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十月》不变的制胜传统

《十月》是新时期创刊的第一家大型文学期刊，创刊时间为1978年8月，最初没有刊号，以书代刊。其他大型文学刊物在新时期的创刊、复刊都要晚于它，1979年1月《收获》复刊，4月《花城》在广州创刊，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创办大型文学期刊《当代》，随后才有《小说月报》、《青年文学》等文化刊物陆续创刊。新时期以来，《十月》荣获第一、第二、第三届国家期刊奖，第一、第二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称号，北京市优秀期刊，它是唯一连续三届获得国家期刊奖的文学期刊。另外，在龙源期刊网的网络阅读排行中，《十月》也是排行最稳定的期刊，五年来连续排名第四；《当代》排名波动情况为第一、第三、第二；《北京文学》为第二、第一，但在2009年却没能进入文学阅读的前五名；《收获》曾波动在前三名，也走出过前五名；《人民文学》在第五和第二之间波动。《十月》能连续获得国家期刊奖，并拥有稳定的发行量、网络阅读率和社会影响力，确实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纵观《十月》新世纪以来栏目设置的变动，尽管每一步都没有走在最前面，但都走得小心翼翼，《十月》是向其他媒介走得最近的一本大型文学杂志。在与出版社的竞争中，《十月》没有走在最前面，却敏感地紧随《收获》之后。《收获》是最先增设长篇版的，它始终是每年增出两期，走精选路线。随后，2003年《十月》增出长篇版，每年6期。之后才有《作家》、《当代》、《山花》、《钟山》等期刊长篇版的出现。在向网络的借鉴中，《当代》和《北京文学》分别于2001年第1期开设《网络文学》和《网络奇文》栏目。《十月》在它们短暂的网络选文尝试后，事隔三年，于网络早已深入人心的2005年开设了6期《网络先锋》专栏。它比前两种刊物的网络选文栏目相对成熟的是《网络先锋》有专门的主持人，且主持人陈村是公认的传统作家中触网最多的一位。《网络先锋》栏目最初刊选的都是一些网络名家的作品，后几期选文的作者则多是99网上书城“小众菜园”版的会员，这较网络文学信息量大、更新快的本质特征，则略显狭隘了。如果期刊的网络选文真正想引进一些在网络上有一定影响性的作品，则应该每期关注各大不同的文学网站，针对各自的优势，相应选取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文章，如红袖添香网和潇湘书院网的情感小说、穿越文、耽美文等，幻剑书盟网、逐浪小说网和17K小说网的玄幻文学作品等，天涯和新浪“读书频道”的文化批评类作品等。另外，《十月》在新世纪以来得到影视改编的作品是同类期刊中最多的。除此之外，它于2005年第5期和2008年第3期刊发过两个话剧剧本，分别是徐坤改编的王蒙的同名小说《青狐》和邹静之的《莲花》。其中《莲花》的电视剧版权被华视影视买走，由编剧丁天改编成30集电视连续剧。如此全面地借鉴其他媒介，在新世纪的文学期刊中，只有《十月》一家。但各家期刊借鉴其他媒介的改版方式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功，都在短暂的尝试后悄悄终止。

2006年4月，《十月》副主编宁肯做客人民网文化论坛，和网友就“网络时代的文学期刊”这一话题进行在线交流时透露，《十月》的发行量稳定在10万份左右。这个数字对一本纯文学刊物来说，除了令人惊讶外，更多的是好奇，何种“纯文学”竟能吸引10万人的关注？《十月》从创刊起，始终拥有名列前茅的销售量和较稳定的读者群，并不源于它的“善变”和对其他媒介经验的借鉴，而恰恰在于它不变的办刊宗旨——对“现实主义创作”的坚持，对文学新人的扶植。

