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起家的男爵们

说起来，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是喜欢到处抢钱、抢粮、抢女人，顺带抢地盘的日耳曼人的老传统了。比如，属于日耳曼人系统的盎格鲁-萨克森人先征服了英国的原住民凯尔特人，随后，在1066年又被同属于日耳曼人的诺曼人征服。当时，英国贵族的主体是诺曼人（也有少数盎格鲁-萨克森人），他们自然秉承了日耳曼人的这一传统。征服者清理掉原住民，然后以原住民自居，再被下一批征服者征服。这种模式远古社会就存在了，在世界历史上很普遍。如天苍苍、野茫茫的蒙古高原，历经了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等征服者，现在也以最后的征服者“蒙古”命名。由此说明，最后的存在是多么的重要啊！存在才有话语权！不过，这些都是后话。

这场战争被英国人称为“第一次男爵战争”（First Barons' War，1215—1217年）。男爵（Barons）这个词，充分说明了这场战争的本质。这是一场军事贵族内部之间的武装斗争，而且带有鲜明的阶级和民族特性。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欧洲贵族“公侯伯子男”的爵位体系，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这五个爵位在欧洲历史上是逐渐出现的，在英国也是如此。最初出现的是伯爵（Earl）。伯爵是英国五种贵族称号中惟一的英文词，源自诺曼征服前的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贵族们最开始被称为“哥塞特”（gesiths），意思是“国王的友伴”。此后，“哥塞特”逐渐被“塞恩”（thegn）取代。塞恩这个词含有“为他人服役者”的意思，说明当时贵族的概念有了扩展，出现了阶层分化。“哥塞特”也开始有自己的塞恩了。“国王的友伴”和“大贵族的友伴”都被看作贵族了。贵族服务的那些大贵族，就被称为“伯爵”（ealdorman）。后来受到北欧维金人的影响，斯堪的纳维亚语中的eorl一词取代了ealdorman，此后又演变为“earl”。1066年诺曼征服前，英国大概有4000名贵族，也就是“塞恩”。诺曼征服之后，这些人死伤逃亡殆尽。最后只剩2个伯爵（Earl）侥幸被征服者接纳。因此，伯爵这个爵位就被保留了下来。

1066年“诺曼征服”后，征服者威廉开始以欧洲大陆的贵族模板构建自己的军事贵族体系。他没收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土地，分封给自己手下的诺曼军人。这些军人及其亲属、后代，成为诺曼征服后英国军队的核心。那些封地成为他们的“永久军饷”和装备的来源。采邑（封地）提供了军事专门化的三重关系，土地所有权、个人义务及专业的战士。这就是欧洲封建社会的基础。当时一共有1400人成为英国王室直属封臣，其中有180名高级贵族。去掉30名教会贵族，剩下的150名高级贵族中有12个人成为伯爵或大男爵（great Baron），其余138人后来被成为男爵【Baron，Baron这个词的原意是领主（lord）】。这就是英国男爵的由来。此后，出现了公爵（Duke）用来加封王室成员。侯爵（Marquess，也做Marquis）的概念来自于来自德意志地区，原意是指边疆伯爵领主。子爵（Viscount）源于法国，原为郡守，地位在伯爵之下。

可以说，第一次男爵战争的主力就是当初诺曼征服既得利益者的后裔。这些领主是领地上的绝对统治者，土地及土地上的所有财产、人员、牲畜都属于他的个人物品，他拥有司法、税务、人事以及日常生活管理上的绝对权威。

征服者诺曼人成了领地上的领主后，自然就需要领民来为他们服务了。征服者威廉在征服英国的二十年后，也就是1086年，搞了一次“全国普查”，制作了一本《土地调查册》。据统计，总人口大约在175—200万的英国国民里，除了9%的诺曼贵族和教士外，奴隶、自由佃农、农奴和自由人的比例分别是9%、32%、38%和12%。这次普查后，这些占总人口91%的劳动者，也就是盎格鲁-萨克森人，因为土地所有权的改变，成了新领主领地上的农奴！理论上，农奴以放弃自己和后代的自由为代价，换取领主的保护并租种领主的土地。毕竟在野蛮的中世纪，如果没有保护者，是不安全的——谁都可以杀死一个流浪者或逃跑的农奴，而不用担心受到惩罚。提供安全保护和土地耕种看起来还是不错的，但提供者同时又是跨海而来的征服者、土地的强占者，这种感觉就不是很好了。当时的盎格鲁-萨克森人作为被征服者，只有两条路：要么死，要么当农奴。

