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有三大苏区，除了中央苏区外，还有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赣州战役后，蒋介石把主要精力都花在了对后面两大苏区的“围剿”上，最后迫使当地红军主力双双撤出了苏区。
1933年1月，腾出手来的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展开第四次“围剿”。“围剿”部队分成左、中、右三路，中路军总指挥即为陈诚，中路军下辖三个纵队十个师，也全部是陈诚的嫡系部队。
第四次反“围剿”的第一仗，老彭本来也没打好。红三军团强攻城墙坚固的南丰城，不仅仍然屡攻不下，而且还阵亡了一名师长和两名团长。
陈诚中路军的第一、第二纵队前来解围，企图合围红军于南丰城下。彭德怀这回没有再犯傻，他立即撤围，跑到大山里去了。
自从赣州解围一战得胜，陈诚得意非凡，他的部队也认为自己已经拿到了战胜红军的金钥匙，心都变得大了起来。见红军撤围，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二话不说，便分别往山区追去。
山区是红军的天下。两师被大山分隔两边，根本无法做到互相协助，同时因红军严密封锁消息，他们开始闭目塞听，成了只会乱冲乱撞的聋子、瞎子。
国民党军弄不清红军究竟在哪里，红军对敌军的指挥部署却了如指掌，搞定这一切的人，是被称为红军情报工作鼻祖的曾希圣。
先养它一养
曾希圣曾赴苏联学习，先前在中央军委任谍报科科长，曾获取过国民党第三次“围剿”的军事计划。随临时中央到江西苏区后，他担任了中革军委二局（情报局）局长。
黄克诚和曾希圣是一起在湖南读书的同学，后来又同进广州政治讲习班。当二人在苏区重逢时，曾希圣告诉黄克诚，说现在的情报比较难搞，他准备下点功夫攻一攻密码破译这一难题。
此后不久，曾希圣果然把密码破译攻了下来，红军自此便可以准确地破译国民党军的密码。
曾希圣读过高等师范，有很扎实的数学基础，但密码破译绝对不会像做一道数学题那么简单。若要追根溯源，曾希圣破译密码的本事，或许还是与他赴苏联学习那段经历有关。很可能他曾在苏联学习过相关技术，加上又有领导白区（指国民党控制区域）情报工作的经验，二者结合，才有了水到渠成的收获。
根据曾希圣所破获的密码情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冒着狂风暴雨火速出击，将正在行军的两师拦腰截成数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顾，然后再分别予以围歼。
经两天激战，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均被全歼。战斗结束时，俘虏漫山遍野，到处都是，红军连埋锅造饭，招待他们吃饭都来不及。由于俘虏实在太多，红军一时清点不了，亦无法进行管理，有些穿着士兵服装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便得以混在士兵里面，也被一道释放了。
得知前方惨败的消息，陈诚赶紧临时变阵，将原有的三个纵队缩编为两个纵队，实行重叠作战。为免再生意外，两个纵队各以一个师前进、两个师掩护的方式轮番推进。
彭德怀盯准了其中的第十一师。他将第三军团等主力隐蔽起来，以一部吸引敌前纵队加速前进，只等对方的前、后纵队拉开距离后，即准备对后纵队中的第十一师发动致命一击。
当后纵队抵达东陂草台岗一带的山区时，已与前纵队拉开九十里的距离。此时已升任第十八军副军长的罗卓英战场嗅觉灵敏，他认为红军的行动很可疑，当即通知第十一师现任师长萧乾后撤。
萧乾是个恃勇骄傲的人，自从援赣一战取胜后，便以为第十一师天下无敌。他对罗卓英说：“尽管草台岗一带地形不利，我们也不怕红军来攻占。他们敢来，我叫他们片甲不留！”
彭德怀也深知第十一师的这些骄兵悍将不会把红军放在眼里，他对部下说：“这一仗，就是要抓住敌人的傲气，先养它一养，然后来个反手把它打下马来。”
为更好地麻痹对方，彭德怀下令红一师派一个连戴上游击队袖标，连夜去骚扰第十一师，以便让对方误以为跟他们接触的仍是小股游击队。
要求是不能用机枪射击，可是诱敌部队与第十一师一接触，手便发痒，居然来了个机枪全开。
通过机枪声音，萧乾判断出红军主力就在附近，也不由得有些紧张起来。他打电话向罗卓英报告，罗卓英让他撤到东陂，与第九师会合，而后再并力反击。
这本来是个好计，可是萧乾想到红军已经非常接近，当时又是雨夜，倘若匆忙后撤，恐为红军所乘，于是决定在原地与红军硬拼。
罗卓英觉得他的顾虑也不无道理，也就没有坚决命令他后撤，只是指示第九师抽调部队接应增援。
一听到机枪声音，老彭的脑袋轰的一下。他勃然大怒，抓起话筒，将红一师师长彭绍辉一顿痛骂，末了不忘警告彭绍辉：“如果把敌人放跑，你要负完全责任！”
