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一
众创时代，我们更需要对创新思维的创新

钱颖一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需要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这已经成为共识。不过，什么驱动创新，却不是显而易见的。长期以来，我们对创新的理解有一些固定的思维，即创新就是高科技，源于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少数精英，而他们的背后是政府的力量、是自上而下的过程、是举国体制的优势。

但是，这既与历史事实不相符，更与当今全球创新的趋势不一致。在当前全国上下拥抱创新的时刻，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对创新思维的创新。黄亚生教授与王丹和张世伟两位博士的新书《创新的创新》，正是这样一本可以改变我们创新思维的书。

这本书通过丰富的事例为我们展示了社会创新的创新趋势。几位作者定义的“社会创新”是“由社会成员广泛参与、公开透明、自下而上、分权决策的”创新范式。这种创新范式有多种表现形式。通过创业来创新是它最自然的一种形式，微软、苹果、Facebook等都是我们熟悉的通过创业成功创新的例子。即使是大公司，除了直接组织研究开发外，还会进行不太为人所知的社会创新，比如这本书中列举的思科“I-Prize”和IBM的“创新Jam”。政府也是一样，不仅是直接参加创新的主体，也是推动社会创新的力量。书中介绍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超级挑战赛（Grand Challenge）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开放式创新项目，都是政府推动社会创新的成功范例。

当然，社会创新不仅只发生在国外，也不仅仅只是在技术和产品领域。本书特别介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在1978年开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创新，并把它列为中国社会创新的第一例，是很有道理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像小岗村的农民那样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所推动的。2014年在全球风靡的“冰桶挑战”也是一个成功的社会创新，它不仅是一种筹款形式，也让很多人开始关注患有某种特殊疾病的群体。本书也把2015年年初柴静的《穹顶之下》作为社会创新的例子，它借助互联网的力量大肆传播，对中国突出的环境问题的暴露，获得了空前的震撼效果。

20世纪的市场与计划之争，产生了哈耶克有关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著名理论。哈耶克的洞见是，市场效率来源于分散决策可以充分利用分散信息，而计划经济从上到下的决策过程无法有效率地使用这些分散信息。21世纪不再争论计划与市场，全球都认同创新是驱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力量。熊彼特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的预见，终于获得了人们的共识。不过，创新究竟是自上而下的，由专家、精英、政府驱动的封闭式过程，还是自下而上的，由大众、草根发起的开放式过程，却还没有共识。熊彼特一开始就把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或创业精神联系在一起，并把政府和大企业的官僚体制看作是创新的制度障碍。如果我们把哈耶克关于市场可以充分使用分散信息的洞见运用于创新，就自然会得出“自下而上、开放式的创新，一定是可以最好地利用分散信息的创新”这一结论。有趣的是，哈耶克与熊彼特都是奥地利经济学家，他们的经济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成型，但当时并未成为主流。不过现在，他们的经济学思想已经被其他经济学家广为接受。

在中国，尽管从1992年开始市场经济体制正式取代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2013年被写入权威文件，但是政府主导经济的根深蒂固的思想依然随处可见。在创新领域，那种对政府主导创新和政府支持创新的渴望，不仅在政府部门、高校研究机构，而且在企业中也十分强烈。国有部门在向政府索取资源和特殊政策时更加便利，特别是如果创新能与“国防建设”和“国家安全”相关时。

值得庆幸的是，自下而上的、开放式的创新思想在中国开始替代自上而下的、封闭式的传统创新思想。2015年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进入官方语言的第一年。虽然我们并不期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医治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灵丹妙药，但是它对我们过去有关创新的传统观念和惯性思维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这是极其有价值的。《创新的创新》在这个时候出版，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为合适的人群，提供了合适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