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市井民情大杂烩(1)

英国使者马嘎尔尼在《出使中国》中这样描写大清百姓：“他们穿着小亚麻布或白洋布做的衣服，非常脏也很少洗。他们从来不用肥皂，很少用手绢，他们随地乱吐，用手擤鼻子，用袖子擦鼻涕，或把鼻涕抹到身边的任何东西上。我甚至看见过鞑靼人让仆人在他的脖子里找虱子，那东西咬得他难受！”

1855年，道光的侄子爱新觉罗·奕山调任黑龙江将军。

1858年5月28日，在沙俄的武力威胁下，奕山与沙俄代表穆拉维约夫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恩格斯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一文中描述了这样的情形：俄国不费一枪一弹，“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此条约将中俄两国边界线由外兴安岭南移至黑龙江以北，以至于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4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被俄国吞并。

1858年10月23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新闻专稿，写的是在《天津条约》签订后法国公使葛罗和他的卫队初探长城、路遇清国骑兵的一段经历：“这些在首都门户安营扎寨的清国士兵们，竟然对自己的国家一直与英国和法国处于战争状态根本不知晓。至于广州事件、大沽海战、停战协议在天津签订，所有这一切都不知道。这些清国骑兵没有弓箭，但每个人肩上背着一杆粗糙而又落后的火枪，在各自的弹夹里除了子弹还有一些小小的铅块。这些士兵们每个人的长筒靴内都插着烟斗和扇子……”

1860年初，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皇家工兵上校戈登被派遣到中国，参与进攻北京。10月8日，戈登参观了被法军占领的圆明园（10天后被焚烧）。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载：“你很难想象这座皇家园林是如何的壮观，更无法想象那些法军将这个仙境般的地方蹂躏到何等骇人的地步，太遗憾了！清国皇帝的龙座所在的宫殿全部都镶着雕塑精巧的乌木。殿上的精美瓷器、钟表和装着木偶的八音盒，金银器皿、鎏金佛像、还有堆积如山的五彩丝绸与刺绣着实让人眼花缭乱。这里的豪华与文明的气象完全与你看到的温莎宫（英国女王的一座行宫）不相上下。而法军却以狂暴无比的手段把这一切摧毁了。法国官兵将大批量的丝绸装载到大卡车上运走，装不下的都纵火焚烧了。”

1860年12月10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新闻专稿，记述了外国记者在清国看到的犯人行刑时的场面：“明晃晃的钢刀闪过之后，犯人的头颅被刽子手踢到广场的一个角落，而躯体则被抛在另一个角落，鲜红的血同时从两处流淌。我们挤进人群时，刽子手已经斩首了20名凶犯，他们的血在围观的人们脚下流淌，形成大摊的血泊，血泊里还混杂着死者的头发。浓浓的血腥味在空气中弥漫，据说一天内斩首300人的情形很是常见。”

1860年12月10日，《纽约时报》发表新闻专稿《清国名城广州游历记》，其中对于东方人的食宿习惯更有详尽的描写：“由于东方人都在傍晚7点钟吃晚餐，我们刚一上岸，主人就宣布要开饭了……当我们终于从餐桌旁起身时，已是晚上10点钟了。广州的晚餐可真要命，不到就寝时间你难以离开餐桌，而且在肚子非常饱的情况下，要站起身来也的确是个考验，尤其是当你已经吃了十几道不同的菜，品尝了主人家所有品牌的酒，并且一晚上都在不断吸烟的情况下。对此，广州人起了个很好的名字，叫‘消夜’。”

1860年，开始有大量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并对任何事物都怀有好奇。《纽约时报》记者在对广州的新闻专稿中写道：“这些清国的僧侣们，不管我在哪里碰到他们，他们的面容看上去都显得衰弱和憔悴，这大概要归因于他们长年累月盘腿静坐的生活习惯，以及他们只能得到很少的食物，并且只是大米。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吃肉的。我注意到他们有很多人都留着长指甲，有些甚至有4英寸长，这看上去很令人恶心。”

