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1)

黄仁宇先生可谓是近世纪以来史学界的一大异数，他的“大历史观”“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在史学界影响深远。

黄仁宇先生提出的“大历史观”，可以归纳为两种切入历史的取径：一种系以宏观历史之角度，从历史的纵横总体联系上把握微观的历史研究对象，即“把握”是宏观的，研究仍是微观的。另一种强调从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黄仁宇的研究显系后者。

在黄仁宇“大历史”的范畴内，分析因果关系及其历史的合理性是主要的，对其他细端末节，不过分重视，甚至每个历史人物的贤愚得失，都认做次要。对此，他解释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来为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事情前后连贯，又从超过人身经验的角度看去，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旅途之原委。”尤其对于学习历史的人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历史应当或不应当如何展开，因为它一经展开就具有客观性和不可逆转性，无须人们从主观上加以想象或构造，人们应当思考的问题是历史何以如是展开。以“天地不为尧舜而存，也不因桀纣而亡”的客观态度，放宽历史的视界，探寻事件的前因后果，正是黄仁宇“大历史观”所提倡的学习方法。

那么人们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凡有一件重要事件的发生必有后面的背景，只要它能与以前或以后的人与事相互印证，就取得它在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存在就一定合理吗？这是否又陷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套路？对此，黄仁宇的解答是：“大历史着重大众的集体智慧、勇敢和道德，目的是勾画一个历史的大纲，着重东西的汇合。”其实“大历史观”强调用较长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是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一个新的视角，重要的还在于我们如何将其作为一种工具加以掌握和运用。就像在历史研究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人口决定论一样，它们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绝不能究其一点而不及其他。

“大历史观”笔下的通史也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通史不同。在注重历史发展逻辑之余，各朝代已不再是可以拿来互相比较的单位，而是前后一贯，具有因果关系。

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观”为其思想核心的作品，在不失史家谨严之基本原则下，走出殿堂，让大众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历史不再被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书斋中的“玩物”。以现代史学大家钱穆先生“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的标准来看，黄仁宇先生对于中国“国民历史性格”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平民学者”。

震撼史学界的《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的代表作，该书最初是用英文写成，但最早出版的却是中文版。1980年其中文版由中华书局在北京出版，其老友廖沫沙特地题笺，印在封面。这部书的英文版是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时美国名作家厄卜代克特地在《纽约客》杂志撰写推荐文章。《万历十五年》一书先后两次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历史类好书提名。后来，中国台湾出版人陶希圣先生很欣赏这本书，就由其主持的食货出版社出版了台湾版，并亲自为这本书作书评附于书后。从此，黄仁宇在两岸三地成为知名度颇高的历史学者，文章时有见报，并集结成多本专著，其作品被各方追捧，真可谓是史学界之异数。探究其原因，这恐怕与黄仁宇先生的文风有很大的关系，他的作品，首先建立一个大的历史架构，然后以个人的人生经历（作为国民党下级军官在抗战中对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问题的体会，以及在美国生活多年对东西方文明的比较、认知与反思）对照历史记载，从而发展出一套对中西方历史文化的独特解读。写作格式不拘成例，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将历史呈现于读者眼前，因而吸引了广大读者。

尽管黄先生的书受到了读者的追捧，一时洛阳纸贵，然而在学术界黄先生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互见，没能获得一致的肯定。正统的历史学者或汉学家常质疑先生半路出家，学术著作不够严谨；将数百年、上千年的大历史架构合于一瞬，总让他们觉得过于冒险，把历史解释得过于简单化了。在先生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也屡屡提及他撰写的书在美国是如何如何的难以出版，以及他与费正清、亚瑟？莱特等知名汉学家在对中国史解读和撰写方式方面意见是如何如何的相左。实际上，先生半路出家不假，但他对中国历史，尤其是明代史，确实是下过苦功的。他曾用两年半的时间，把卷帙浩繁的《明实录》阅读完，并做了详细的笔记，由此可知其用功之勤、功底之扎实。

中国台湾影响颇大的《中国时报》曾组织了一场《与大历史对话——黄仁宇研讨会》，并分别安排了专题演讲与综合座谈会，“业内人士”与“业外人士”各抒己见，互相争鸣，成为史学研讨会的一大奇观。有学者说，随着《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的第一章决定历史走向的重要因素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需要在长时间内打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读黄仁宇先生的作品，听黄仁宇先生讲中国历史，在脑海中必须有一个清楚的概念，那就是黄仁宇先生的历史观是什么。可能在很多人看来，一般哲学意义上的世界观、历史观，都很虚无缥缈，没有办法讲得清、道得明。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大凡真正的历史学家，必然会有自己对整个历史的看法，有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和看法，又会不可避免地浸润到他的历史著作中去。黄仁宇先生也是如此，只有真正了解黄仁宇先生的历史观，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他的史学思想。

黄仁宇先生是一个经历丰富而又坎坷的历史学家。他出身戎马，早年四处奔波的军旅生活，使其能够深入了解中国的底层情况，对于中国社会有了更理性的认识；其后赴美求学，除了获得不少书本上的知识外，还实际体验了西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都极大地拓展了他的视野。黄仁宇先生也自称，他的历史观是与众不同的。正是由于有了开阔的视野，其文章才能经常察人所未察，言人所未言，慧眼独具，发人深思。那么，黄仁宇先生的历史观是什么呢？这就是他所反复指出的“大历史观”。即必须在长时间的范围内，综合考察决定历史走向的各种因素，通过分析和比较，来探究历史的真实面目，发现其中的规律，从而获得真正的知识。

