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大中祥符(2)

必须修建的行宫，不得侵占民田；扈驾步兵、骑兵，如果有蹂践禾苗庄稼，一律由御史纠察。整个东封活动，御史所部形同“宪兵”。诏书说：如果有人敢于打着东封的旗号，狂妄地随意指定民舍林木，说建造什么行宫，开修什么道路，以及托名官司勒索地方市肆，假借人夫、车乘，并求索财物的人，一旦认定，即将这类官员押解到京师，听候处理。但车驾所到之处，需要的酒水则需要地方预先做好供应准备，以免去转运的麻烦。

紧锣密鼓筹备封禅大典之际，朝廷不忘记安顿“天书”这桩“大事”。

自从丁谓告知真宗国库充盈，办这类事不在话下之后，真宗开始有了“侈心”。与王钦若等人一番商议后，决计建造一座超大规模的道观，专门用来贮存“天书”。于是下诏：在皇城西北天波门外建造昭应宫。皇城使刘承珪等人专门负责这件大事。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地上建筑工程开始了。

不久，曹州、济州的耆宿二千二百人，又千里迢迢从山东赶来阙下，请求车驾临幸本州。真宗对这类“民意”不好多说，除了召见慰劳之外还有赏赐，但同时下诏，要各地州郡不要再组织此类活动到京。

但大典已经成为“国民行动”，从中央到地方，各类祭祀、神迹此起彼伏。

京城宣化门外，有个军人病死，火葬后，发现他的骨殖仿佛一尊佛像模样，于是附近州郡很多人都来参拜施舍，史称“愚民竞趋视施财”。

龙图阁待制戚纶，应该是少数几位反对“封禅大典”也即反对“神道设教”的人物，但他感觉到人微言轻，无力中止这一场全宋疯癫，于是，给真宗上了一道奏章，先肯定“天人感应”的神迹，再请求将年初以来出现的各类“祥符”摹写记录，刻于金石之上，藏到太庙里，另外用“副本”向天下诏告。然后，话题一转，提出他的忧虑：古今流俗之人都有托名国家“嘉瑞”神迹，而生出“幻惑”，继而生出“狂谋”的事例，一般都会“诈凭神灵，或伪形土木，妄陈符命，广述休祥”，欺诈世人说神灵附体，或假传山林神祇，狂妄宣称得到天神特权任命，到处宣扬吉兆祥瑞。这样，就会“以人鬼之妖词，乱天书之真旨”。

戚纶的意思是：将这一场“神道设教”乱象尽力控制在官方范围内，尽力不要煽惑成一场全民动员活动。

真宗接纳了他这个意见。

从宣化门外的“骨殖-佛像”案开始，朝廷下诏开封府，要禁止这类事蔓延。

后来，更下诏说：“州县庶民假托神异，营建寺庙，远近奔集，这事很有惑众之疑，应该加以禁止。”

并诏令宫殿苑囿，下至皇亲、臣庶，所有的宅邸，不得以五彩作为装饰，禁用罗锦制作幡旗装饰品，不得用缣帛制作假花等等。

但“上有所好，下必效焉”。远在陕西兴元府（今属汉中）的戍守将军，也开始积极响应真宗“神道设教”的国家运动，他没有钱，就克扣军饷以及种种军用经费，但他并不中饱私囊，而是将这笔钱全部用来购置锦绣“以状戎容”，让军容呈现雄壮面目，配合国家庆典。但士卒们不吃这一套，得不到应有的补给，于是相率“亡命为盗”。真宗一直到东封泰山大典之后，才知道这件事，于是下诏不得盘剥部下，盛为军装。

后来更有濮州的举人名叫郭垂，认为东封大事，庶民应该有所表示，资助国家做大事。于是带头募捐，总462人，献菽粟两千石、草料四万束。

消息报到京师，真宗说：“这个意思虽然值得嘉奖，但如果接受这份捐赠，诸州就会效法，都来进贡，那反而成为一种麻烦。”于是下令按照高于市场的价格给了郭垂他们优厚的报酬，并诏谕京东诸州之民庶，不要再做这事。

此事不可小觑。

民间助饷

国家有事，庶民捐资，此之谓“助饷”。

顾炎武反对“助饷”。

他认为：

“人主之道，在乎不利群臣百姓之有。夫能不利群臣百姓之有，然后群臣百姓亦不利君之有，而府库之财可长保矣。”国家元首的治理之道，在于不要贪图百姓群臣的财产之利。如果能不贪图百姓群臣的财产之利，然后百姓群臣也会不贪图国家元首财产之利，则国库里的钱财就可以长久保存下来。

为此，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列举了很有说服力的几个案例。

唐时有名门之后田伯强，要将祖传的宅子卖了，用所得钱财招兵买马，帮助朝廷讨伐吐蕃。宰相柳浑反对此举，认为“讨贼”之事，自有国家规划，哪能以此鼓励“侥幸之徒”！且田伯强这是在“毁弃义门”，鼓励这做法，就会“亏损风教”。因此，朝廷应给予此人责罚。皇上答应了柳浑丞相的奏请。