诺曼征服一百多年后，领主和农奴这两个阶层已经非常稳定了。如前面所说，领主拥有着各项权利，农奴只拥有一项权利，那就是不经审判不能被杀死或造成伤残，可领主是拥有领地内的绝对司法权。所以，农奴的这项权利也基本上等于没有。剩下的就只有无尽的义务了。

当时，农民主要种植的粮食作物是大麦、燕麦、小麦以及黑麦。以12世纪的生产力水平，在稍好的年景，种子的回报率大约是4倍，也就是种下1斤种子能收获4—5斤粮食。这个收成看起来还不错，但农奴的收成有三分之一乃至一半是地租。此外，教会还有个什一税。于是，这种收成只能保证农民饿不死而已。如果遭遇不好的年景呢？那就只能勒紧裤腰带或者多想点办法去收集“能吃的东西”了。否则，那就饿死吧。

除了地租，农奴还要为领主无偿服劳役。其中有定期的周工（week-works），每周三天。然后还有不定期的帮工（extras）或爱心工（love-boons）。顾名思义，这种不定期的劳役，是因为领主认为农奴们太爱自己了，所以安排的。大家可以想象，农奴们替领主建筑道路、桥梁、堤坝，为领主做杂役犁地、运输、播种、收割、打谷直至入仓后，才拖着劳累的身躯回家，还有多少精力打理自己的生活？因此，如果还有人声称贵族或地主是勤劳的，农奴或长工是懒惰的，并以整洁的贵族地主庄园和脏乱的农奴长工住处为依据时，大家还是多留个心眼，开动脑筋分辨一下比较好。此外，农奴们还需要为领主们服兵役。他们用营养不良的身躯、缺乏训练的手臂，操着各种简陋的兵器和农具，替那些营养良好、久经训练、装备精良的骑士老爷们刷战绩。

农奴交完地租、服完劳役、替领主打仗后幸运地活着回到了家，环顾四周却发现自己什么也不能干。河里的鱼、林中的野兽、田地里的兔子，他不能捕；林地里的树木他不能砍；就连平常糟蹋庄稼后悠闲地呆在庄园宅邸大鸽笼里的鸽子，他也不能碰一下，因为这些都是领主的。

此外，农奴不可以随便离开庄园、嫁女儿，不能让自己的男孩子接受好心神父的教诲或到附近学校上学，不可以养家禽、卖牲畜，不可以酿酒……各种“不可以”。除此以外，农奴只能到领主指定的磨坊磨面粉，指定的面包房烤面包。为此，农奴都要交费。比如“磨坊费（multure或toll）”，相当于所磨谷物的1/13到1/16。同时，农奴还会受到磨坊主和烤面包师傅的克扣。由此引发了很多冲突。所以，民间传说和童话里的磨坊主和烤面包师傅都是坏人。可以说，在搞垄断性经营方面，欧洲的领主们在1000年以前，就为我们今天的电信、电力、煤气等部门做出了表率。

如果农奴想离开庄园、想嫁女儿，想让自己的男孩子接受神父的教诲……只有一个办法：交钱！去林地里伐木，要缴纳一笔“林地税”（wood-penny）；想饲养家禽的权利，要在指定的季节将一只母鸡或一些鸡蛋送到领主的庄园宅邸；想结婚，领主要收“结婚税”（mechet）。新农奴上岗，领主要收“进入金（entry fine）”；两位农奴发生婚外性行为，领主要收“通奸税”（leyrwite）；新庄园管家上任，领主要受“见面金（recognition）”；农奴上领主法庭解决民事纠纷，领主要收“法庭金”（amercement）；当一位农奴要买卖牲口或谷物，领主要收“准许费”（licence）；当一个农奴要离开庄园时，领主要收“分离费”（chevage）；当农奴要使用森林、荒地、河流等公地时，领主要收“使用费”（pannage、turbary）。根据希尔顿（Hilton）对英国斯塔福德郡的研究，13世纪时，领主征收的这些税收占了农奴们全年收入的40%。

