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脂球
残兵败卒们一连数日从城中穿过。他们哪里算得上军队，只不过是七零八落的乌合之众。他们胡子拉碴，军装破烂，既没有旗帜，也不成编队，任有气无力的双脚带着向前挪。他们看上去都垂头丧气、疲惫已极，既起不来念头，也拿不了主意，还能向前移动仅仅是依着惯性，一旦停下，立刻会瘫倒在地。队伍中的应召兵尤其引人注目，他们原本只是些有固定收入、安分守己的市民，现在却被长枪压弯了腰；国民别动队的机灵鬼们总是一惊一乍，既容易冲动，也容易惊慌，随时准备浴血冲锋，也随时准备溜之大吉；几个“红裤子”正规军掺杂在中间，那是在一次大型战役中被击溃的某个师的残余；穿深色军装的炮兵，则与形形色色的步兵并列走在一起；有时还能看见个把头盔闪亮的龙骑兵，拖着沉重的步伐，吃力地跟着脚步相对轻盈的步兵队伍。
几批游击队也过去了，他们给自己起了气壮山河的称号，什么“一雪前耻队”、“墓中公民队”、“视死如归队”等等——这些人匪腔匪气的，也走了过去。
这些游击队的队长们，有的过去是做呢绒或粮食生意的，有的是干油脂或肥皂买卖的，现在都因形势而当了军人，并且因为金币多或者胡子长的优点而被任命为长官。他们浑身都要披挂武器，身穿有金丝饰带的法兰绒军装，说话总要用足音量，一讨论作战方案就频出高见，自诩垂垂危矣的法兰西全是靠他们这些大话精一肩撑起的。不过，他们有时却更为害怕自己手下的士兵，因为这些人原都是些为非作歹之徒，虽然作战更为勇猛，但是劫掠成性，纵恶无度。
听说，普鲁士[1]人快开进鲁昂了。
两个月来，国民自卫军一直驻守在城郊的森林里战战兢兢地侦察敌情，他们误杀过自己的哨兵，也曾因兔子在灌木丛中动弹了一下就准备浴血奋战，现在又全都溜回家了。他们的武器、装备，以及此前吓唬过方圆三法里内那些路碑的杀人器械，也一下子都消失不见了。
最后一批法国士兵终于渡过了塞纳河，经由圣塞维尔和阿夏尔镇退守奥德梅尔桥。由两名副官陪同着的将军，徒步走在队伍的最后面。他已然绝望，一个勇猛善战、惯于胜利的民族居然惨遭大败，就凭着手下这帮一盘散沙的残兵败卒，他再也无力回天了。
全部军队撤离了。城市陷入深深的沉寂，一种沉默的、徒留恐惧的等待。大腹便便的生意人们正惶惶不安地等候胜利者的到来，他们的男子汉气魄早就在生意场上磨光了，现在只能胆战心惊地盼着厨房里烤肉的铁钎和大菜刀不会被普鲁士人当成武器论处。
生活仿佛停滞了。商店都关了门，街道鸦雀无声。偶尔有个居民经过，也会被这种静默吓到，急忙贴着墙根溜走。
焦虑不安的等待，反倒让人盼着敌人快点来。
就在法军撤离后的第二天下午，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几个普鲁士枪骑兵，迅速穿城而过，又过了一会儿，从圣卡特琳娜山坡上乌泱泱下来一大片人马，同时，另两股侵略军也出现在了通向达纳塔尔和布瓦吉晓姆的道路上。三支部队的前锋刚好同一时间在市政厅广场上会合，接着，普军大部队便到了。他们经由附近的每条街道到达这里，展开队列，整齐划一的沉重步伐把路面踩得喀喀作响。
用喉音发出的陌生口令顺着一排排死气沉沉、仿佛久无人住的房屋传播开来。与此同时，在紧闭的木板窗后面，一双双瞪大的眼睛正紧张地窥视着这些胜利者，这些被《战时法》授权可以任意主宰他们生命和财产的城市主人。躲在昏暗的房间里，居民们惊恐万状，就像正在遭遇洪水和大地震。在这种毁灭性的灾难面前，任你有再大的智慧、再强壮的力量，都毫无用处。每当事物的原有秩序被颠覆，安全感不复存在，那些原本受人类法律或自然法则保护的一切遭受凶残无理的暴力摆布时，人们总会有类似的感觉。地震把整片地区的人压死在倒塌的房屋下；泛滥的河水把淹死的农民、耕牛和断瓦残梁一起卷走；不可一世的军队屠杀保家卫国的人，抓走俘虏，以战刀之名抢劫，用大炮的怒吼感恩上帝，这些都是可怕的灾祸，它们毁灭了对永恒正义的一切信仰，使我们不再相信任何有关上天保佑和人类理性的说教。
然而，普军的小分队却是挨家挨户地敲门，进去了便不再出来。这是入侵后的占领，战败者对征服者殷勤驯顺的义务就此开始了。
