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积名成“辞”，可以表示意象动作的趋向，可以指出动作行为的吉凶利害，因此可以作为人生动作的向导。故说：
理则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正辞”与“正名”只是一事。孔子主张“正名”、“正辞”，只是一方面要鼓天下之动，一方面要禁民为非。
以上所说，是孔子哲学的重要主旨。如今且先说“正名主义”。
正名主义，乃是孔子学说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见于《论语·子路篇》：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马融注，正百事之名）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请看名不正的害处，竟可致礼乐不兴，刑罚不中，百姓无所措手足。这是何等重大的问题！如今且把这一段仔细研究一番：
怎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呢？“言”是“名”组合成的。名字的意义若没有正当的标准，便连话都说不通了。孔子说：
觚不觚，觚哉？觚哉？“觚”是有角之形。（《汉书·律历志》：“成六觚”。苏林曰：“六觚，六角也。”又《郊祀志》：“八觚宣通，象八方”。师古曰：“觚，角也。”班固《西都赋》：“上觚棱而楼金爵。”注云：“觚，八觚，有隅者也。”可证。）故有角的酒器叫做“觚”。后来把觚字用泛了，凡酒器可盛三升的，都叫做“觚”，不问它有角无角。所以孔子说：“现在觚没有角了。这也是觚吗？这也是觚吗？”不是觚的都叫做“觚”，这就是言不顺。且再举一例。孔子说：
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政字从正，本有正意。现今那些昏君贪官的政府，也居然叫做“政”，这也是“言不顺”了。
这种现象，是一种学识思想界昏乱“无政府”的怪现象。语言文字（名）是代表思想的符号。语言文字没有正确的意义，还有什么来做是非真假的标准呢？没有角的东西可叫做“觚”，一班暴君污吏都可叫做“政”，怪不得少正卯、邓析一般人，要“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用《吕氏春秋》语）了。
孔子当时眼见那些“邪说暴行”（说见本篇第二章），以为天下的病根在于思想界没有公认的是非真伪的标准。所以他说：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他的中心问题，只是要创立一种公认的辨别是非真伪的标准。创立的入手点便是“正名”。这是儒家共有的中心问题。试引荀子的话为证：
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互纽；贵贱不明，同类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荀子·正名篇》。说解见第十一篇第三章）。
不正名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这两句可作孔子“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两句的正确注脚。
怎么说“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呢？这是说是非真伪善恶若没有公认的标准，则一切别的种种标准如礼乐刑罚之类，都不能成立。正如荀子说的：“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正名”的宗旨，是要创建辨别是非善恶的标准，已如上文所说。这是孔门政治哲学的根本理想。《论语》说：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只是正名主义。正名的宗旨，不但要使觚的是“觚”，方的是“方”，还须要使君真是君，臣真是臣，父真是父，子真是子。
不君的君，不臣的臣，不子的子和不觚的觚，有角的圆是同样的错误。
如今且看孔子的正名主义如何实行。孟子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
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说：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一部《春秋》便是孔子实行正名的方法。《春秋》这部书，一定是蕴含“大义”的，所以孟子有如此说法。孟子又说：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庄子《天下篇》也说：“春秋以道名分。”这都是论《春秋》最早的话，应该可信。若《春秋》没有什么“微言大义”，单是一部史书，那真不如“断烂朝报”了。孔子不是一个全无意识的人，似乎不至于做出这样极不可读的史书来。
论《春秋》的真意，应该研究《公羊传》和《榖梁传》，晚出的《左传》最没有用。我不主张“今文”，也不主张“古文”，单就《春秋》而论，似乎应该如此主张。
《春秋》正名的方法，可分为三层：
第一，正名字。《春秋》的第一方法，是要订正一切名字的意义。这是言语学文法学的事业。现在举一个例子，《春秋》说：
僖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退飞，过宋都。（《公羊传》）曷为先言“霣”而后言“石”？石记闻。闻其真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是月者何？仅逮是月也。……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鹢”？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榖梁传》）
“陨石于宋，五。”先“陨”而后“石”，何也？“陨”而后“石”也。于宋四境之内曰“宋”。后数，散辞也，耳治也。“是月也，六鶂退飞，过宋都。”“是月也”，决不日而月也。“六鶂退飞过宋都”，先数聚辞也。目治也。……君子之于物，无所苟而已。石鶂且犹尽其辞，而况于人乎？故五石六鶂之辞不设，则王道不亢矣。（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石则后其“五”，言退鹢则先其“六”。圣人之谨于正名如此。“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五石六鹢之辞是也。“《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这是正名的第一义。古书辨文法上词性之区别，莫如《公羊》《榖梁》两传。《公羊传》讲词性更精。不但名词（如车马曰賵，货财曰赙，衣服曰襚之类），动词（如春曰苗，秋曰搜，冬曰狩，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冬曰烝，直来曰来，大归曰来归等），分别得详细，并且把状词（如既者何，尽也）、介词（如及者何，累也）、连词（如遂者何，生事也，乃者何，难之也，之类）之类，都仔细研究方法上的作用。
