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江户日本(1)

江户开启

德川家康，出生于1543年，是三河国（现爱知县东部）松平家的小大名，于1603年（庆长八年）出任征夷大将军，建立江户幕府。此时，家康年六十，在那个遍地战火的时代已算长寿之人。他人生中曾多次面临生死绝境，但都以大毅力坚持下来，即使曾在三方原合战中惨败武田信玄之手，仅以身免，但最终率领东军赢得关原合战（1600年），奠定了两个半世纪有余的江户幕府基业。1614—1615年，家康通过大阪冬、夏两次合战消灭了丰臣家主力，总算给战国乱世画上了句号。

被德川家康夺去天下的丰臣家，却又是丰臣秀吉趁其主君织田家突遭大变（公元1582年本能寺之变）时崛起的。秀吉出身微贱，一生改过好多次名姓，只为博一个出人头地，还曾在织田信长手下负责后勤经营（有一个脍炙人口的传说：他的第一份工作只是给信长提鞋）。秀吉受到快速提拔并不是因为他是多么了不起的将才，而是因他特别善于统制庞大的人力、财力突击实施战地工程。无论是快速建造城池，还是快速修建堤坝去堵水淹没敌方城池，他这方面的本事在战国时代是无人能出其右的。

丰臣秀吉基本压服北至陆奥、南至九州的全国各地大名后，营造了宏大的大阪城作为政权中枢，生活极其奢靡。相反，被从老家三河国打发去关东的德川家康则泥足插土，苦心开拓江户城。这两位风云人物的反差，实质代表了日本未来的两条不同发展道路。丰臣秀吉的事业直接继承自织田信长，而信长的崛起得益于许多划时代的政策：兵农分离，建设城下町为主的重商主义，积极引进西洋热兵器并据此改革作战战术。这些激进的政策必然导致信长与旧有社会势力之间发生严重冲突，对此信长的回应只有简单的四个字：天下布武。说得粗俗点就是谁不服就杀谁，无论男女老幼。这是信长经常搞大屠杀而被天下指为“第六天魔王”，并在本能寺被明智光秀作乱谋害的背景所在。

对一个近似草莽的重商主义政权来说，战争和杀戮可不是什么坏事，相反还是必须的。正是掠夺的欲望，促使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进军好望角，发现新大陆，开启大航海时代的同时，也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并促使英国女王向海盗颁发许可证，从非洲掳掠奴隶进行贸易。同一个时代，相同的欲望促使一拨拨的日本岛民、落魄武士，驾驶简单的小舟登陆大明和朝鲜的海岸线，四处流窜，烧杀抢掠，这便是“倭寇”。明朝军队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终于平定倭患，但倭寇的表现已经激起了丰臣秀吉的欲望。他两度发动大军登陆朝鲜，妄图以此为跳板席卷大明。

事实证明，织田—丰臣一系的商业化、技术化革新也只停留在表面上，“天下布武”局限于日本国内尚可，吞并海外实属白日做梦。自明军的辽东精锐部队入朝后，侵朝日军便节节败退，龟缩于朝鲜半岛南端。日军的船队更是连连惨败，其安宅船大而无用，远不及朝鲜军队装备的龟船。侵略战成了消耗战，秀吉最终忧愁而死，随后日军仓皇撤回国内。在侵朝战争中日本西部大名损失惨重，而立足关东，持隐忍、观望态度的德川家康终于觅得良机，运筹帷幄数年，发动关原合战，一举夺取天下。

幕藩体制

德川家康在江户创设的幕府，是日本武士政权自镰仓幕府以来的终极形态，也是日本封建制度的巅峰形态。封建封建，封土建国是也。日本古代大和朝廷派遣遣唐使，学习中国隋唐的制度、文化、习俗等，并在国内大力推广。然而，日本贵族们演绎未央宫的风花雪月是一回事，在一个遍布崎岖山脉、严重缺乏耕地的岛国生硬套用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社会体制则又是另外一回事。很快，朝廷在各地任命的“国守护”沦为摆设，所谓的“在地武士团”逐渐做大并拉帮结派，导致势力最大的源氏集团和平氏集团进行争霸战争，获胜的源赖朝建立了镰仓幕府。但武士集团掌权归掌权，要真正登堂入室，学会如何治理国家，则必然是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