过了一段时间，等到最初的恐慌消失后，一种新的平静秩序便建立起来。在许多人家，普鲁士军官与主人同桌吃饭。有的军官也很有教养，会礼貌地对法国表示出同情，说自己是被迫参战，心里其实厌恶战争。房东一家自然要对他的这种看法表达感激，而且，指不定哪天还得仰仗他的保护呢。把他招待好了，或许还能少供养几个士兵，所以何必得罪一个自己要全力依靠的人呢？那样做是鲁莽而非勇敢。尽管他们曾因英勇抵抗而使这座城市威名远播，但鲁昂的市民不会再犯鲁莽的毛病了。人们最后从法兰西礼俗中得出了一条理由，对待外国士兵，在家中事之以礼是完全允许的，只要不在公众场合表达对他们亲近就可以了。于是，他们在外面都装作互不相识，一进家门就自在聊天，这样普鲁士人每晚在壁炉边和主人一家取暖的时间也就更长了。
这座城市甚至也一点点恢复了它原先的样子。法国人还是不大出门，但普鲁士兵却挤满了街道。除此之外，尽管身穿蓝色军装的轻骑兵军官们挎着又长又大的杀人武器在街上大摇大摆，不过对广大的普通市民来说，他们对自己轻蔑的态度并不比去年在此地咖啡馆喝酒的法国军官更加过分。
只是空气中多了某种东西，某种不可捉摸的、陌生的东西，某种让人难以忍受的异样的氛围，仿佛气味般蔓延开来，那是侵略的气味。它充斥在每家每户，充斥在公共场所，甚至改变了饮食的味道，使原住民们感觉自己仿佛是旅居在遥远而又危险的野蛮部落里。
战胜者勒索钱财，即便要得很多，居民们也总照付不误，幸好他们原本就有的是钱。不过，一个诺曼底商人越是富有就会越吝啬，只要看到自己做出任何一点牺牲，有一丁点儿的财富落入他人之手，就会心如刀绞。
但是，只消出城两三里，在通向克罗瓦塞、迪耶普或比耶萨尔的河流下游，水手和渔夫们常常能从水底捞上几具普鲁士人的尸体。它们身着军装，已经泡得发胀，有被一刀砍死的，有被殴打致死的，有脑袋被石块砸碎而死的，也有被从桥上推下水淹死的。河泥掩埋了这些暗地里进行的野蛮而又正义的复仇。这些不为人知的英雄之举、这些悄无声息的攻击，比光天化日下的战斗更加危险，却得不到应有的荣光。
对外敌的仇恨总是能激励少数愿意为信念慷慨赴死的义士。
后来，侵略者们虽然迫使城市屈从于他们严苛的纪律，但是传闻中他们在胜利进军途中所犯下的种种暴行却并未在本地发生，于是市民们的胆子又大了起来，当地商人又开始盘算着做生意了。有几个商人在法军占领的勒阿弗尔港还有大笔的红利要收，他们打算从陆路先抵达迪耶普，再乘船前往港口。
他们走了相识的普鲁士军官的门路，终于得到一张总司令签署的离境许可证。
于是，他们为这趟旅行订了一辆四匹马拉的大车，十位乘客在车夫那儿登记，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决定星期二早晨天不亮就出发。
几天来，地面已经冻得硬邦邦，星期一下午将近三点，大片乌云又从北方袭来。天空下起了雪，从傍晚起一直下了整夜。
清晨四点半，旅客们在诺曼底旅馆的院子里集合，他们将在那里上车。
他们仍旧睡眼蒙眬，尽管身上裹着毯子，却还是冻得直哆嗦。黑暗中谁也看不见谁；他们穿着臃肿厚重的冬装，看起来像一群身着教袍的胖神甫。不过有两个人还是认出了对方，第三个也凑了过去，一起聊了起来。一个人说：“这次，我得把我老婆也带上。”另一位应和道：“我也带了。”第三个人说：“我也是。”第一个人又说：“我们不会再回鲁昂了，要是普鲁士人再逼近勒阿弗尔，我们就去英国。”他们性情相近，这主意竟不谋而合。
但是，迟迟不见有人来套车。倒是有个车夫提着风灯，时不时从黑暗的门洞里走出来，随即又消失在另一个门洞里。马厩深处，地上的垫草和肥料把马蹄磕地的声响变得十分微弱，此外还隐约传来一个男人对马说话、叱骂的声音。一阵轻轻的铃铛声表示有人在搬弄马具；这轻微的铃声很快变成清脆而连续的颤响，节奏随马的活动而变化，有时静止无声，有时又猛响一下，同时伴着马蹄磕击地面的声音。
门突然关上了，各种声音立刻消失。忍受着寒冷的商人们什么话也不说，只是一动不动地僵在那里。
