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后危机时代的2016(2)

中国：虽然中国遭遇了危机的巨大影响，但国运处于上升期的基本面并未改变。首先，中国经济具备巨大的“战略纵深”，庞大的市场规模、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结构”等给未来提供了充足的空间，这些经济潜力的释放过程能够极大对冲消解危机的负面影响。其次，国内金融态势歪打正着，金融自由化过度必将走向泡沫和崩溃已被此次危机证实，而中国恰恰习惯于用政府的“有形之手”来勾兑和平衡“盲目”的市场，从而避免了经济系统的动荡。另外，改革空间接连打开，中国正处于第三次市场化的“档口”，在资产、要素价格的全面市场化，以及落实国民待遇过程中红利巨大，足以长期支撑经济较快增长。最后，对外政治经济乘势扩张，以“一带一路”和自贸区的铺开为标志，中国经济将在又一次对接世界中迎来“大爆炸”，各国已到了全面适应中国的新阶段。由此可见，中国相对地位在危机之后很可能还将进一步提高。

不难看出，伴随着时代的变化，左右全球政经关系的核心力量已经发生了变化，地缘权重和资源权重明显下滑。作为亚洲地缘政治平衡点的日本，以及作为资源型国家代表的俄罗斯地位下滑绝非偶然，而类似中美这种在各个领域具备综合竞争力的国家则能抢得先机。而在经历惨烈的危机大洗牌之后，各国的自身定位将逐步明确：中美两个大国或将牢牢占据第一方阵，而老牌强国欧洲和日本紧随其后形成第二方阵，第三方阵则是印度、巴西这样实力较强的新兴市场国家，而俄罗斯或在2.5方阵中挣扎。

注　释

[1].掉期：是指在买入或卖出即期外汇的同时，卖出或买入同一货币的远期外汇，以防止汇率风险的一种外汇交易。这种金融衍生工具，是当前用来规避由于所借外债的汇率发生变化而给国家、企业带来财务风险的一种主要手段。

[2].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QE），是一种货币政策，主要指各国央行通过公开市场购买政府债券、银行金融资产等做法。量化宽松直接导致市场的货币供应量增加，可视为变相“印钞”。

经济形势复杂化

国际竞争白热化

“这是最好的时代，又是最坏的时代”，将狄更斯的这句名言用于当今的国际关系极为贴切：一方面，国际经济往来形势“一片大好”。中英在核电、高铁、金融等领域寻找“旗舰项目”，中法签署了加强核能合作的协议，中德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中荷创建粮食、乳制品等方面的协商机制，中欧之间开出了与“贸易壁垒”别样的经贸之花。中国与中亚诸国的经贸关系也逐次升温，与哈（哈萨克斯坦）、俄（俄罗斯）、白（白俄罗斯）三国，累计签署了涵盖能源、航天、金融、基建等各个领域的超400亿美元的“世纪大单”，令世界瞠目，“新联盟”“好伙伴”“铁杆兄弟”等定义此种国家关系的词汇纷至沓来。

但另一方面，国家较量、角逐及由此制造的危机却“前所未有的坏”。美国屡屡在南海地区刷“存在感”，甚至公然摄制、公开中国的“填海造礁”活动，中国坚决反制，中美关系悬在决裂的边缘；中国海军赴远海遭日监视，中方实施灯光照射警告，中日芥蒂加剧；朝鲜军密集巡逻中朝边境，鸭绿江气氛顿时诡异；而乌克兰局势因美国军事装备入境、俄驻乌总领馆遭鸡蛋袭击愈加显得波涛汹涌、风云诡谲。世界各国越来越“亲如一家”，又似乎越来越不安全。经济往来与政治较量两股潮流相互交织、相互激荡。

政治较量与经济往来的相互交织正暗含着国家竞争与自由贸易“两条路线”的斗争。聚焦世界演变、发展的历史，国家竞争与自由贸易“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贯穿其中。在全球性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WTO）诞生之前的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陡然使国家竞争升温，欧洲后起之秀德国的实力已经追上了老牌帝国英、法，但是世界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已经基本划分完毕，德国认为得到的与其实力不相称，要求重新划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最后世界大战全面点燃。同期国家贸易急剧萎缩——1870年以后，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必然向外扩张，当垄断资产阶级争先恐后地到全球各地抢占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时，自由贸易也就被扼杀了，因此，这一时期的国际贸易额较自由竞争时期锐减。经济关系的冷淡无法收敛、反而“放纵”政治上的冲突，世界大战不可避免。