他让彭绍辉立即抢占霹雳山。霹雳山乃草台岗的制高点，地势险要，只有占领主峰，控制隘口，胜利才能有望。彭德怀在电话中对彭绍辉强调：“一定要拿下霹雳山，这是取得反‘围剿’最后胜利的关键之一。”
接完电话，彭绍辉就像个被点燃即将爆炸的火球一样，三更时即命令两个团攀爬霹雳山，他自己也爬上一座山头指挥，并且暗下决心，不拿下霹雳山，决不下战场。
草台岗山高林密，道路全是峡谷，双方运动、射击都不方便。红一师连续发动三次冲锋，都打不下来。激战至第二天中午，仍相持不下。
彭德怀看得真切，他来到前沿阵地，抓起话筒高声对彭绍辉说：“彭绍辉，我在看你们行动！你要特别冷静，一定要组织好火力，利用一切机会猛攻。”
接着，他命令紧随其后的军团司号长吹起军号。听到军号声，彭绍辉知道彭德怀已到了前沿，他抄起一把步枪就冲了上去，一师官兵齐声呐喊，也跟着师长猛冲，最后终于拿下了主峰。
就像第三次反“围剿”中对阵第十九路军一样，红三军团打得相当艰苦，师长彭绍辉在冲锋中左臂被打断，截肢后成了独臂将军。
至黄昏，第十一师五个团和前来增援的第九师一个团被全歼，萧乾率残部逃往黄陂。陈诚部队的武器相对比较精良，每个连都配备有三挺轻机枪。过去红军只有重机枪，没有轻机枪，这次因为缴获了相当多的轻机枪，使得他们从连建制开始也有了轻机枪的配备。
在国民党军队中，第十一师一向以强悍著称，经此一战，部队损失达到三分之二，营以下军官几乎伤亡殆尽。接到战报，陈诚如丧考妣，马上向蒋介石打电报辞去了本兼各职。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叹息：“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作茧自缚
第四次“围剿”无果而终。不过在黄克诚的印象中，红军打胜仗的历史也从此慢慢画上了句号。
问题首先出自上海迁入的临时中央，他们在中央苏区实施的一套政策“左”得出奇，给红军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就拿食盐来说，根据地一直被国民党军封锁、围困，缺少食盐，但是过去私商但凡有利可图，就会冒着风险，偷偷地从赣州、吉安等地把盐运进苏区。临时中央一来，把私商这条线也割断了，等于作茧自缚，让根据地彻底无盐可吃，红军只有通过打仗才能弄到一点盐吃。当时兄弟部队见面，能向对方要到一点盐，都是很难得的收获。
好在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指挥打仗主要依赖朱德、彭德怀等人，越俎代庖、指手画脚的时候相对要少一些，这也是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等到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瑞金，情况就变得复杂化了。
李德虽然名义上只是一个外国顾问，但他与博古的关系非常好，博古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相让，使他成了实际上的军事统帅。李德到瑞金的时候，正逢国民党发动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除兵力达到五十万，为历次“围剿”之最外，蒋介石还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采取了“堡垒主义”的战略以及“步步为营，处处建碉”的稳扎稳打战术。部队每前进一步，就马上筑好堡垒驻守，然后在炮火的掩护下，再向前推进三五公里，又停下来构筑堡垒，以此一点点对根据地进行挤压。尽管有这些不利因素，但中央苏区本身也拥有一些可以战胜敌人的优势，比如情报局能够通过破译对方的密码来获取机密情报，倘若李德充分加以利用且指挥得当，像以往一样击破“围剿”并不是没有可能。
李德担任过红军骑兵师的参谋长，并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据说学习成绩还比较好。当他以近乎“太上皇”的身份来到苏区时，除了博古等极少数人之外，上自总司令朱德，下至一般官兵，谁都不被他放在眼里。
有一回他竟毫无道理地训斥起总参谋长刘伯承，说刘还不如一个普通参谋，白在苏联军事学院学习了几年。说出来的话非常难听，难听到给他担任翻译的伍修权都没法直译，只好笼统地告诉刘伯承，说李德是批评他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刘伯承留学苏联多年，并不是不懂俄语，事后他对伍修权说：“你真是个老好人哪，他骂我的话你都没有翻译。”