绵密的雪花絮片织成一幅闪闪发亮的帷幕，向大地徐徐垂落。它给一切蒙上了雪花泡沫，抹去了万物的轮廓；这被严冬掩埋的静默城市里，什么都听不见，只有雪花飘落时那隐隐约约、似有若无、无可名状的窸窸窣窣，与其说是声音，不如说是感觉。这些混杂在一起的轻盈细微的粒子，仿佛充盈了整个空间，覆盖了全部世界。
车夫提着风灯出现了，拉着一匹耷拉着脑袋的马，这匹马看样子并不情愿出门。他把马拉到车辕边，套上缰绳，转了好半天才把马具固定住。因为他得一手提灯照亮，只能用另一只手干活。正要找第二匹马时，他发现旅客们一动不动，已经被雪染白了，便说：“你们为什么不上车去？至少可以避避雪。”
他们肯定没想到可以上车，一听这话便连忙向马车涌去。三个男人先让他们的妻子坐在最里面，随即也上了车。然后，另外几个模糊的人影也登上去，坐在了最后几个座位上，相互间一句话不说。
车厢地板上铺着麦秸，乘客们都把脚伸到里面。坐在最里头的太太们点燃了随身带的几个装有化学炭的铜制小手炉，然后轻声数说着这种手炉的种种好处。然而，她们说了老半天，颠来倒去念叨的，其实大家早就已经知道了。
马车终于套好了，考虑到雪天路不好走，最终套上了六匹马，而不是四匹。车外的声音问道：“都上车了吗？”里面有个声音答道：“都上来了。”于是，一行人出发了。
马车行进缓慢，一小步一小步地前进。车轮深轧在积雪里，整个车厢嘎吱嘎吱地呻吟着。六匹马脚下打着滑，气喘吁吁，鼻子里喷着热气。又粗又长的马鞭被车夫甩得噼啪作响，不停地四处飞舞，像条长蛇时而蜷起，时而舒展，猛地抽上某个圆滚滚的屁股后，那匹马就会绷紧肌肉，更加用力地拉起来。
天已经亮了，却没有人察觉。一位旅客是土生土长的老鲁昂人，那被他比作“棉花雨”的漫天飞洒的雪片，此时也不再下了。浑浊的日光穿过厚厚的乌云，白色的原野在云层下格外耀眼，时而出现一排披挂冰凇的大树，时而又显出一间戴着雪帽子的茅屋。
车厢里，借着微弱的晨曦，乘客们开始好奇地相互打量。
在车厢最里头最舒服的座位上，两个人正面对面打着盹，那是大桥街葡萄酒批发商卢瓦梭先生和他的太太。
卢瓦梭从前在一个老板手下做伙计，后来老板破了产，他就把店产盘了下来，发了财。他惯用极低的价格把次品葡萄酒批发给乡下的小贩，因此在熟人和朋友的眼里，他就是个狡猾的奸商，一个整天耍诡计、瞎胡闹的地道的诺曼底佬。
他的奸商之名早已尽人皆知，以致在某次省政府晚会上，图奈尔先生——一个当地擅写寓言和歌谣，以思想敏锐、文笔细腻著称的名作家——看到在场的女士们渐有困意，便建议她们玩一局“鸟翩跹[2]”游戏，这一双关妙语顿时翩跹起舞，飞出省政府大厅，传遍了城中每家每户的客厅，让全省人整整开怀大笑了一个月。
卢瓦梭出名还因为他生性滑稽，爱开各种善意或恶意的玩笑；所有人提起他都会马上加一句：“这个卢瓦梭，真是个活宝。”
他身材矮小，却挺着一个大圆球一样的肚子，圆球上安装着一张红彤彤的脸，两边是花白的连鬓胡。
而他的妻子却是个高大、壮硕、果断的人，说话嗓门高，办事也利索，是店里的活算盘和大总管；而他就靠着插诨打科来活跃店里的气氛。
这对夫妇旁边是更体面的卡雷-拉马东先生，此人身处上流社会，是纺织业的大人物，有三家纺织厂，荣获过“荣誉军团勋位”，还是省议会的议员。在整个帝国时期，他都是温和反对派的领袖。扮演这种角色的行事方式，按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先用“温和的武器”反对某项提案，然后再附和赞成该提案，而这样做只是为了能获得更高的报酬。卡雷-拉马东太太比她的丈夫年轻很多，派驻鲁昂的贵胄军官们常常能在她身上获得安慰。
她蜷缩在毛皮大衣中，与丈夫面对面坐着，看起来娇小可爱、玲珑有致。她正用忧郁的眼光，瞧着这破旧寒酸的车厢。
坐在她旁边的是于贝尔·德·布雷维尔伯爵夫妇，他们的姓是诺曼底最古老、最高贵的姓氏之一。伯爵是个派头十足的老绅士，他对自己极尽巧饰，以彰显和亨利四世国王天生的相似之处。根据他家族的光荣传说，亨利四世国王曾搞大了一位布雷维尔太太的肚子，为此，那位太太的丈夫被晋封了伯爵，并荣升为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