此后日本又发生了南北朝战争，室町幕府取取代镰仓幕府，并试图用“将军”坐镇京都近畿、“关东公方”坐镇关东这一双管齐下的体制来解决问题。其意图好似在一支管弦乐队里增加几个指挥，各管各的声部，这非但没有让乐曲和谐起来，反而是敲锣打鼓自吵不休。南北朝的对抗到14世纪末才偃旗息鼓，仅仅几十年后的1467年日本便因将军的继承问题发生了“应仁之乱”，朝廷、幕府的权威与繁华京都一道荡然无存，战国时代开启。

日本战国是当之无愧的超级乱世：将军或被人打上门去砍作肉泥，或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天皇贵族也完全被天下人无视；而一个来历众所纷纭之人却可使尽阴谋诡计荣登国主之位（如北条早云），横行无忌大杀四方；连农民也可自发组织“一揆”，夺地自治，目无尊贵。其间兄弟同族背叛、父母子女相残之事，不可尽数。烽烟杀戮不绝，竟长达近两百年。

终结战国乱世的德川家康开始对这个国家的旧有体制进行改造，试图不再依靠皇室、贵族的旧有权威，分封武士层级，使其包揽权力。从战国时代幸存下来的大名，无论是属于德川一派的，还是曾经与德川对抗过的，几乎都得到了新的封地，当然封地存在的原则是以维护幕府统治为前提。全国大名分为三大类，即亲藩（御三家）、谱带和外样。统御面积超过一国领地的称为“国主大名”，这样的大名到江户时代后期有19家。幕府最为信任、倚靠的自然是御三家，即尾张德川家（封地淸洲，淸洲是名古屋的前身）、纪伊德川家（封地为现在的和歌山县）、水户德川家（封地为现在东京以东的茨城县）。这御三家的藩祖都是家康的亲儿子，代代子孙可为将军候补者，确保幕府将军血统纯正。除御三家外，又有将军庶子一系的御三卿，御三家的庶子分流而出的御连枝等，枝繁叶茂支撑起江户幕府。

在这些风光无限的亲藩以外，其他大名自然是等而下之，其领地所处位置也随着门第的降格而渐渐远离江户。但其中的谱带大名，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藩祖大多是德川之老根据地三河国的地头家族，以武将身份跟随家康东征西讨、征服天下，立下赫赫功勋。其中的代表便是当年家康手下武功最高的“德川四天王”——井伊直政（继承武田家军法，领导最精锐部队“井伊赤备队”）之井伊家彦根藩、本多忠胜（曾被丰臣秀吉誉为日本第一勇士）之本多家冈崎藩、酒井忠次（四天王中的“笔头”，即最高位者）之酒井家庄内藩（另一分支在姬路藩）、榊原康政（小牧长久手合战之头号功臣）之榊原家高田藩。谱带大名的领地并不宽广，且地形险要，会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动，不断进行转封。

最后是位居下层的外样大名。他们在幕末蜂起打破幕藩制度，是开创明治新时代的主力。如果不是在幕藩体制中屈居外样这一下层地位，其造反动力显然不会那么足。对德川家来说，这些在秀吉死后才归顺于帐下，甚至直接在关原战场上作为西军与其进行对抗的大名，尽管战败后不得不归顺，但其忠诚度缺乏是显而易见的。江户幕府前三代将军持续采取举措，将外样大名不断往边缘角落地区转封，而又令这些外样大名前来江户参勤交代，等于是做定期人质。而这漫漫参勤之路便是耗时耗钱的一大麻烦事。

