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

《周易》究竟是怎样的一本书？

《周易》是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经典，它认为世界万物是发展变化的，其变化的基本要素是阴（）和阳（-），《周易·系辞》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世界上千姿百态的万物和万物的千变万化都是阴阳相互作用的结果。《周易》研究的对象是天、地、人三才，而以人为根本。三才又各具阴阳，所以《周易》以六爻而构成六十四卦。乾为纯阳之卦，坤为纯阴之卦，乾坤是阴阳的总代表，也是阴阳的根本，此二卦是《周易》中最重要的两卦，也是《周易》阴阳哲学的基础。

今本《周易》的内容主要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的部分主要是六十四卦的卦形符号与卦爻辞。所谓的卦爻辞，即系于卦形符号下的文辞，其中卦辞每卦一则，总括全卦大意，爻辞每爻一则，分指各爻旨趣。

“传”实际上是阐释《周易》经文的专著，即《彖传》上下、《象传》上下、《文言》、《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计七种十篇。因其阐发经文大义，如本经之羽翼，被称为“十翼”，后世统称《易传》。

《周易》中运用八卦预测信息的方法的发明，正是我国人民具有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真实写照。《周易》是一部古老而又灿烂的文化瑰宝，堪称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它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古人用它来预测未来、决策国家大事、反映当前现象，上测天，下测地，中测人事。然而这只是古人在未掌握科学方法之前所依托的一种手段，并不是真正的科学。虽然有些理解与科学相符，那是因为这个理解正好有科学合理性，但不能因此就说它是科学的，只能当它是一种文化。

《尚书》的传承经历了哪些曲折？

《尚书》原称《书》，到汉代改称《尚书》，意为上代之书。《尚书》是我国最古的官方史书，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尚书》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目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

《尚书》的流传极其复杂曲折。汉人传说先秦时《书》有100篇，其中《虞夏书》20篇，《商书》、《周书》各40篇，每篇有序，题孔子所编。《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到孔子修《书》。但近代学者多以为《尚书》编定于战国时期。秦始皇焚书之后，《书》多残缺。仅存《书序》。汉初，《尚书》为秦博士伏生所传，存29篇，被称为《今文尚书》。

汉武帝时期，鲁恭王拆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发现另一部《尚书》，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所以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孔安国（孔子十一世孙）读后献于皇家。因未列于学官，《古文尚书》未能流传。东晋元帝时，梅赜献伪《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这部《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25篇，又从《今文尚书》中多分出5篇，而当时今文本中的《秦誓》篇已佚，所以伪古文与今文合共58篇。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就是用古今文真伪混合的本子。但南宋朱熹、吴朓以后，梅氏的《古文尚书》受到质疑，最终被定论为伪书。

2008年，清华大学获捐校友从海外购买的一批战国竹简，其中发现了多篇《尚书》，均是焚书坑儒前的版本，目前已经释读了三分之一，其余仍在释读研究中。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绝大部分内容应属于当时官府处理国家大事的公务文书，因此成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治课本”和理论依据。

《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还有以人名为标题的，如《盘庚》、《微子》；有以事为标题的，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有以内容为标题的，如《洪范》、《无逸》。这些都属于记言散文。也有叙事较多的，如《顾命》、《尧典》。其中的《禹贡》，托言夏禹治水的记录，实为古地理志，与全书体例不一，当为后人的著述。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影响很大。

历来注释和研究《尚书》的著作很多，有唐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宋蔡沈的《书集传》，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尚书正义》20卷。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哪一部？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关于《诗经》的编辑，汉代有两种说法：行人采诗说和孔子删诗说。现在一般认为是周朝朝廷派专门使者到全国各地采集民谣，呈送天子阅览，以了解民情，后来孔子对这些诗歌资料进行了删定。

《诗经》所录，均为曾经入乐的歌词。《诗经》的体例是按照音乐性质的不同来划分的，分为风、雅、颂三类。“风”为民间的歌谣。《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160篇。大部分是民歌。“雅”即朝廷之乐，大部分为贵族的作品。《雅》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不同又分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作品。“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颂》诗又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全部是贵族文人的作品。从时间上看，《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初期；《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后期至东迁时；《国风》的大部分和《鲁颂》、《商颂》当产生于春秋时期。从思想性和艺术价值上看，三颂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十五国风。