黄仁宇先生所关心的，是那些决定中国历史进程的因素。他欲通过历史研究而探求的，是中国在过去的几千年中，所发生的那些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以及将会决定中华民族未来走向的因素。

在黄仁宇先生看来，虽然决定中国历史进程的因素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下面将要论述的几个方面。

地理条件促使中国走向统一

中国在公元之前，而且自嬴秦之后，以统一为正轨，实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撑着。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地理条件对人类的影响，自古以来就是历代思想家、哲学家所关注和思考的核心问题，因为关注和思考这种影响，实质上就是在关注和思考人类自身文明的起源问题，而这正是历史研究的永恒命题之一。

众所周知，人类的文明古代形态可以分为很多种类型，比如中华文明、古希腊文明、罗马文明、非洲文明、俄罗斯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玛雅文明等等。以研究文明形态而享誉全球的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先生，甚至将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有影响的文明划分为26种。面对众多的文明形态，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各种文明之间会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原因当然会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什么？有不少人将其归结到地理条件上。比如，有的学者分析，由于希腊半岛多丘陵、少平原，故而形成了彼此互不统属的各个部落，难以存在强大的中央集权；同时，由于内部资源严重不足，加之靠海，又顺其自然地迫使它走上了海外殖民的道路。还有，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说，非洲人之所以个性独特，乃是由于非洲地处热带，不仅当地土著居民的皮肤被晒黑，高温也改变了他们的血液成分，使得他们疏懒而不愿意工作！这可就带上了种族偏见的有色眼镜了。

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曾经轰动一时的是前苏联学者列·谢·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他认为中国文明是来自西域，即“文化外来说”。针对这种会影响民族自尊心的观点，中国学者纷纷撰文反驳，认为中国文明完全是本土产生的。后来，随着发掘资料的大量出土，中国学者的观点得到了证实。

至于中国为什么会走上强大的中央集权道路，这方面的研究更多。其中影响最大，也能自圆其说的，当属魏复古（Karl A.Wittfogel）博士的观点。在研究中国史的领域中，魏复古是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人物。黄仁宇先生提到，当自己在密歇根大学当研究生时，主修中国研究的人都常常提到他。魏复古的代表作《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主要是分析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古文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书中，魏复古说，这些“东方文明”都隶属于他所设计的“水力社会”范畴，也就是说，农业生产必须依赖大规模的灌溉工程，而为了顺利完成大规模任务，对大批的劳动力就必须施以严格的命令，因此专制主义在这些地方就会无法避免。也就是说，在魏复古的字典中，“水力社会”和东方社会是同义词。

黄仁宇先生指出，魏复古创造出的这套东西，无非是为了避免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但魏复古为了自己理论的需要，将“东方”包括了印加帝国（今日秘鲁共和国地区），却把日本排除在外。在魏复古看来，由于日本的灌溉工程是片断零碎而非协调一致，所以日本社会是“水利农业”，而非完全的“水力”，由于缺乏集权的需要，因此即使是封建时代的日本都“无法发展战争的艺术”。

关于东方专制主义是否已经成为历史，魏复古说“不”。他认为这些东西即使是在当今社会，也相当活跃。他还认为，苏联是俄国“在亚细亚的复活”，以工业基础充实其新专制主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货真价实”的亚细亚复活。

大而化之的概括尽管很有吸引力，但好比街头的算命先生，可以用含糊不清的“玄语”唬住有心求得神灵保佑的信客，信之则灵，看你怎么理解。魏复古的理论看似深刻，但由于他的“理论”实在太缺乏历史事实的支持，因而很难有太大的说服力。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史学界就曾在《史学理论研究》等杂志上，对魏复古的理论进行过集中批判。黄仁宇先生也在《黄河青山》一书中提到，由于魏复古的“东方专制”理论过于花里胡哨，引起本来是好朋友的李约瑟先生的批评，认为魏复古“否定事实”。总体来说，黄仁宇先生对此问题的思考，是在对魏复古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展开的。

那么，黄仁宇先生眼中的地理条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究竟如何呢？他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历史还带着早期统一的永久痕迹，而影响统一的主要因素则是大自然的力量。”黄仁宇认为，历代王朝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都是回应地理条件的挑战。

在这些地理挑战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整治黄河。中国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治水在中国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已经成为两千年来政府官员和众多学者不断强调的主题。黄河流经黄土地带，而黄土覆盖着华北几省的广大地区，土质疏松，风沙所沉淀的黄土厚度介于30-100米之间，黄河河水因此夹带大量的淤泥，常常会塞满河道，溢出堤防，造成难以计算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只有一个能控制所有资源、公平分配国内资源的中央集权政府，才能解除人们面临的威胁，提供所需的安全保障。所以黄仁宇先生才会说，人民需要一个能全盘处理水患问题的当局，因而造就中国这个国家的诞生，可见光是治水一事，中国之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

早在公元前651年，黄河流经的各个诸侯国就召开会议，类似于现在的阿拉伯联盟会议，除了讨论其他事宜，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保证不兴修妨碍其他国家的水利工程（如截断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