除此之外，外样大名又承担了大量“普请”劳役，出钱出力为幕府修筑城池、道路，疏浚河流等。总之一句话，既被防范又被敲诈。虽然心中不忿，但祖上势力最强盛时都败阵下来，作为子孙又能如何呢？传说毛利家长州藩每年举行新年仪式时，都要由家臣装模作样地向藩主问一句：“今年可否倒幕？”藩主则例行公事地回答：“时机未到。”此类反对德川幕府的情绪，即使经历了二百余年盛世，也仍在所受待遇最差的一些外样藩内代代相传了下来。

武士之忠诚

18世纪初，和平盛世中的日本江户发生了一起轰动性事件。1701年初，浅野家赤穗藩（即今兵库县赤穗市）的藩主浅野长矩，作为一位拥有五万三千石领地、官居从五品下的外样大名，被幕府指派接待天皇敕使的工作。他对具体指导接待工作的吉良义央深感不满，于3月14日在江户城内公馆的松之廊下，忿然拔刀砍伤了吉良。幕府经过快速审理之后，便令长矩切腹自尽，没收赤穗藩的领地，却没有追究吉良在这一事件中的任何责任。消息传回赤穗藩，三百余名藩士尽管群情激奋，但在幕府军队的威胁下，被迫变卖藩内财产，领取补偿金后被遣散。家老大石良雄召集没有离开的一百二十余名藩士立下复藩血誓，结成所谓的“赤穗浪士团”。

次年年终，幕府正式拒绝复藩请求，于是响应号召的的四十七名浪士在大石良雄的率领下，于12月15日晚踏雪袭击了吉良宅邸，将其杀死，并在众目睽睽之下挑着仇敌头颅自首。除了一名“证言人”走脱以外，四十六名义士被幕府禁闭一年多后，全部切腹自尽。这就是“赤穗事件”，又称“忠臣藏”，是这个国家用所有艺术形式反复演绎了无数遍的悲壮故事。然而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并不是这个故事本身，而是“四十七义士”以复仇为名明目张胆地袭杀幕府高级官员（早有明令禁止武报私仇），而幕府却没有禁止这个故事流传于全国每一个角落，“四十七义士”被赞颂为顶天立地的大英雄，这是为何呢？

深入这个所谓的“日本男子汉终极美学浪漫”的故事表皮之下，其实可以挖掘出幕藩体制及江户武士的实态。德川家康当年灭亡丰臣家，初定天下时，便于1615年颁布了《武家诸法度》，以法律形式约束大名与武士。1635年，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对此法度进行改订，诸如参勤交代定制、禁止建造载重五百石以上大船以强化锁国海禁等都得到确立，后世不再进行大的改订。按法度规定，五万石领地级别的赤穗藩应配备百名以下的藩士，然而藩内事实上却养着三百多名藩士。对于不遵规定的赤穗藩，幕府其实早有意予以打击，所以在“松之廊下刀砍事件”发生后便迅速做出裁决，却不料因行事不公引发了后续的复仇事件，致其在社会舆论上处于不利地位。幕藩体制下，幕府与大名之间，实是封主与封臣之间权利与义务必须平衡的关系，而非封建官僚体系中的皇上与奴才的关系。

总而言之，大名藩国具有半独立自主权，并不是说灭就能灭的。再看执行这次“义举”的浪士们，与其说精神上极度义愤促成他们断然拼死，不如说是灭藩之后生活全无着落，迫其舍命抗争。其中一名义士年仅17岁，靠谎言才拿回早已典当出去的甲胄参加行动。领导者大石死后留下的账簿，反映出这些浪士们都是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复仇行动尽管违反了幕府法规，却只是枝节问题，连幕府也必须赞赏的核心问题是：这些浪人认定不能离开旧藩而独活！如果所有武士都如此忠诚于他们的家主，所有的藩国岂不都稳如磐石？而德川家控制着最强大、占地最佳的藩国，外样大名的造反自然不可能成功，如此幕藩体制不也就千秋万代，屹立不倒了么？