顾炎武评论道：唐代的德宗是一个好敛财的君主，还能够听从宰相的意见，不受田伯强的捐献，“后之人群可以思矣”。

大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正是金兵占据半壁江山之际，有湖州之民向朝廷献钱五十万贯，用来抗金。但高宗赵构拒绝了这种“助饷”行为，给出的理由是：“国用稍集”，国家财政略略好转。并为此下一道诏书：“今后富民不许陈献。”

顾炎武赞誉这种行为，感叹道：“嗟夫，此宋之所以复存于南渡也欤！”

唉，这大概就是宋王朝之所以还能在南渡之后继续存在的原因吧？

最初的“助饷”行为发生在西汉武帝时，那时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是卜式。他要用自家一半的财产帮助大汉讨伐匈奴。但当时就有名臣公孙弘对武帝说：

“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陛下勿许。”这事是不近人情的举动。越出常规的臣民不能淳化天下而会搞乱天下文明法度。希望陛下不要答应。汉武帝一开始是没有答应卜式的。

出现“助饷”行为最多的是大明王朝晚期。

当时国家以及忠臣，都因为用度不足而反求于民间。史可法守京师，军饷不支，于是传檄要富人“出财助国”。但顾炎武观察到：“然百姓终莫肯输财佐县官，而神京沦丧。殆于孟子所谓‘委而去之’者，虽多财奚益哉！”

但是富民百姓最后还是不肯向国家输入私财，导致首都沦陷。这几乎就是孟子所谓的“丢弃不顾而离开”的人，即使钱财再多又有什么助益呢？

与大明洪武、天启时比，晚明确对民间私财有觊觎。

洪武时，有庶民耕地得到黄金，地方官将此献给朝廷，朱元璋说：“庶民得到的黄金，朕有啊！太没有意思了！”于是不要。天启时，兵部主事詹以晋要求将一座废弃的灵鹫寺所存的田亩变价卖了，修建寺庙。当时在权阉魏忠贤把持下的天启帝，也不高兴这么做，认为这是“垂涎贱价，规夺寺业”，下诏，将詹以晋削籍为民。顾炎武评论道：“以权阉之世，而下有此论，上有此旨，亦三代直道之犹存矣！”他赞赏了天启帝的决定，认为这种决定几乎就是传说中的夏商周三代的正道遗存。

宋人苏洵有名篇《辨奸论》，文中有言：“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凡是做事行事不近人情的，很少有不是大奸恶大邪恶的。私有财产，按照人情，皆有保爱之心，以崇高名义捐赠，在信仰缺席、道义缺席条件下，应有他图。这是以“中庸之道”治理天下的邦国不鼓励的行为。

支撑人间公序良俗的是“常道”，不是“险道”。公序良俗必在“常道”之下演绎。史上不乏以“险道”出奇而博名的案例，孔孟之道对此是不赞成的。

从反对“助饷”这个案例也可以看出古来圣贤精神恪守“常道”的连贯性。

当然，在艰难时刻，“助饷”有其合理性。如辛亥之初，就需要更多民间资金完成民国大业。但在邦国正常运转之后，再经由国家动员，从民间聚敛钱财，是传统圣贤人物，如真宗赵恒、思想家顾炎武所不赞同的。

真宗还下了一道诏书：太祖、太宗两朝，诸路贡献的祥禽异兽，现在还都在皇家苑囿，有司要有个统计数字，报上来，等到封禅完毕，要将这些禽兽全部放归山林。

有司也即有关部门，在原来拟定的程序基础上，又想到了一些细节，于是上书道：“这次东封巡守，按规定有‘燔柴告至之礼’，这事要皇上亲自来做；另外，到了泰山之下后，要燔柴告诉昊天上帝，这事要在圆坛举办。具体礼仪由有司负责，可以不必详列。车驾到了泰山后，要让太尉带着酒水、干肉、钱币、玉帛等礼器、祭品，预先到山下圆坛告至。车驾所过，地方的山川神、先帝神、名臣烈士之魂，数额太多，考虑到供祠不过来，除了著名的神祇外，一般都由地方州县致祭。各类神祇都以十里为计算单位，合并致祭。”真宗批准了这个建议。

祭神，有一种古礼，在神坛上放几捆干草，举杯敬神后，这酒要洒向那些干草，如目测下能感觉到祭酒瞬间不见，意思也就等于神享用了这些酒，史称“缩酒”。这种草名叫“青茅”，三棱，故也称“三脊茅”或“三棱草”，产于过去的楚国、越国，今天的江淮一带。古来中原祭祀，都要用青茅，表示可以征服楚越之地。现在大宋帝国已经奄有天下，不仅囊括楚、越，甚至收取岭南海表、巴蜀粤广，四围羁縻之地更不在少。宋师所能够到达的地方，比昔日汉唐自是不侔，但比西周、东周、南朝、五代，已经足够辽阔。于是，需要告至天地神祇，必用青茅。于是派出使节，到岳州（今属湖南）去采集“三脊茅”三十束。但使者不认识这种草，还好岳州有耆宿董皓认识。为了表彰这位认识“三脊茅”的老人家，朝廷特意授给他一个岳州助教的职务，另外赐给他一束帛。

