米比亚教书两年，1997年回到伦敦以后又遇到重新适应的感觉，因为互联网已经在那里广泛使用起来，他不会使用E-mail，甚至觉得自己一无所知。

一个中国人去日本游玩，从景点返回东京的100多公里长的公路上几乎全线塞车。就在这全线堵车的100多公里的路上，没有一个维持秩序的交通警察，也没有一辆车从空荡荡的下行车道向前超行，甚至没有人鸣笛催促前面的车辆。日本人就那样耐心地坐在车里，一步一停地向前挪动、挪动。这位中国游客感慨道：“100多公里长的公路大塞车，七八个小时的等待，日本人的秩序丝毫不乱，靠着耐心，直到100多公里的车龙化解！如此坚忍、守秩序的民族，真的是很少见！”

当你看到上述这些事例时，心里是不是会觉得不可思议，并会产生一些微微震撼的感觉，想不到他们与我们的文化有如此大的差异。他们的文化为什么会这样的？

这就涉及到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文化震撼。文化震撼主要是来自于两个不同文化差异而引起，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候、任何新环境。当你到达一个地方觉得很陌生、很困惑，不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什么、应定位在哪里，应怎么表现才恰当等，觉得很不舒服、很不自在时，就是文化震撼，就好像过去所有的经验在刹那间全部失灵。可以说，文化冲击或文化震撼，是一个人从一种文化和物质环境转到另一种文化和物质环境，在心理感受、举止行为乃至生理等方面发生的震动与失调现象。很多时候，文化震撼会引起身体上的一些症状，如头痛、胃口不好、睡眠失调或者心理上的焦虑、沮丧等。

身在国外的留学生对这种文化震撼的体验尤为真切。只是有时当事人并不清楚知道自己正在经历或曾经有过。其实文化冲击并不是指突发一次即结束的“震惊”的感觉，而是指在一段时间内，密集式的有强有弱的震惊、仓皇和被冲击到的感觉。过去的文化背景和新文化差异越大时，冲击的感觉会越强且越密集。文化冲击由开始到结束，其实就是一个适应新文化的过程。

当人身在本国时，感觉不到文化所具有的深沉、持久的影响力，但一个人一旦到了一个与国内文化背景非常不同的国家生活，就能够更加真切地体验到文化的强大力量。生活时间越长，体验越深。文化适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年纪大一些的人或接受能力差的人都将会经历一场艰难的痛苦之旅，甚至可能永远都无法适应。

文化冲击或文化震撼会使人觉得不安、害羞或难堪，有时会使人觉得挫折、生气或失望。大略而言，文化冲击或文化震撼使留学生可能会有如下的表现：

（1）怀疑感：对留学可能陷入严重质疑，怀疑远道来此究竟是否明智，甚至对自己的能力都失去信心。

（2）孤独感：会变得神经质，对一切事物都感到厌烦，感觉非常寂寞，可能整天昏沉沉，凡事提不起精神。

（3）思乡感：有强烈的思念家乡、怀念亲友感，思想难以集中，整天都想给家人写信或打电话，甚至痛哭不已。

（4）敌意感：微小的刺激都会使人异常的愤怒，甚至可能产生一种想法，认为所有的一切烦恼都源于此国。

根据美国有关教育机构的研究，外国留学生经历的文化冲击或文化震撼，一般而言，它有一个循环期，通常包括四个阶段。

（1）初始期。留学生刚到外国，对事情、环境都感到新鲜与好奇。这时最急于学习、认识环境，安排生活，想尝试新事情，整个人充满热情和自信，一心想赶快安顿下来。但当找房子不顺、碰到奇怪室友、没有说话的人、面对一大堆课程、尝到挫折滋味的时候，就开始想家，怀念国内的环境和朋友，这就生了思乡病。这一阶段时间一般不长，在头一两个月内发生。

（2）蜜月期。当慢慢习惯新的环境之后，就开始了蜜月期。在这一阶段里，人的心情通常比较愉快，学习动机非常强，语言进步很快，也乐于与外国人交往，希望快点建起新的人际关系，有时甚至会觉得外国好多地方都比本国好。不过，这时候对外国社会和外国人的接触其实还很肤浅，多数的认识仅限于表面现象，与外国人的交往也很简单，尚未达到深入的程度。

（3）震撼期。随着更深入地接触外国，蜜月期很快就结束，震撼期接着开始，将会出现较强的心理困惑和生理不适。此时留学已有一段时间，但当笑话听不懂，还得要人翻译时；当没车或不会开车，还要请人接送时；当与外国人打交道，遇到困难或挫折时，孤单、寂寞、困惑、压抑以至失控的感觉挥之不去，甚至会出现莫名其妙的愤怒。这时常常伤感，情绪低落，想家情绪再度高涨。