德川家不会预见到，有朝一日西洋人会带着先进的枪炮军舰而来，直接撞开江户的大门。他们完全不能设想，未来的战争中武士军队将无法压倒百姓武装，只因后者能更熟练地使用西洋武器。在他们的眼前，江户是一个真切的盛世，江户城的城下町从荒泽发展成了拥有百万人口的世界级都市。普通“町民”虽说日常生活艰辛，却在闲暇之余，人人可享受澡堂（钱汤）、流动快餐（一膳屋）、戏曲（歌舞伎净琉璃等）、外出旅游（宿屋）、看新闻漫画（绘草本等）……可见町人文化极度繁荣。

无论多么具有尚武精神的武士，也不论幕府如何强调其社会地位和行为准则，要抵御世间如此多诱惑，真的太难！武士“堕落”例子之多随手就可拈来：高田藩藩祖乃“德川四天王”之一榊原康政，而他的后代榊原政岑却成了吉原游郭中的头号游主，用数千两黄金为“高尾太夫”（身价最高的妓女“花魁”称号）赎身，还发动大批妓女在街上游行，举办豪华宴会，奢侈放荡轰动天下，最终被幕府判决退位隐居；德岛藩（今德岛县，古阿波国）家臣蜂须贺直孝（其祖先是蜂须贺正胜的手下大将）更是奇怪，狂热喜好当地一种挥手踏足、滑稽万分的阿波舞，以至于被当成脑子有问题而被关起来，可只要一恢复自由身，他就奔出去和平民混在一起，舞蹈不休。如此“武士”，在江户盛世中又何止千万？

国防之策

1636年，江户幕府在九州长崎港入口处人工填出一个小岛——出岛，设为荷兰人聚集区。荷兰人不信奉天主教，只顾经商赚钱，当时荷兰的流行语是：一个人最大的恶行不是冒渎上帝，而是欠债不还。因此幕府认为与其接触危险性较小。出岛是江户时代日本与欧洲人交流的唯一合法窗口（对朝鲜交流通过对马藩口岸及草梁倭馆，而1609年被征服的琉球王国则由萨摩藩管理，并隐瞒明清皇帝派遣的使者）。

出岛设置有长崎奉行的管理机关和荷兰人的住宅、仓库，用石墙和土墙围绕起来，只有一座桥和市区相连。由荷属东印度派遣而来的商船通常一年两艘，每次能登上岛的也只有十人左右。即使是日籍工匠、搬运工要出入时，亦须持有出岛官员发行的“门鉴”。在出岛以外，如果有遭遇海难，偶尔漂流至日本海岸线的外国人，首先要识别其是否是天主教徒——不肯踩踏耶稣像的外国人往往被当场杀死——若非天主教徒才加以救助，送往长崎，搭便船离开。对漂流民的处置，与各沿海藩的警备体制相互配合，达到相当完美的程度，杜绝了外国人擅自深入日本腹地的一切希望。

德川幕府的统治在日本越加稳固的同时，亚洲大陆上却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满清突然崛起，入主中原，明朝于公元1644年崩溃了！镇压了国内天主教徒（并附带处死了一批西洋传教士）的幕府，与其说担心欧洲殖民者报复的炮舰，不如说更担心满清和元朝一样，跨海东侵日本。江户时代前期的思想家熊泽藩山（1619—1691年）声称：“北狄取中国，则时时可来日本也。”因此幕府对中国大陆发生的情况格外关注，凡是来到长崎的中国商人、船民，均受到仔细询问，以此收集大量情报。经过一段时间的疑虑，日本见清朝当权者并无东进之意，便又飘飘然起来，认为是日本武士吓阻了八旗兵。兵学家山鹿素行竟声称：“本朝之武勇令异国恐惧，不但终无外国进攻本朝，亦无寸土为彼所夺之事。故武器、马具、剑戟之制，兵法、军法、战略种种，非彼国所及，岂非武勇优于四海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