而时代进化到当下（21世纪上半叶），国家竞争前所未有地加强。其一，大国力量对比出现新的变化，原有均衡被打破，拐点期竞争往往最为激烈。美国基于冷战结束后的高速增长期，成为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但硬实力逐渐衰退，却紧抱全球霸主的战略不放；新兴国家搭上全球化的快车实力快速增强，要求国际事务的参与权和话语权，尤其是中国更是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日本由于“失落二十年”影响力急速下滑；英、法、德等老牌国家无澜无惊、长期低迷。有的国家向上走，有的国家向下走，狭路相逢竞争加剧。

其二，经济、军事等力量分散化、多极化，各国相互牵制而竞争加码。美国经济走下坡，军事实力仍属“老大”；中国经济势头跑在全球首位；日韩文化优势犹存；海湾国家凝聚资源实力。“强项”在各国分散化（不像上一时期经济、军事等优势集一国），多方角逐，竞争更热闹。

其三，大国竞争因领域拓展而升级。陆地、海洋、太空、网络，多样化的竞争空间，争斗版本升级。这正应了福卡智库早年关于“21世纪国家竞争达到最高峰”的预判。当下的国家贸易又是如何呢？WTO虽推动各国经济城门洞开，但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上合组织等区域组织和贸易区的冲击下日趋瓦解，把话挑明了就是“正在经历一个去WTO的过程”；金融危机阴霾下沉重的经济压力又使各国使出贸易壁垒杀手锏，商品贸易逐渐退潮。不过，这些区域组织和贸易区并非绝对的去WTO，而是去WTO到再WTO的过渡阶段，这是对其游戏规则开放、自由、公平充分考量后的推断；另外，商品贸易虽然遭遇挤压，但由于世界金融大爆炸、信息大爆炸、人员流动正酣，人员、信息、金融三大贸易露出新的势头。可见，国际贸易热情难减。

综上，眼下国家竞争空前激烈，国际贸易热点有所切换。

中国2016年形势超复杂

除了外部形势，对于中国自身而言，当下形势前所未有的复杂。

首先是危机态势，2016年将是后危机时期的筑底之年。表现为：①工业去产能进一步扩大。尽管查封煤窑、压缩生产等去产能力度不小，但在稳增长之下，换个环保马甲“死灰复燃”的亦不在少数。加之，大宗商品“跌跌不休”，PPI连续44个月为负，显示中国不少行业生产几近顶峰，仅唐山地区钢产量就超欧洲，企业资不抵债“覆水难收”。2015年政府“壮士断腕”推进改革，一旦政府补贴取消，企业“断了财路”，那么伴随僵尸企业现形后自然死亡，市场的优胜劣汰将加速中国工业去产能之路。②工业园区普遍萎缩。据估算，早在2011年年底全国所有的各种工业园区相加就超过万个，于是一旦进入工业去产能，这些工业园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虽然仍有不少园区借着新概念“登堂入室”，但且不说“生不逢时”，单同质竞争就“一地鸡毛”，更何况工业园区本身就过剩，不少已成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2016年伴随工业去产能，工业园区荒废之殇将进一步蔓延。③空城纷纷现形。这已不单纯是城市快速扩张惹的祸，关键还在于缺乏实际需求。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在地方政绩和GDP保增长下的造城运动，已让不少新区、新城空有城市架子却不见人影。仅2014年国内就新增鄂尔多斯、营口等12座空城。即便如此，高铁沿线的新城仍层出不穷，2016年这么多新城到底谁真谁假，将逐渐“水落石出”。④商业地产部分崩盘。因为从规划看，不少地方的商业地产早已超标超规格，若与之密切相关的商业景气度下滑，“满城尽是综合体”则必将陷入过剩的恶性竞争之中。尤其在网络电商和同质化竞争的内外夹击下，2015年商业地产将是去产能的元年，重灾区将是不顾实际消费支撑大量上马综合体的二三线城市。

其次，中国经济面临的变量越来越多。不仅描述形势的传统数据如固投、出口等指标都不太好看，GDP持续三年徘徊在历史低位，且有去产能行至半道、实体企业举步维艰、货币供应“不知收敛”、地方债务风险暴增等诸多变量“拖累”。具体而言，关于中国经济总量的美誉层出不穷：IMF甚至说按照购买力平价的计算认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但褪去“强刺激”外衣之后，从地方政府债台高筑、银行坏账显山露水也就看到了经济质量的腐肉。就连引以为傲的外贸，细看下来也是大而不强，外贸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中国不足20%，自主品牌出口不足10%；另外，产品增值率中国为30%，同美国、德国、日本的48%、47%、41%的比率相比差距不小。此外，“三来一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济模式并没有换得对等的主导权。这从中国频频遭遇贸易调查就可窥见一斑：据商务部统计，2002年至2012年，中国共遭遇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各种形式的贸易救济调查案件842起，同期，中国产品遭遇美国知识产权“337调查”[1]共130起。所谓的中国经济高增长，微笑的是老外，苦笑的是中国（微笑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