一、现实主义传统

“五四”以来，纯文学逐渐远离了“对生活现实的一种反映”这种最淳朴的宗旨，新文化运动时文学兼具了启蒙的功能，抗战时期“救亡”又压倒了“启蒙”。新中国成立后，文艺政策鼓舞下的文化作品大多歌颂党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人民生活的新变化，一定程度上这种“现实主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政治性大于文学性的“现实主义”。“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后，文艺形势随之也发生了好转。1977年，王世敏、张守仁和章仲锷三人着手创办《十月》。《十月》自创刊以来，始终不变的一项办刊宗旨就是“秉承现实主义传统，关注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十月》在1978年8月创刊第1期就表达了自己“现实主义”的办刊立场。创刊号的《学习与借鉴》栏目中刊发了鲁迅的《药》、茅盾的《春蚕》、屠格涅夫的《木木》、都德的《最后的一课——一个阿尔萨斯孩子的叙述》，后面是四篇评论文章，文章中都强调“正视现实”、“写真实”。创刊号上发表的小说作品有陆柱国的《吐尔逊的故事》、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郑万隆的《铁石老汉》。其中《爱情的位置》在当时刚刚结束的“四人帮”对爱情赶尽杀绝的文艺政策下，成了改革之后爱情文学的鼻祖。“四人帮”时期，爱情在文艺作品是绝对禁止出现的主题，否则就会被戴上“鼓吹人性论”、“腐蚀青年”的帽子，甚至为此而遭迫害。刘心武回忆，《十月》创刊号上面有若干远比《爱情的位置》更出色的作品，但《爱情的位置》引发的轰动不仅超出了创刊号中其他作品，也超出了此前几乎所有作品。《爱情的位置》经过许多报刊转载和电台广播以后，短短一个月里就收到了超过7 000封的读者来信！《爱情的位置》的发表、连播、得到认可，并非因为作品的文艺性和艺术形式上的成就，而是它打破了当时的禁区，让人们意识到了“爱情”不再是一个可耻的话题。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是编辑张守仁在大巴车上约的稿子，当时听李荐葆讲的“军长甩帽骂娘”、“血染的账单”和“没有发出的臭弹”几个情节便断定这部作品将是一部难得的突破之作。作品创作完，得到了《十月》编辑部的一致认可，想让作协党组书记冯牧写一篇评论文章同时刊发。但冯牧看后认为一些地方过于尖锐，建议删改。后来张守仁把李存葆删改的稿子拿给冯牧先生写评论，但发的还是未删改的稿子。之后仍担心稿件夭折，又在发稿时叮嘱编务，校样千万不能传出去。新华印刷厂的工人们排字时，被作品内容感染，多印了校样，带回家里给亲友们传阅。于是稿件在社会上传开，十天不到，北影一位导演找到张守仁先生，提出将《高山下的花环》改编成电影。《文艺报》副主编唐因称赞《高山下的花环》是解放30年来第一部写军队内部矛盾的优秀之作。《十月》1979年第3期刊发了刘克的《飞天》，由于文中对高级将领进行了负面描写在当时引发了很大的争鸣，尤其是军队部门和军队文艺刊物的公开批判，从而又一次引发了对“歌颂”与“暴露”问题的探讨。李剑在《河北文艺》1979年第6期发表《“歌德”与“缺德”》一文表示：“现代的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当今世界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为何不‘歌’其‘德’? ”将新时期以来批判性的文学创作视作“用阴暗的心理看待人民的伟大事业”是“缺德”之行。随后，《齐鲁学刊》、《学术月刊》、《山花》等刊物纷纷刊发了支持者和反对者对此问题的讨论文章。其中，《社会科学》在1980年和1981年两年间有5期刊发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朔方》单1980年就有4期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十月》1979年第4期刊发的刘宾雁的《文学、生活和政治》通过对文学、生活和政治三者关系的解析，探讨了文学的真实性，指出文艺首先应该从生活出发服务于政治需要，而不是按照这种或那种政治需要去剪裁生活，为文学摆脱政治话语的桎梏作了理论铺垫。1980年第1期刊发的王蒙的《生活、倾向、辩证法和文学》指出：“仅仅用歌颂与暴露这两个词来区分作品，实在只是一种幼儿的划分‘好人’和‘坏蛋’的智力水平。它体现的是一种绝对化的形而上学……多年来，我们在政治上、哲学上、文化艺术上受这种绝对化的形而上学之害还少吗？……离开生活的真实去纠缠什么歌颂、暴露，乃是十足的烦琐哲学。……让我们少在歌颂、暴露这种简单化的讨论中伤脑筋吧！”王蒙对歌颂与暴露这一问题进行了彻底的解构。随后《十月》继而深入对“本质”问题的探讨，刊发了王若望和丁星的商榷文章：1981年第1期刊发了王若望的《〈步步设防〉续篇》;1982年第1期刊发了丁星的《〈步步设防〉续篇辨析》;1982年第4期刊发了王若望的《对写“本质”的探讨——答丁星同志》，进而对“本质”问题又进行了解构。《十月》的这些积极努力，使意识形态笼罩下的文化得到了一定的解冻，加速了文化的多元发展。