《诗经》对中国的文学史、政治、语言，甚至思想上都起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孔子对《诗经》有很高的评价。对于《诗经》的思想内容，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对于它的特点，则“温柔敦厚，诗教也”（即以为诗经使人读后有澄清心灵的功效，作为教化的工具实为最佳良策）。

在古代，《诗经》还有政治上的作用。春秋时期，各国之间的外交，经常用歌诗或奏诗的方法来表达一些不想说或难以言喻的话，类似于现在的外交辞令。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显示出《诗经》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刻影响。诗经开启了中国数千年来古典文学之先河，亦开创了中国现实主义为主的文学作品之先河。此后，以《诗经》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和以《楚辞》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两大主流。

《周礼》对中国古代政治家有着哪些借鉴作用？

《周礼》是儒家经典，相传是周公所著，其涉及的内容极为丰富。大至天下九州，天文历象；小至沟洫道路，草木虫鱼。凡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堪称为上古文化史之宝库。

西汉的景帝、武帝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一批古书，其中一部名为《周官》。原书当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冬官篇已亡，汉儒取性质与之相似的《考工记》补其缺。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周官》被列入学官，并更名为《周礼》。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注，使得《周礼》一跃而居《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之首，成为儒家的煌煌大典之一。

《周礼》一书，体大思精，学术与治术无所不包，因而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后儒叹为“非圣贤不能作”。所谓“学术”，是说该书从来就是今古文之争的焦点。苏辙、万斯同都曾对其提出质疑，著名经师何休还贬之为“六国阴谋之书”；康有为则指斥它出于王莽篡汉时刘歆的伪造。相反，褒之者如刘歆、郑玄等则誉之为“周公之典”。

所谓“治术”，是说《周礼》作为一部治国纲领，成为历代政治家取法的楷模。《周礼》的许多礼制，影响百代。如从隋代开始实行的“省六部制”中的“部”就是仿照《周礼》的“官”置的。历朝修订典制，如唐《开元六典》、宋《开宝通礼》、明《大明集礼》等，也都是以《周礼》为蓝本，斟酌损益而成。又如《周礼》记载的“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都城格局，成为历代帝王建都的楷模。

《周礼》一书含有丰富的治国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历史上每逢重大变革之际，多有把《周礼》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效法其精神执行改革，如西汉的王莽改制、北朝的宇文周革典、北宋的王安石变法等，无不以《周礼》为依据。

《仪礼》何以成为“五经”之一？

《仪礼》是中国古代记载典礼仪节的书。简称《礼》，亦称《礼经》、《士礼》，与《周礼》、《礼记》合称“三礼”。

《仪礼》文字艰涩，内容枯燥，治史者对它望而生畏。但该书是“三礼”中成书较早的一部，记载着周代的各种礼仪，其中以记载士大夫的礼仪为主，保存的仪节单很多，曾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记载。但传到汉代只剩了十七篇，包括冠、婚、丧祭、朝聘、射乡五项典礼仪节，由高堂生作为专供士大夫阶层施行的“士礼”传授，称作《礼经》，为“五经”之一。

汉宣帝时，以戴德、戴圣、庆普三家所传习的《礼经》立于学官，当时属今文经（见经今古文学）。不久在鲁境又出现《礼古经》，除有十七篇外，又多出“逸礼”三十九篇，但这部分后来散佚。今文经传至西汉末，有戴德、戴圣、刘向三个篇次不同的本子。汉末郑玄用刘向编排之本作注，并记明今古文之异同，今只有此本传下。

该书至晋代始称《仪礼》，当时门阀为宗法需要，特重其中详定血统亲疏的《丧服》诸篇，出现了不少相关著作。后世研究此书也不乏大儒，唐贾公彦撰《仪礼疏》十七卷，南宋时与郑注合刊为《仪礼注疏》。宋、元、明，陆续有不少研究著作。清代研究者有十余家，以胡培翚《仪礼正义》为世所称。

《礼记》记录了哪些古代礼制？

《礼记》也是一部关于典章制度的书籍。此书的编定者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戴德选编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礼记》，即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这两种书各有侧重和取舍，各有特色。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经”之中，成为士人必读之书。

全书用记叙文形式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生动的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严谨，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画，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