过去战时，临行前，往往要颁发给士卒们几尺锦缎，或缠臂，或裹头，捯饬起来，盛容出征。这次，殿前司、侍卫司认为，祭祀天地，比战时更须盛容，就联合上书，要求给东封的扈驾诸军颁发新的锦缎。真宗虽然知道“大计有余”，国库里不缺这点布帛，但他还是很有“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老地主做派，能节俭就节俭。于是，回复他们说：

“过去出征打仗，才给这种服饰，现在封禅行礼，不需要军人盛装。如果旧的锦缎都换下来，那费用就太大了，不许。”

为了节省费用，事先，真宗借考察安顿之机，派出王钦若走曹州、单县的南路，赵安仁走濮州、郓县的北路，同赴泰山，来计算两路用工的繁简。

二人回来后一合计：南路虽然比较近，但很多设施不全，用工要多；北路因为有邮传驿站，设施较全，用工要省。于是真宗选择了北路。

“祥瑞”不断

进入五月以来，王钦若上奏，说泰山发现“醴泉”。过了没几天，又说锡山发现苍龙。

公元1008年，大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中原“祥瑞”不断。

不久，王钦若将泰山醴泉水装了几大瓮运送到京师。这是神赐的吉祥而又甘甜的泉水，真宗不忍独享，分给文武百官品尝。

王钦若发现的灵应神迹陆续报来。

他向朝廷汇报，说泰山每天都会生出灵芝，军民争着去采集来献。他希望朝廷能酌量给予钱帛奖赏。真宗对王钦若已经几乎言听计从，答应了。

后来，王钦若在东封大典之前回到京师时，带来灵芝8139株。

他还向真宗汇报说：“臣自从到东岳泰山，曾有一次做梦，梦到神人让我增筑一座庙亭。后来这个梦再次出现，跟前梦一个样。而且神人还指示方位让我记住。近来因为督察工程，到一个‘威雄将军祠’，看到神像、祠庙所在地，都与臣的梦境吻合。现在请求用工程节余下来的款项在这个祠庙增筑一座庙亭。”

真宗也答应了他。

朝廷后来派出的中使从兖州回到京师，奏报皇上说：泰山一直有很多老虎，自从“封禅”准备工作以来，虽然还是能够看到老虎，但是从未伤人，而且排着队伍到附近的徂徕山去了，民众都感到很奇异。

真宗下诏，要远在兖州的王钦若就此事向泰山祠祭祀致谢，但仍然禁止当地民庶伤捕老虎。

后来，王钦若还报告，说在修圜台、燎台时，修路、平整土地，从开始兴役到完工，居然没有发现一只蝼蚁等虫豸，也即没有伤生。

真宗也下诏：继续向泰山祠致祭，感谢泰山神。

想想各地“灵异”事件，真宗也高兴，但似乎还不算完美，就对王旦说：“自从泰山醴泉出现，朕即开始遍问泰山地方神祠，有人说有个王母池。朕想想，凡是有了灵迹，都会做法事祭告，现在只缺王母池的灵迹了。”

于是派遣中使前往泰山王母池致告。中使开始准备，用了几天时间，还没出发，王钦若的奏章就到了，说王母池的水变成了紫色。一查王钦若的奏章发出时间，正是真宗派遣中使的第二天。

王旦来奏贺：“灵迹符瑞响应得如此之快，实在是皇上至诚所能感应的缘故啊！”

社首山设“封祀坛”

有关部门根据官员提出的意见，开始详细制定封禅“仪注”，也即大典之际的举动法式、规章制度、仪礼程序，以及进退俯仰、登降折旋的种种规矩。

泰山上的主祭祀场所，也即“圜台”，直径为五丈，高为九尺（意含“九五之尊”）。圜台四周要有“陛”也即台阶，台阶上面要装饰青色。四面的台阶迎面，按照“东南西北中”配“青赤白黑黄”之“方色”处理。四面要有“壝”（音围），也即矮墙；壝宽度为一丈，还要用青色的绳子围绕三周。

“燎坛”，也即“燔柴”之所，在圜台的东南方向，方一丈，高一丈二尺，上方正南，洞开一门，六尺见方。

山下社首山，设“封祀坛”，祭祀三百一十八位神祇。这是“禅地”所在，设皇地祇也即后土神正座，太祖、太宗配座，祭祀五方帝、日月神、神州各类自然神，从祀的也在内，总七百三十七位神祇。坛四层，十二个台阶，阶面用玄色装饰，迎面也按“方色”处理。整个形制与郊祀相仿佛。周遭设三面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