《爱情的位置》和《飞天》等解冻性的作品发表之后，《十月》又刊发了一系列细腻描写两性情感的小说，如《公开的情书》、《三生石》、《爬满青藤的木屋》、《荒山之恋》等。随后，《十月》一直紧密关注社会现实，积极刊发干预现实类的文章，也带来了其他题材的繁荣与突破：如表现改革的《开拓者》、《沉重的翅膀》、《花园街五号》等；描写知青面对政策变动与情感选择时的痛苦，如《南方的岸》、《林中的野刺莓》、《雪城》等；市民生活题材方面的有《家庭纪事》、《立体交叉桥》、《永远有多远》、《生活秀》等，展现了市民家庭在大时代变革下的挣扎、努力与无奈。另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十月》刊发的两部小说《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不仅成功改编为电视剧，获得了较高收视率并在不同电视台多次重播，更掀起了海外生活描写的序幕。

进入新世纪以来，当下许多网络文学作品包括文学期刊中的作品都普遍缺少深刻切入现实的理性思考与责任，缺少对当下现实生活历史性的审视和观照，缺少对时代社会整体的宏观把握，缺少体现时代精神的典型人物的塑造与概括。导致自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文学作品琳琅满目，但让读者记住的、能够长销的却寥寥无几。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各家文学期刊纷纷改版，在花样迭出的改版大潮中，《十月》的栏目设置和版式都鲜有变化，但贴近现实的办刊宗旨却是它以不变应万变的制胜法宝。新世纪初，《十月》主编王占军在接受采访中就明确表示过：“我们一定要贴近时代，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如果我们和老百姓的心贴得比较近，刊物就有生存的希望。我们的大部分中篇，都是现实主义作品，在坚持这一原则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展示和探讨了改革开放给不同阶层的人带来的变化。我们刊物能够赢得市场，拥有大量的读者，与这个定位是分不开的。”《十月》于2007年第1期开始增设《新农村题材作品》专栏，刊发了将近十篇描写农村题材的作品。作品不多，但《十月》能为其单独设置一个栏目，足见刊物对新农村题材作品的重视。实则在2005年，“底层叙事”就成了各家文学期刊的主打稿件，成了文坛的主流叙事。对底层人物的关注无可非议是媒介文化关注、介入社会现实的最好例证。但不可避免有些并不熟悉底层的作者借“底层叙事”这一热门话题的人气与时机，通过写底层让自己的作品登上文学期刊，自己也能够因此打入文坛。于是，底层叙事作品中出现了一些概念化、抽象化之作，一味地描写底层遭遇的挫折、经受的苦难，满腹的苦大仇深，致使一些文本呈现出悲壮、惨烈的情感状态，但又并未真正关注到底层人物的精神困境。《十月》的《新农村题材作品》专栏共刊发了五篇作品，这五篇作品没有一篇悲壮之作，写的都是寻常穷苦百姓家的真实日常生活。陈启文的《桃花水母》，描写了一位农村女人在丈夫当兵死后嫁给丈夫的大哥，大哥死后，她又把小叔子家的孩子拉扯大，老了却被孩子送到幸福院，房子被政府没收扩建公路了。一位农村女人，经历了诸多苦难，辛苦操劳了一辈子，最后却没有容身之处，没有可以相依的人，但她仍在苦难中执著地坚持着，虽没有过多的悲壮，只有无声的哭泣，却满纸浸透了辛酸。王立纯的《弥天大谎》讲述了洪水呼啸而来，主抓抗洪工作的姜副县长指使高中毕业后一直不得志的胡达飞炸开了妨碍泄洪的一道旧堤坝，“取得了不伤一人一畜的完胜”，姜副县长却为了仕途隐瞒“炸坝英雄”，作品在轻描淡写中便勾勒了官场的尔虞我诈。胡学文的《淋湿的翅膀》描述了寡妇赵美红凭借其撒泼胡闹的本事达到了种种目的，却在让女儿艾叶进厂一事上遭了堵。艾叶将自己的终身托付于乡医杜智后，昔日恋人马新归来，帮艾叶找到了工作，艾叶舍弃丈夫与马新一起离开。故事没有太多的曲折，但却清楚展现了女人在物质利益下的抉择。漠月的《遍地香草》更是毫无波折地描绘了西部草原一家三口靠割草为生的贫苦生活。孙惠芬的《天窗》用大量的情节铺垫勾勒了穷苦农民鞠老二和小久子对大娘们家富裕生活的向往，但他们却为了大娘们家丢的几百块钱和一部手机相互猜疑，埋怨对方毁了自己的清白。为了自己的尊严，窝囊人小久子失手打死了鞠老二，然后自己又喝药自尽了。而大娘们为了躲过丈夫的嫌恶和抛弃竟将两具尸体偷偷埋了。一个小小的意外，两条人命丧失了。在人格遭到质疑时，底层人物只能用性命去维护尊严。小说同时也勾勒出了富裕家庭里丈夫不理、儿女不解的中年女人的孤苦。《新农村题材作品》专栏中选文的作者没有流行的底层文本写苦难的狠劲，但却写得平实、贴近生活，同时那种疼痛与凉气又在读者心底久久地蔓延不去。