（4）恢复期。震撼期的挫折使人不快，但可加深对外国社会、文化和人的了解，加快对周边环境的适应，让人从震撼中恢复正常，开始知道如何处理周边的人与事，接受和学习外国人的行为模式和从新的角度来看事情。这时你会更了解外国的社会和文化，感觉自己的能力在增加，自信心慢慢在恢复，学业开始上路，在各种场合开始比较自在，也能有效地工作和面对问题了。到这时候，可以说文化冲击或文化震撼就算基本结束了。

面对必须经历的文化冲击或文化震撼，留学生要学会调整自己，渡过难关，以下建议或许会有帮助。

第一，要记住绝大多数留学生都转变过来了，你也是有能力、有长处的人，同样会度过困难时期；

第二，要作自我反省，常问自己的期望在外国合不合理，如不太合理，就赶快加以修正；

第三，要培养敏锐的观察力，了解外国人的行为和价值，与本国文化价值加以比较，避免用本国人的标准衡量外国人的行为；

第四，不要退缩，不要孤立自己，埋在书堆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要主动地接触外国社会，多结交朋友；

第五，要加强语言学习，语言是沟通和了解外国文化的基础，要与老师、同学和外国朋友多接触，不了解或不知道，就要不耻下问；

第六，要积极寻找帮助，当觉得适应困难，就应向朋友、老师、国际学生顾问或学校其他服务单位寻求帮助，不要怕张口。另外，在经受文化冲击或文化震撼时，一定要特别注意身体健康，保持均衡饮食和适度运动。

一般看来，几乎每个留学生在外国都经历过文化冲击或文化震撼，但所感受的冲击与震撼程度则因人而异，有些人可能感觉轻微些，有些人则有较强烈的反应。文化冲击或文化震撼也不是经历一次就会结束，在最初一段时间内可能有密集的、反复的被冲击和被震撼的感觉。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差异较大，中国留学生经受的文化冲击或文化震撼一般强于来自欧洲国家的学生，经历的时间也要长得多。

文化冲击或文化震撼是一种正常现象，不必惊慌。当你逐渐熟悉周围环境，逐渐适应国外人的生活态度之后，就会恢复正常。总体来看，文化冲击或文化震撼是一种逐渐熟悉与习惯新文化，从觉得不适应到觉得较为适应的过程。这一过程会长达数月，也可能长达数年，往往会让人经历一番痛苦。

从韩国申请“江陵端午祭”说起——文化自觉

2006年韩国向联合国申请“江陵端午祭”为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年最受中国人关注的大事之一。当“韩国端午节”被联合国获批成功后，整个中国一片哗然。

乌丙安，辽宁大学教授，国际民俗学家协会（F.F.）最高资格会员。在韩国申请端午节那段时间，乌老往来于韩国与中国之间，做的只有一件事：劝说韩国方面等一等我们，联合申请端午为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目前有29个民族、约12.55亿人都有过端午节的习俗，占世界的绝大多数，同时端午节在中国有着很深厚的文化根基，说“江陵端午祭”发源于中国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乌老的努力最终并没有使韩国放弃对端午节的申报，失望而归的乌老痛心不已。

与自然遗产的独有性不同，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具有“共享性”，也就是说即使他国申报了，我们还可以申报，即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了，我们也可以再申报。在痛心之余乌老也决定应该为国家的文化遗产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之后乌老就在屈原故里——湖北省秭归县，就端午申遗工作进行资料搜集、实地查看和指导，为我国向联合国申请端午节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准备。

乌丙安是全国最早关注韩国申遗的专家之一，他在往返于中韩之间发现，在1960年，韩国中央大学的任东权教授就发现江陵市举行的端午祭活动非常有特色，于是撰写了调查报告，向文化观光部申请确认其为“重要无形文化遗产”。1967年，“江陵端午祭”正式被列为韩国第13号重要无形文化遗产，得以发展成今天的规模。韩国保护端午已经有了40多年的历史。

其实不光是端午节，中国的传统民俗被抢先申报的例子还有很多，在内蒙古流行的马头琴，去年就已被蒙古国申报成功为该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皮影戏，两年前印度尼西亚就已经申请为该国的文化遗产，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批准了柬埔寨的申请。这些现象都是我国社会“文化自觉”程度不够的表现，本质是还远远没有成为整个民族的基本价值观，没有产生一种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的民族文化就会消亡的危机感。

所谓“文化自觉”，是借用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历届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和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