这个不可一世的老外其实是个眼高手低的家伙。指挥作战时，他经常闭门造车，一个人躲在房子里凭着一张地图进行判断。当时红军的地图大部分是一些简单的草图，误差较大，不够准确，所以李德的指挥与前线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他对此却从来不管不问，只命令部队限时出发到哪里，其间既不问行军道路是山路还是平路，也不给部队留下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敌情、气候、自然条件等困难更是统统不予考虑，结果常常导致部队因不能按时投入战斗而吃败仗。
李德之愚，不仅在于军事上瞎指挥，还在于他对政治也一窍不通。在红军反“围剿”之初，第十九路军突然与蒋介石反目，为了增加胜算，蒋光鼐、蔡廷锴主动派代表到瑞金与苏区谈判，双方签订了反蒋的初步协定。
协定签订后，蒋、蔡感到已无后顾之忧，遂联合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树起了反蒋独立的旗帜。
“福建事变”打乱了蒋介石的“围剿”计划，蒋介石慌忙从进攻苏区的部队和江浙地区的驻军中抽调十余万人，分几路向福建进攻。这些部队都要从苏区边沿通过，然而临时中央却来了一个坐山观虎斗，既不趁机截敌歼敌，也未派兵对第十九路军进行支援。
临时中央之所以如此出尔反尔，作出令人心寒的举动，与李德有直接关联。有一回，李德对博古说，蔡廷锴的福建政府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蒋介石还危险，对群众有更大欺骗性，红军绝不能支援蔡廷锴。博古耳朵根子软，便马上听从了李德的意见。
福建政府不久便垮台了，第十九路军作为一支曾继承过“铁军”衣钵的劲旅也从此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临时中央这才意识到他们与蒋、蔡唇亡齿寒的关系，于是命令彭德怀率部入闽，但已错过时机，无力回天。
崽卖爷田心不疼
蒋介石击败了第十九路军后，立即集中全部力量，反转过来进攻苏区。敌军势大，李德这位图上作业的专家却不顾红军的具体情况，硬拿着苏联红军的正规战模式，强逼连步枪、子弹都没有保障的各部队打阵地战，搞“单纯防御”。以往红军行之有效的那些战术，比如游击战、运动战，全都被他束之高阁，理由居然是他认定“游击战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
李德倒也不是老躲在指挥所里，有时也亲临前线指挥，但他去往往比不去还要糟糕，基本上是事无巨细什么都要插一脚，连阵地上每一挺机枪的配备位置都要由他说了算，前线部队无任何机动可言。有一次李德命令某团派一个加强排占领山头进行警戒，这个排派出之后，第二天上去送饭，正逢大雾弥漫，送饭的人转了一圈，回去报告说没有找到。
就为了这么一件事，李德和博古全都赶到团部，又是开会又是调查，分析失踪的人是否投敌了。
后来云开雾散，那个警戒排终于找到了，李德等人才高高兴兴地离开。彭德怀事后得知十分生气：“连放个哨他们也要管。如果一切都听他的（指李德），非把红军葬送了不可！”
以后敌军进攻广昌，李德、博古又到前线指挥。看到广昌没有城墙，无坚可守，李德便要红军修筑“永久工事”，在广昌和敌军决战，“打最后一仗”。
广昌保卫战打了近三个星期，红军也没能守住广昌，总兵力却损失了五分之一，红三军团伤亡人数更多，兵员损失四分之一，占伤亡总数的一半，有时一天就要战死上千人。彭德怀心痛不已，当面指责李德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三军团这次要是听了你们的话，用多兵堆集守广昌，那就全完了！”讲到激愤处，他已经有些急不择言：“你们至今还不认账，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后面这句话，负责翻译的伍修权开始没听清，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解释了一下，他才明白这是一句湖南俗话，是骂人的意思，就没有全部翻译出来。彭德怀见李德没有强烈反应，意识到伍修权没有全译，于是便要曾在苏联学习过的杨尚昆重新翻译。
杨尚昆如实地译了一遍。李德听完十分恼火，咆哮着说：“封建！封建！”因为临时中央内部对这一仗的打法也有激烈争论，所以事后彭德怀并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只是李德一个人在背后议论，说“彭德怀右倾”。
红军越打越被动，也越打越疲惫。某次红四师退到最后一道防线，快到的时候，师政委黄克诚远远看到彭德怀在山上，便轻声对骑着马的干部说：“下马，下马，彭军团长在山上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