《十月》其他栏目中刊发的作品也同样具备这种平实的特性。如邓一光的《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并没有单纯地描写城乡的对立与冲突，而是从进城者对乡土之根的牵念写起，写农村孩子进城后发现离开土地的人却没有留在土地上的人生活得好。《十月》2006年第2期的《第一阅读》栏目刊发了李锐的《犁铧·耧车》。自2004年起，李锐创作了10余篇“农具系列小说”，作品均以古已有之的农具命名，从与农民、与土地最贴心的农具意象入手，写出了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焦虑。读者期待看到这些贴近他们的生活、和他们同呼吸共患难、让他们有切肤之痛的作品。

不难看出，切入当下现实，关注百姓生活，是《十月》保持稳定销售量的制胜法宝。如果说增设《读者交流》栏目是重视读者的一种公开申明，那么刊发贴近百姓生活的作品则是关心读者的真打实干。普通读者的阅读消费是文学期刊运行的经济保证，也是文学价值实现的最终保证。尊重读者的最好体现就是刊发切入读者生活的作品，关心他们的喜怒哀乐。这样，文学期刊和读者间的诚信度便自然建立起来了，文学期刊也自然有了稳定的读者群。

二、培植文学新人

在诸多期刊追求发行量、追求刊发作品的影视改编数量时，《十月》坚持“以不断推出文学新人的佳作为特色”，把培植新人作为编辑工作的当务之急。《十月》主编王占军在“2005相聚十月——‘小说新干线’七年回顾”活动中表示：“《十月》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多年来一直关注年轻作者，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和空间。”时任副主编宁肯在采访中表示：“编辑的一个职能是与作家保持密切联系，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发现新作品，发现和引导新作者正是《十月》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也只有这样，《十月》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文学新人富有活力，敢创新，没有成名作家的诸多顾忌，敢于打破成规成矩，培植文学新人始终是繁荣文化事业的正途。事实上，任何作家完成一部优秀的作品后，所剩的阅历和感悟便很有限了，文学的多样化需要新人不断充盈创作队伍。