2007年，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在英国威尔士卡马森郡马德法伊村花100万英镑购买了当地一处庄园，作为他和卡米拉的度假别墅。然而，按照威尔士地区一项有170多年历史的古老法令，作为“庄园主”，查尔斯将从此拥有马德法伊村里所有新娘的“初夜权”，可以在新婚之夜夺走新娘的贞操，除非新娘交纳50便士。1833年颁布的《威尔士图解法典》中称：“庄园主将有权向其领地上所有结婚的人收取10先令（50便士），否则按照习俗，他可以在新婚第一夜与新娘过夜。”当时已经当了49年王储的查尔斯，特意宣布放弃那项权力。

俗话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可问题是没有钱！为了不让农奴们太有钱，领主们还有两个税收大杀器：塔利税（tallage）和遗产税（the heriot）。塔利税是一种最普遍也是最苛重的庄园税，它相当于财产税，其征税范围包括农奴的一切财产：禾捆、干草、葡萄、牲口、小鸡、蜂蜡，等等。塔利税被视为人身不自由的标志之一，它带有任意性，即领主可以对农奴任意征收数额不定的税，而且征收时间也不定。基本上就是想收就收，而且合理合法。遗产税是指农奴自然死亡或为领主打仗战死后，他的继承者向领主缴纳的家畜或物件。遗产税的征收额度大约是所有遗产的三分之一。

在如此压榨下，农奴过着悲惨的生活。在别人的眼中：

“在播种和收获的季节里，他们从日出劳动到日落，但劳动的报酬十分微薄。他们的屋子一般是用糊着泥巴的栅栏建成的简陋小屋，屋子的烟囱是小屋顶上的一个小口，屋子的地面是又湿又冷的泥土。他们的床是一只塞得有稻草的箱子，安乐椅是一只三条腿的凳子。他们的午餐粗糙而单调——不是没有发酵、难以下咽、富含麦糠的黑面包，就是黑麦、燕麦、大麦做的粥，如果收成不好就得捱饿。饿死的事情不是没有听说过。他们当然是文盲，而且是迷信和恐惧的牺牲品，也时常受到邪恶的领主管家的欺骗。可以说，他们是被人蔑视、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可怜虫。贵族和市镇居民们很少提到他们，就是提到他们，用的也是最鄙视、最恶毒的词语。”

那么，真实的农奴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庄园就是他们的全部世界，除了庄园，他们一无所知。他们毫无外部世界的知识，对外来的人怀有一种恐惧感。他们所知道的惟一生活方式是本村的公共生活。

他们几乎没有一文钱，也不需要买任何东西。在牧场放牧的人得到的报酬是面包，磨房里的雇工得到的是他所碾谷物中的一部分。他们偶尔也需要别人来修理工具，他们给修理者的报酬是一只小鸡或几枚鸡蛋。

他们住在狭小简陋的茅舍中，茅屋用木头或枝条建成，上面涂着泥巴。屋顶用草覆盖，草几乎一直拖到地上。他们大多只有一间屋子，门口用皮革或亚麻布做的门帘遮挡着。地板潮湿、阴冷，有时会铺上一些草。屋子中央是一个石头火炉，天棚上有一个大洞以便释放烟雾。屋子里只有几条凳子和一张用两三个木桩支撑的木板桌子。至于床，那不过是个支架而已。除此之外，房间内就没有别的家具了。晚上，全家人都睡在一块，床上铺着不厚的草床垫。

天冷时，家养的禽畜也要到屋里来。尽管房顶有一个放烟的孔，整个屋子还是充满了湿木材燃烧后的烟。如果下雨，地上那些与恶臭的动物粪便混在一起的草便开始腐烂。天冷了，食物不足，老鼠、虱子和跳蚤便总在木结构的屋子和脏衣物里藏身。中世纪晚期，与外界隔绝的一些地区的药物还很有限，尽管一些草本药物能缓和病情，多数病人还是得靠自己的抵抗力与疾病斗争。在这种条件下，疾病和死亡总是常常降临每个家庭。