《礼记》主要记载和论述了先秦的礼制、礼仪，记录了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了修身做人的准则。其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为什么称《左传》为“春秋三传”之首？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者称《左氏春秋》，是一部史学名著和文学名著，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后世对此多有争议。《左传》记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3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实际上就是为《春秋》所作的注解，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西汉时称之为《左氏春秋》，东汉以后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

《左传》取材于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时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左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录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录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述了春秋时的史实，而且还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

“春秋三传”中的《公羊传》有哪些特色？

《公羊传》亦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也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迄年代与《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其释史十分简略，而着重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用问答的方式解经。

《公羊传》的作者旧题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他受学于孔子弟子子夏，后来成为传《春秋》的三大家之一。《公羊春秋》作为家学，最初只是口耳相传，至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方与齐人胡毋生合作，将《春秋公羊传》定稿“著于竹帛”。所以班固《汉书·艺文志》笼统地将其作者称为“公羊子”。

《公羊传》的体裁特点，是经传合并，传文逐句传述《春秋》经文的大义，与《左传》以记载史实为主不同。《公羊传》是今文经学的重要经籍，历代今文经学家时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同时它还是研究至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后世注释《公羊传》的书籍主要有东汉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的《公羊传疏》、清朝陈立的《公羊义疏》等。

“春秋三传”中的《谷梁传》有哪些特色？

《谷梁传》是《谷梁春秋》的简称，它是一部对《春秋》的注解。传说孔子的弟子子夏将这部书的内容口头传给谷梁俶，亦名谷梁赤，字元始，谷梁赤将它写成书记录下来，但实际上这部书的口头传说虽然早已有了，但其成书时间是在汉朝。据后人考证，《谷梁传》书中曾引用公羊子的话并加以辩驳，因此认为成书要较《公羊传》为晚。晋人范宁撰《春秋谷梁传集解》，唐朝杨士勋作《春秋谷梁传疏》，清朝钟文烝所撰《谷梁补注》为清代学者注解《谷梁传》的较好注本。

《谷梁传》的书写方式也是问答式，用这种方式来注解《春秋》。《谷梁传》着重宣扬儒家思想，重礼义教化和宗法情谊，为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稳定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服务，因而也受到统治阶级的极大重视。它是我们研究秦汉间及西汉初年儒家思想演变的重要资料。

《论语》在儒学中有着怎样的地位？

《论语》是一本以记录春秋时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言行为主的汇编，成书于战国初期，由孔子门生及其再传弟子辑录整理。内容涉及政治、教育、文学、哲学以及立身处世的道理等多方面，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尤其是原始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料。

焚书坑儒后，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故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传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传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故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共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论语》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论语》一书比较真实地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据统计，在《论语》中，孔子讲“仁”的地方共109次，讲“礼”的地方共75次。在春秋时期的战争不断的环境中，孔子致力于恢复“礼乐制度”，以便使社会平稳地过渡到一个新的“天下有道”的社会。而他认为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就是推行“仁政”，恢复礼乐。

《论语》以记言为主，“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话语，经典语句，箴言。“论语”即是论纂（先师孔子的）语言。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论语》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其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文字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孟子》一书体现了孟子的哪些思想？

《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和政治行动，属语录体散文集。《孟子》共有七篇传世：《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每篇各分上下两卷，共十四卷。孟子学说的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仁政”、“王道”，主张德治。

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在《孟子》一书中，集中地体现了孟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孟子的政治思想与孔子一脉相承，并把孔子“仁”的政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这一学说主张要统治者施仁政于民，以德服人，实行王道，反对以力服人，实行霸道；对臣民应减轻刑罚与赋税，发展农业生产；对百姓应施行道德教化，使他们人人能“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

《孟子》具有较强的民本主义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认为，国家存在的根本不在于“天时、地利”，而在于“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劝诫统治者要与民同忧同乐。《孟子》非常重视教育对人的影响作用；强调人的自我教育，主张修身养性，“养吾浩然之气”，以完善自我；他还教育人们为实现远大奋斗目标，要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吃苦精神。并提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标准，树立了中国人的气节。

《孝经》对“孝”作了怎样的规定？

《孝经》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有人说是孔子自作，但南宋时已有人怀疑是出于后人附会。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注解者上百家。现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全书共分18章。