重视新人的培植是《十月》自成立以来的一个优良传统。在创办伊始，编辑部便提出要重视新人新作的发现和扶植：“《十月》是新创办的文学刊物，已出版的八期共发表了一百九十一位作者的作品，其中专业作家和专业文学工作者一百零六人，占55%；业余作者八十五人，占45%。……其中从来稿中选用的新人新作二十六篇，占55%。”包括一些曾在《十月》发表后，在当代文坛影响较大的作品都是从自发来稿中筛选出的。编辑部不但善于发掘新人，而且倾力扶植新人，对有基础、有潜力的新作者，不断给予关注，帮助他们提高，继续发表他们的新作。“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发表后，编辑部继续关心他的写作和学习，他同编辑交谈思想和创作的来信已有十七封。”曾任《十月》副主编的张守仁曾回忆“中杰英的《罗浮山血泪祭》，是《十月》编辑从自发来稿中挑选出来的，发表后获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之后，又为《十月》写了《燃烧》、《在地震的废墟上》等。1981年，他成为北京作家协会合同作家，走上了专业作家的道路。1982年到1994年一直在中央实验话剧院做编剧。1992年评为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专家。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也是从自发来稿中发现的，也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来《十月》又推荐他进了中国作协的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的前身），从此走上专业文学创作的道路。1981年8月，我从来稿中看到了中篇小说《曹书记买马》，语言生动，生活气息浓郁。经过了解，知道作者原非（原名孙志中），是个36岁的农民。上过初中，停学后一直在家劳动，《十月》发表了《曹书记买马》之后，他又写了中篇小说《雾气消散的日子》和《老树》给刊物。当地领导让他进了郑州市文联，成了专业作家”。

新世纪以来，《十月》注重培植新人的优良传统一直被保留下来。《十月》为了推介具有一定创作实力和潜力但尚未得到充分关注的文学新人，于1999年增设《小说新干线》栏目，最初每期推出一两位新作者，几期后改为每期刊发同一作者的两篇小说并附精短的简评。至今，栏目没有任何一期的中断，并且不断丰富、壮大。《北京文学》也设有《新人自荐》栏目，也设有作品评论，但每期只刊发一位作者的一篇作品，且栏目常有中断。《人民文学》于2004年第3期推出《新浪潮》栏目，也意在推介新人新作，涵盖小说、散文、诗歌多种体裁，每期刊出作品不定，但一位作家只刊发一篇作品，并没有相关评论。这样，推出新人就不够集中，相应地就缺乏推介的力度与效果。《十月》从2005年第1期起《小说新干线》栏目又增设“我的文学自传”和“印象”两部分内容：“我的文学自传”主要由作家本人自述走上从文之路的决心和经历；“印象”则由与作家熟识的评论人员书写。栏目内容增加后，容括了作家作品、作家自传、友人印象，栏目更丰富、更立体了，《十月》成了打造新实力作家的有力平台。

2005年10月，《十月》杂志社在北京召开“2005相聚十月——《小说新干线》七年回顾”大型活动，邀请《小说新干线》栏目成立七年来推出的36位青年作者参加（截至2010年第4期，《小说新干线》栏目共推出青年作者63人），共同回顾栏目走过的历程，并对当下中国现实为小说创作提供的可能空间和当前国内小说创作中的想象力问题展开讨论。《小说新干线》栏目自成立以来，扶植了诸多文学新人，如刘建东、叶舟、程青、姝娟、鲁敏、李浩、玄武、陆离、陈全伦、荆永鸣、刘春、马炜、津子围、杨怡芬、盛琼、周永梅、何大草、乔叶、瘦谷、余泽民、石舒清、何矩学、袁远、王棵、陈集益等，其中一些作者现已成为文坛的中坚力量。