所以我说《春秋》的第一义，是文法学、言语学的事业。
第二，定名分。上一条是“别同异”，这一条是“辨上下”。那时的周天子已不算什么啦。楚吴都已称王，此外各国，也多拓地灭国，各自称雄。孔子眼见那纷争无主的现象，回想那奴隶制度最盛时代，井井有条的阶级社会，真有去古日远的感慨。所以《论语》说：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读这两句，可见他老人家气得胡子发拌的神气！
《论语》又说：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孔子虽明知一时做不到那“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制度，他却处处要保存那纸上的奴隶阶级。所以《春秋》于吴楚之君，只称“子”，齐晋只称“侯”，宋虽弱小，却称“公”。践土之会，明是晋文公把周天子叫来，《春秋》却说是“天王狩于河阳”。周天子的号令，久不行了，《春秋》每年仍旧大收“春王正月”。这都是“正名分”的微旨。《论语》说：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这便是《春秋》大书“春王正月”一类的用意。
第三，寓褒贬。《春秋》的方法，最重要的，在于把褒贬的判断寄托在记事之中。司马迁《史记·自序》引董仲舒的话道：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王道之大者也。
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便是褒贬之意。上章说“辞”字本有判断之意。故“正辞”可以“禁民为非”。《春秋》的“书法”，只是要人看见了生畏惧之心，因此趋善去恶。即如《春秋》书弑君三十六次，中间很有个分别，都寓有“记者”褒贬的判断。如下举的例：
（例一）（隐四年三月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完。
（例二）（隐四年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
（例三）（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
（例四）（文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
（例五）（六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
（例六）（文十八年冬）莒弑其君庶其。
（例七）（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
（例八）（成十八年春天正月庚申）晋弑其君州蒲。
即举此八例，可以代表《春秋》书弑君的义例。（例一）与（例三、四、七）同是书明弑者之名，却有个分别。（例一）是指州吁有罪。（例三）带着褒奖与君同死的大夫。（例四）写“世子商臣”以见不但是弑君，又是弑父，又是世子弑父。（例七）虽与（例一）同式，但弑君的人，并不是赵盾，乃是赵穿。因为赵盾不讨贼，故把弑君之罪责推给他。这四条是称臣弑君之例。
（例二、五、六、八）都是称君不称弑者之例，却也有个区别。（例二）称“卫人”，又不称州吁为君，是讨贼的意思，故不称弑，只称杀。又明说“于濮”。濮是陈地，不是卫地，这是说卫人力不能讨贼，却要借助于外国人。（例五）也称“宋人”，是责备被弑的君有该死之罪，但他究竟是正式的君主，故称“其君”。（例六）与（例八）都称是“国”弑君之例，称“人”还只说“有些人”，称“国”便含有“全国”的意思。故称国弑君，那被弑之君，一定是罪大恶极的了。（例六）是太子仆弑君，又是弑父（据《左传》）。因为死者罪该死，故不著太子仆弑君弑父之罪。（例八）是栾书中行偃使程滑去弑君的。因为君罪恶太甚，故不罪弑君的人，却说这是国民的公意。
这种对褒贬的评判，如果真能始终一致，本来也很有价值。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写法，不单是要使“乱臣贼子”有所畏惧，并且教人知道君罪该死，弑君不为罪；父罪该死，弑父不为罪，（如上所举的例六是）。这是何等的精神！只可惜《春秋》一书，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如鲁国几次弑君，却不敢直书。于是后人便生出许多“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等等文过的话，便把《春秋》的书法弄得没有价值了。
这种矛盾之处，或者不是孔子的原文，后来被“权门”干涉，方才改了的。我想当时孔子那样称赞晋国的董狐（宣二年《左传》），岂有破坏自己的写作风格之理？但我这话，也没有别的证据，只可算一种假设或猜想罢了。
总之《春秋》的三种方法——正名字，定名分，寓褒贬——都是孔子实行“正名”“正辞”的方法。这种学说，初看上去觉得是很幼稚。但是我们要知道这种学说，在中国学术思想上，却有重大的影响。我且把这些效果，略说一二，作为孔子正名主义的评判。
（1）语言文字上的影响 孔子的“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一句话，实是一切训诂书的根本观念。故《公羊》《榖梁》，都含有字典气味。董仲舒的书更多声音通假的诂训（如名训“鸣以出命”号训謞、训效，民训瞑，性训生之类）。也有从字形上着想的训诂（如说王字为三画而连其中。《说文解字》引之）。大概孔子的正名说，无形之中，含有提倡训诂书的影响。
（2）名学上的影响 自从孔子提出“正名”的问题之后，古代哲学家都受了这种学说的影响。以后如荀子的“正名论”（看第十一篇第三章），法家的“正名论”（看第十二篇），不用说了。即如墨子的名学（看第六篇第三、四章），便是正名论的反响。杨朱的“名无实，实无名”（看第七篇），也是这种学说的反映。我们简直可以说孔子的正名主义学说，实是中国名学的始祖。正如希腊苏格拉底的“概念说”，是希腊名学的始祖一样（参观上篇老子论名一节）。
（3）历史上的影响 中国的历史学几千年来，都受了《春秋》的影响。试读司马迁《史记·自序》及司马光《资治通鉴》论“初命三晋为诸侯”一段，及朱熹《通鉴纲目》的正统书法各段，便可知《春秋》的势力了。《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后来的史家把《春秋》当作作史的模范，便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于实事的评判。
明明是赵穿弑君，却说是赵盾弑君。明明是晋文公召周天子，却说是“天王狩于河阳”。
这都是个人的私见，不是历史的事实。后来的史家崇拜《春秋》太过了，所以他们作史，不去讨论史料的真伪，只顾讲那“书法”和“正统”，等种种谬。《春秋》的余毒就使中国只有主观的历史，没有客观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