该书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书中指出，孝是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保持爵禄。《孝经》在中国伦理思想中，首次将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认为“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并把“孝”的社会作用绝对化、神秘化，认为“孝悌之至”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孝经》对实行“孝”的要求和方法也作了系统的规定，主张把“孝”贯串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孝之终。它把维护宗法等级关系与为封建专制君主服务联系起来，主张“孝”要“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同时提出了“孝”的具体要求：“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

《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封建纲常起了很大作用。

《大学》对提高人的自身修养有哪些意义？

《大学》原为《礼记》第四十二篇。宋朝程颢、程颐兄弟把它从《礼记》中抽出，编次章句。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书》，从此《大学》成为儒家经典。至于《大学》的作者，程颢、程颐认为是“孔氏之遗言也”。朱熹把《大学》重新编排整理，分为“经”一章，“传”十章。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

《大学》的版本主要有两个体系：一是经朱熹编排整理，划分为经、传的《大学章句》本；一是按原有次序排列的古本，即《礼记》中的《大学》原文。一般谈论《大学》，都以朱熹《大学章句》本为准。

“大学”是对“小学”而言，是说它不是讲“详训诂，明句读”的“小学”，而是讲治国安邦的“大学”。“大学”是大人之学。

《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也”。经一章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条纲领，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八个条目是实现三条纲领的途径。在八个条目中，修身是根本的一条，“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十章分别解释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本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明明德是指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新民是指让人们革旧图新。止于至善是指要达到最好的境界。本末是指做事要分清主次，抓住根本。格物致知是指穷究事物的原理来获得知识。诚意就是“勿自欺”，不要“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正心就是端正自己的心思。修身就是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身素质。齐家就是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家族。治国平天下是谈治理国家的事。

《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数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该书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等均有深刻启迪意义。

《中庸》对人性修养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中庸》原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旧说《中庸》是子思所作。其实是秦汉时儒家的作品，它也是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论著。《中庸》在宋代受到重视，但最早探索《中庸》的并非儒生，而是方外之士——释智圆。智圆之后，司马光对《中庸》作了较多论述。后来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中庸》。南宋朱熹又作《中庸集注》，并把《中庸》和《大学》、《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庸》是儒家阐述“中庸之道”，并提出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著作。《中庸》郑玄注：“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

《中庸》又提出了有德之人必须好“三达德”，实行“五达道”，才能达到“中庸”的境界。所谓“五达道”即“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处理这五方面关系的准则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五达道”的实行，要靠“三达德”：智、仁、勇。而要做好“三达德”，达到中庸的境界，就要靠“诚”。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人们努力进行主观心性的养成，以达到“至诚”的境界。

《中庸》还阐述了学习程序，并强调“择善而固执之”的勤奋不懈精神。它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为学必有的过程。它又说：“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其在教育上提出的为学程序与顽强的学习精神，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为什么说《尔雅》是研究古文献的重要工具书？

《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是中国古代的词典。《尔雅》也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列入十三经之中。其中“尔”是近正的意思；“雅”是“雅言”，是某一时代官方规定的规范语言。“尔雅”就是使语言接近于官方规定的语言。《尔雅》是后代考证古代词语的一部著作。

《尔雅》被认为是中国训诂学的开山之作，在训诂学、音韵学、词源学、方言学、古文字学方面都有着重要影响。同时《尔雅》也是我国第一部按义类编排的综合性辞书，是疏通包括五经在内的上古文献中词语古文的重要工具书。

《尔雅》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孔子门人所作，有的认为是周公所作，经后人增益而成。后人大都认为是秦汉时人所作，经过代代相传，各有增益，在西汉时被整理加工而成。大约是秦汉间的学者缀缉春秋战国秦汉诸书旧文增益而成的。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尔雅》3卷20篇。唐朝以后将它列入“经部”，使其成为儒家经典之一。现存《尔雅》为19篇，与班固所说的20篇不同。有人认为这主要是分篇的方法不同，而清朝的宋翔凤则认为是原来有一篇“序”失落造成的。

《方言》一书具有哪些开创性的意义？

《方言》一书的全称是《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作者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他是文学家、哲学家，又是著名语言学家。

《方言》不仅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对方言词汇进行比较研究的专著，在世界语言学史上也是一部开辟语言研究的新领域、独创个人实际调查的语言研究新方法的经典性著作。在《方言》尚未完全成书之时，与扬雄相识的张伯松就盛赞它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扬雄答刘歆书》）。

