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伦改革

雅典位于希腊半岛东南的阿提卡半岛上，依山傍海。全境多山，山岭将半岛分割成3个相邻的小平原，阿提卡平原居其中。沿海有曲折的海岸线和优良的港湾。

公元前1600年前后，爱奥尼亚人就来到阿提卡，与当地皮拉斯基人混居。在雅典卫城内发现的宫殿遗址表明，阿提卡早在迈锡尼文明时期已经出现国家，但随着迈锡尼文明的崩溃而消失。

公元前12世纪，多利亚人南下时并未侵入阿提卡，但多利亚人的南侵影响了迈锡尼各邦，一些居民为躲避战乱纷纷逃至雅典居住，他们成为雅典原有氏族之外的居民。由于居民混杂，原有的氏族管理机构的作用大减。为适应形势的变化，雅典出现了传说中的第10代“王”（巴赛勒斯）提修斯的改革。提修斯改革以“联合运动”的方式，废除了阿提卡各地的议事会和行政机构，设立了以雅典为中心的中央议事会和行政机构；提修斯还根据出身和职业，将全体居民分为3个等级：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通过改革，氏族部落管理机构正式发展为贵族独占的国家机构。

这个刚刚诞生的雅典城邦是贵族统治的国家，统治机构有执政官、贵族会议和公民大会。统治机构建立后，氏族贵族便利用自己的垄断政权残酷地剥削、压迫平民。平民的处境日益恶化，他们或将土地抵押给贵族沦为“六一汉”（因为他们为富人耕田，按此比率纳租），或变为债务奴隶，或流亡国外。这种情况使贵族与平民的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公元前6世纪初，平民准备以暴力推翻贵族政权，内战一触即发。在这紧要关头，得到大多数公民支持的梭伦被推举为“执政兼仲裁”，受命调停矛盾。

梭伦（约公元前630～前560年）出身于贵族家庭，他的父亲乐善好施，到他年轻的时候，已是家道中落。梭伦一面外出经商，一面游历。尽管他以经商为业，也逐渐富有，但却坚信道德胜于财富，所以其兴趣不在赚钱上，而主要是利用出外旅行的机会考察社会风土人情，获取知识和经验。在此期间，梭伦漫游过希腊和小亚细亚的许多名胜，结识了著名哲学家泰勒斯等人，并以谦和的美德而被誉为古希腊“七贤”之一。他到任后，拒做僭主，主张以法治国，曾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法令。

政治改革包括：①将全体雅典自由民按财产多少分为4个等级并规定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地产年收入在500麦斗（1麦斗约合80公斤）以上者为第一等级（500斗级）,300～500麦斗者为第二等级（骑士级）,200至300麦斗者为第三等级（双牛级）,200麦斗以下者为第四等级（雇工级）。工商业者的货币收入也可折合为地产计算。国家的高级官员由一、二等级的富有公民担任。第三等级公民可担任四百人会议议员等低级官职，第四等级只能参加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的活动；②确立公民集体立法的原则，提高公民大会的权力；③新设四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两个重要机构。经济改革包括：①颁布“解负令”，取消以土地为抵押的债务，废除债务奴隶制；②禁止小麦出口，鼓励橄榄油输出；③推行货币改革，实行流通于爱琴海区域的优卑亚币制，以利于对外贸易；④为防止土地再次集中，规定公民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因史料不足未留下限额的具体数额）; ⑤因地制宜，发展经济。

梭伦改革打击了旧的氏族贵族，消灭了债务奴隶制，恢复并稳定了独立的小农经济，为雅典公民形成自主独立的公民意识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也使雅典奴隶制开始向高级阶段发展；改革打破了贵族对政权的垄断，大大提高了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的政治地位，使普通公民可以参加决定国家命运和自身利益的政治活动，促使雅典政体从贵族政治向民主政治过渡；改革对工商业的发展，采取了一些鼓励的措施，也为雅典的经济繁荣创造了良好条件。梭伦的改革把雅典引上了建立奴隶制民主政治和发展工商业的道路。早在公元前621年，执政官之一德拉古就曾制订过一部成文法典，但内容过于严酷，它甚至将偷窃蔬菜、水果以至懒惰都定为死罪。雅典人发现，如果真的照那部法典行事，他们还没有足够的绳索把所有罪犯绞死。所以有人说，“德拉古的法律不是用墨水写的，而是用血写的”。

而梭伦是一位温和的立法者，他所制订的雅典法较有人道色彩。他在改革中不走极端，奉行不偏不倚的中道政策，从公民整体利益出发，对平民和贵族的要求既满足又不完全满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所给予人民的适可而止，他们的荣誉不减损也不加多，即使是那些有势有财之人也一样，我不使他们遭受不当的损失。”“我制订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在梭伦改革后的一百余年里，雅典始终遵循他所开辟的政治改革道路，终于成为一个经济繁荣、政治民主、文化昌盛、国力强大的希腊超级城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