1863年4月26日，《纽约时报》发表述评，题为《英国鸦片贩子力阻清国禁烟》，文章开头痛斥“文明世界”的罪恶：“这场可耻的战争让文明世界在远东获得了贸易上极大的便利，而大清国却丧失了她控制毒品进入其国境的全部国家权力，尽管她是那样的痛恨鸦片。以前的大清国上上下下都充满了战斗的精神，拥有较强的国防实力，而现在，毒品令她显得多么孱弱。整个国家的财政在急剧缩减，对外贸易也一直保持着高额的逆差。”

一位美国记者在报道中这样估算宋氏家族的财富：“宋家在40年代和50年代总的积蓄已超过30亿美元。”据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记载，宋子文为当时的世界首富。

1871年，《纽约时报》刊登了题为《广州的一天》的新闻专稿，记者文中描写道：“你一旦来到广州的大街上，就几乎分辨不清东南西北……我们驻足的第一个地方是个卖家禽的店铺。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只一只又肥又大的鸡鸭，他们整只整只地被压成板状，做成了干货，肉质肥厚，透着深黄的颜色……在一群鸡鸭中间，我竟看到了美丽的老鼠，他们体积硕大，肥肥胖胖，还有长长的爪子和卷曲的尾巴，也挂在那里等待出售。”

1871年12月24日，《纽约时报》以《广州的一天》为题，报道了外国记者在清朝大烟馆的见闻：“大约十几个精神萎靡的中国男子在喷云吐雾，有个男人正枕着小木枕，手里拿着大烟斗，四仰八叉地躺在一张光板床上。他茫然若失地盯着什么，目光呆滞，毒品正把他带向缥缈的远界。在他旁边斜躺着一个中年男人，他正用他最大的肺活量深吸着，流露出销魂满足的神色，一团团烟雾从他的鼻孔进进出出，他的整个身心似乎全部都投入到这奇怪的幻境中去了。”

驻华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在那条新修的大路上，沿途两边的罂粟摇摆着肿胀的脑袋，等待收割。新修的路面经过水冲车压，已不堪重负，到处是深沟浅辙，我们那部载重六吨的道奇卡车甚至无法通行。西北部发生了大饥荒，300万人被活活饿死。美国红十字会的调查人员把惨剧的原因归咎于鸦片的种植，贪婪的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最好的土地上都种上了鸦片，西北的主要粮食作物玉米、麦子和小米全都严重短缺。”

1886年，美国《纽约时报》对上海租界进行了详细的报道：“上海是个好地方，这个城市及周围如有买不到的东西，都可由蒸汽轮船带进来。想吃日本的牛肉吗？这难不倒上海。而‘楚府羊肉’绝对是你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所能吃到的最可口的佳肴。即使在1月份，青豌豆、番茄和生菜也可从广州运来，而所有热带的水果都可从香港运来。”

美国驻清公使田贝先生描述了他在南京两江总督府受到的款待：“在总督府客厅的中央，摆着一张未铺桌布的餐桌，上面放着碗筷和清国式的小酒杯……总督首先站起身来，用一只勺在那大碗里舀了些东西放入我和米勒舰长的碗里……竹笋、鸡肉、鸭肉、猪肉和羊肉等等。晚宴已经持续两个小时了，但大碗大碗新鲜的肉菜和汤菜还是接连不断地端上来，好像永远也不会有结束的时候。”

1875年7月6日，《纽约时报》报道：“大清国稀奇的事情总是在不停地上演，他们的学堂里有件非常刺眼的东西，那就是一具新制作完成的柏木棺材，这是校长为自己准备的。在棺材的一头还贴着鲜红的剪纸，上面写着‘喜’字，这个字在中国的语言里代表的是幸福和快乐，和棺材本身所代表的阴沉、黑暗和凄凉的含义没一点关系。”

1877年10月2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上海酒店收费的专稿：“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们都拥入了这个具有东方特色的城市，这里大大小小的十几家酒店常常需要提前预订。其中，礼查酒店的整体服务水准不错，但结账方式却令人非常不愉快，倘若客人是前一天中午入住的，第二天傍晚退房，虽然待在房间里的时间只有30个小时，本应该是支付一天半的房费，但这家酒店却要求客人支付两天的房费，而且态度很不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