《方言》经东晋郭璞注释之后流传至今。今本《方言》计13卷，大体轮廓可能仿《尔雅》体例，但卷内条目似乎不及《尔雅》严格有条理。其体例大致有两种：给出一词，分列各地称谓的不同，如卷八释“猪”；再有，罗列一组同义词，给出共同解释，再分别辨析各地之不同。但卷十二、十三往往以一词释一词，而没有方言词汇比较方面的内容，与前10卷大不相同。何九盈先生怀疑最后2卷可能原来是分作4卷的（扬雄自己说全书是15卷），且扬雄生前并没有把《方言》写完，现在的后2卷原本只是写作提纲。后扬雄因病去世，没有来得及把这2卷中有关方言的对比写进各条之下，以致成了未最后完成的书稿。

13卷的《方言》所收的词条计有675条（据周祖谟《方言校笺》统计），每一条下，作者往往先提出一个或几个同义词作为条目，然后或用一个词来解释它们，或分别说明各个词的使用地域，所以实际词目远远超过了条数。

《说文解字》对训诂、考古有哪些重要意义？

《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学源的字书，也是流传最广的中文必备工具书。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汉朝许慎编著，是首部按部首编排的汉语字典。原书作于公元100年到121年，现已失落，但其中大量内容被汉朝以后的其他书籍引用，并有北宋徐铉于雍熙三年（986年）校订完成的版本（称为“大徐本”）流传至今，宋以后的说文研究著作多以此为蓝本。原文以小篆书写，逐字解释字体来源，全书共分540部首，收字9353个，另有“重文”即异体字1163个，共10516字。

《说文解字》总结了先秦、两汉文学的成果，给我们保存了汉字的形、音、义，是研究甲骨文、金文和古音、训诂不可缺少的桥梁。特别是《说文》对字义的解释一般保存了最古的含义，对理解古书上的词义更有帮助。书中关于秦汉时期全国各地方言的介绍使其成为了解中国古方言的一本参考书籍。

此书保存了研究古代社会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材料，是我们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的重要的阶梯。《说文》包括各种含义的字的解释，反映了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成为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历史情况和各种知识的一扇窗口。

为什么说《广雅》是我国最早的百科词典？

《广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百科词典，三国魏时张揖撰。张揖字稚让，魏明帝太和（227—233年）年间博士。《广雅》共收字18150个，是仿照《尔雅》体裁编纂的一部训诂学汇编，相当于《尔雅》的续篇，篇目也分为19类，各篇的名称、顺序，说解的方式，甚至全书的体例，都和《尔雅》相同，有些条目的顺序也与《尔雅》相同。所不同的是，《广雅》取材的范围要比《尔雅》更加广泛，所谓“广雅”，就是增广《尔雅》之意。其书搜集极广，举凡汉代以前经传的训诂，《楚辞》、《汉赋》的注释，以及汉代的字书、《方言》、《说文解字》等书的解说都兼括在内，这也使它成为研究汉魏以前词汇和训诂的重要著作。

《广雅》原书分上、中、下3卷，隋代曹宪作音释，因避隋炀帝杨广讳，改称《博雅》，自称所著为《博雅音》。曹宪所著本，《隋志》作4卷，《唐志》则改作10卷，书名仍称《广雅》，沿用至今。后世对《广雅》的注释颇多，其中最著名的是清代王念孙的《广雅疏正》10卷，音准义精，影响很大。

朱熹的《四书集注》对后世产生了哪些影响？

《四书集注》全称是《四书章句集注》，是儒家理学名著，是南宋大儒朱熹的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包括《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论语集注》10卷，《孟子集注》14卷。注释发挥了众多理学家的论点，较系统地反映了朱熹的理学思想。明朝统治者重视理学，将《四书集注》作为官定的必读注本和科举考试的依据，朱熹的理学思想也成为明清两代的官方主体思想。

《四书集注》是朱熹倾注毕生心血之作，他至临死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的注，如他自己所说“毕力钻研，死而后已”。

当然，此书也常被后世反对朱熹理学的学者所批判，如清初毛奇龄反对朱熹理学，曾撰《四书改错》批评《四书集注》，书中首句便称“四书无一不错”，他在书中罗列朱熹《四书》注释的错误达451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