曾有这么一种说法，一顿上好的饭通常由两道菜组成，一道是粥状的燕麦糊，一道是燕麦糊状的粥。这并不完全是笑谈。那时，农奴不得不把一切都交给领主，有时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慢慢饿死。让人揪心的是，孩子就要饿死了，谷仓里的一点存粮却不能用，因为那是来年的种子，动用了它，就没有任何指望了。

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教皇英诺森三世是这样总结的：“农奴是服劳役的，在领主的威胁下，他们的财产被掠夺，疲于强制的劳役、拷打。一无所有的农奴，不得不卖力谋生，如果农奴有幸拥有了什么东西，最终也不得不将它放弃；领主有过，农奴受罚，农奴有过，领主就有抢劫他的借口……”

12世纪初，一个反叛的法国贵族袭击了国王的领地后，国王入侵了这个贵族的庄园，烧毁了贵族的全部谷物，杀死了他的全部牲畜和农奴。甚至连圣丹尼斯大修道院的院长也曾说，让农奴失去生命完全是正当的，他认为“这是一种杰出的行为”。14世纪，发动农民起义的约翰·保尔（john Ball）如此呼喊：“我们是照着上帝的样子造出来的人，可他们却像对待野兽一样对待我们！”现实就是如此，对领主来说，农奴就是领地上的财物。

如同古往今来那些喜欢高喊自由民主的人，往往想的是自己当主人，别人当奴。那些高喊“民主和自由，土地和财产”的英国贵族们同样如此。“民主和自由”，就是贵族继续当民众之主，继续拥有奴役和压迫他人的自由。“土地和财产”，就是贵族继续拥有自1066年“诺曼征服”后，通过暴力手段从被征服者手中夺取的一切。

杰拉德·温斯坦利（Gerrard Winstanley）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占有土地和财产的权利，是你们的祖先通过刀剑创造出来的。他们通过谋杀自己的同类或通过抢劫、盗窃获得了土地和财产，然后，他们将这些留给了你们——他们的后代。因此，就算你们没有杀过人，也没有抢劫过，但你们占有这些财产就意味着你们认可了你们祖先的罪行。那些罪名也必将落在你们、你们的孩子乃至你们孩子的后代身上，只有你们这些血腥和罪恶的权利被剥夺以后，这些罪名才会被清洗。”

但遗憾的是，英国社会阶层的流动率低得可怕，其阶层和财富的固化程度远远超过中国人民的想象。英国当代学者凯文·卡希尔，在研究中发现：“英国0.3%的人口（大约16万个家庭）拥有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这使得不列颠成为在土地分配方面仅次于巴西的全球第二不平等的国家，而且与巴西的差距很小。”而这些土地的持有者，就是《铁甲衣》里那些造反贵族的后代。

这是土地，那么财富呢？1858年拥有较多财富的那些人，在2011年仍然比其他人更富裕。他们的姓氏包括曼德维尔、珀西、达西等，拥有这些姓氏的人都是讲法语的诺曼贵族的后代。在英国，贵族（Noble）和庶民（Pleb）、上等人（Toffs）和下等人（Toughs）之间的鸿沟永远是存在的。这一鸿沟，从1066年诺曼征服开始，经历了“大宪章运动”、“光荣革命”、一战及二战后也没有消失。前段时间，英国执政党保守党的组织秘书试图骑车从唐宁街10号的一个门出去时被保安阻止，随后发生的争吵中，他对保安吼道：“你这个庶民，应该知道自己的位置。”因此，杰拉德·温斯坦利在1649年所发出的控诉，到现在也没起作用。那些罪恶，似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都无法清洗了。

由此可见，第一次男爵战争就是由大小强盗分赃不均引起的。可《铁甲衣》这部影片为了政治方向是正确的，给约翰扣上了“反对自由民主”的黑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