《十月》选用新人稿件并不制造文学事件、不跟风，而是坚持杂志的审美标准。2008年第4期，《十月》同时推出了6位“80后”作家，但他们都不是主流的“80后”、市场的宠儿、叛逆或另类的代名词，他们是被遮蔽的、被压抑的、更大众的“80后”。他们的作品区别于主流“80后”的作品，给读者带来了新鲜的生活体悟与感受。祁又一的《失踪女》以轻松、随性、口语化甚至有点痞的语言描述了“80后”摇滚青年的情爱状态——扑朔迷离，暧昧不清，追求瞬间的爱与感受，不在乎结果。王小天的《南香》，讲述了一个现代版的追求自由恋爱的故事，漂亮的南香与养蜂人小陈相互爱慕、相恋，但在村中妇女风言风语的刺激下，残疾的父母把南香禁闭起来，最后以南香绝食而死向我们展现了乡村的落后与乡人的愚昧。桂石的《人在异乡》写“我”去看望在深圳开公司的老同学，短短的日子里“我”就格外思念东北老家的亲人和女友，而已小有成就的老同学身处深圳更是倍感离乡的压抑。少染的《燕草》中在司法局工作的小公务员燕草与烟草局的小职员于浩一见钟情，但因于浩家境不好，父母只是普通工人，没有一套像样的房子，于浩本人也没有什么发展前景，燕草家人坚决反对。后来在姐姐的撮合下，燕草与小有成就的李明在京城举行了豪华的婚礼。婚后燕草过着衣食无忧且算得上奢华的生活，她很满足于现在的生活，并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反而庆幸家人曾经的阻止。作品展现了“80后”对物质生活妥协的一面。董夏青青的《不羁的小马》以“我”回老家的见闻为线索，将正在现代化建设的家乡与过去淳朴的家乡进行对比，展现了现代性给乡村带来的负面影响。作品关注的问题与观点并不新颖，但相较更多耽于封闭的自我体验与感受的“80后”，董夏青青介入了当下现实社会，以一种思考而不是独语的方式在书写。马小淘的《不是我说你》避开了“80后”笔下见惯的校园爱情，讲述了电台美女主播林翩翩与领导叶庚的婚外情故事，难得的是作者立体地展现了林翩翩工作中的正颜厉色与工作之外的放荡。就是这样一位在情人与男友的情感中游刃有余的女子，却在男友向她坦白自己的一夜情之后，无法接受男友。作品写出了都市诱惑下男友的失足和林翩翩内心深处对传统爱情的渴望，种种矛盾立体、真实地呈现了新时代两性情感的复杂性。《十月》的“80后”选文，展现的不是一代不关心社会、不介入现实、没有缘由地“悲伤逆流成河”的“80后”，它展现的“80后”没有另类的特色，同各个代际的人一样渴望自由、纯贞的爱情，思念家乡，有时不得不对物质妥协……从《十月》的选文中可以看出，期刊并没有拿“80后”这一代际名词说事儿，也没有彰显他们的另类、叛逆和与众不同。脱离了文学概念与文学事件的作品才更真实，最能打动读者与最永恒的作品是揭示人类共性的作品，而不是独自表演另类的作品。

此外，《十月》从2007年起为扶持青年作家设立了“新锐人物奖”，从第一次在《十月》发表作品、年龄在45岁以下的作者中评选出小说、诗歌、散文获奖者各一名，奖励为每人一万元。2007年10月，诗人侯马、小说家王棵、散文作家冯伟林获得了第一届《十月》“新锐人物奖”。2009年9月，第二届《十月》“新锐人物奖”获得者是小说家陈集益、作家张国华、诗人道辉。王棵的获奖作品是刊载于《十月》2007年第5期的《如影相随》，获奖词中写道“该作品构成动力线索的不是表象故事，而是隐伏于人物性格和情感逻辑中的某种必然性”。陈集益的小说最早是以超现实、荒诞、黑色幽默的“先锋”姿态出现的，之后转向现实主义创作，并将“先锋”元素运用于“现实主义”写作中。

《十月》以它稳定的销售量公示文坛，文学期刊要想在新兴媒介的优势竞争中立足，并非一定要挖空心思寻找到向优势媒介靠拢的改版方式。文学期刊作为文学创作者与文学消费者之间的纽带，俯下身来真正关心读者的生活，兢兢业业地扶植文学新人，才是其发展的长久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