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权谋下的王朝(4)

曹汝霖受到了西太后和光绪的召见。召见之前，曹汝霖得到了袁世凯的特别关照，告诉他此次召见老佛爷必定有所垂询，让他留意准备。果然，西太后开门见山，上来就问日本的立宪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立宪，立宪前都到哪些国家考察过，以西方哪国的宪法作为蓝本，议会的上下两院如何，议员是怎样选举的等。很明显，在召见曹汝霖之前，西太后已经有了一些关于日本议会的知识，她最担心的是立宪开议会之后会出现乱局，因此西太后特别问道，日本国会开会是不是时常会有党派争吵。曹汝霖回答说，是这样的，但是朝议决定之后，各党即团结起来没有争议了。比如日俄战争，开仗前争议很厉害，但后来开御前会议日皇决定宣战，日本国会的两大党即一致主战，团结起来了。听到此，西太后长叹一声说，“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显然，曹汝霖的陈述，并没有消除西太后对立宪后出乱子的担心。大概曹汝霖也意识到此，马上对了一句：“以臣愚见，若是有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西太后听了很诧异，提高声音问道：“怎么着，有了宪法国会即可团结吗？”曹汝霖回答说，团结必须有中心，立了宪，宪法就是国家的立法中心，议员都是人民选出来的精英，是人民的领导中心，内阁总理大臣是国会和皇帝钦命的，属于行政中心，后两个中心都围绕着宪法中心做事，如果两下意见不一致，总理大臣可以被弹劾，总理大臣也可解散议会重选。只要总理大臣选对了人，国会和行政就能和衷共济。听到这里，据曹汝霖回忆，西太后“若有所思，半顷不语”。

曹汝霖的话作用能有多大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确实讲了，而且属于比较有分量的一讲。此后，清廷立宪的步伐迈得很快，1905年7月，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次年宣布预备立宪，各省的咨议局选出来了，中央的资政院也组成了。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连立宪的时间段都定出来了，预备期为九年，1916年正式开国会，1910年又在各方的压力下，将立宪期提前到1913年。只是由于西太后死后，新当家的满族亲贵，少不更事，执意要把权力收到自己手里。1911年5月成立皇族内阁，阁员13人，满族占9人，皇族又占7人，冷了多由汉人官僚构成的地方实力派的心，更冷了立宪派绅商的心。革命到来的时候，大家都站着看，好事的还帮着起哄，于是清朝结束了，小皇帝宣统，还没懂事就退到了皇宫里面做富家儿。

稍微懂点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清末的满族亲贵，多数都属于保守派。

就世界范围而言，那时的西方各国的代议制由于没有实现普选，基本上处于精英权力分享的层面。当时清朝的立宪，由于取法日本，更是保守，无非是在保留最多的皇家特权的基础上，把权力适度地面向官绅、绅商分享，尤其和实力强劲的汉人精英分享。显然，当初决定预备立宪的西太后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可惜她的不肖子孙却不明白。结果，皇族内阁以及朝廷一系列收回地方权力的举措，使得包括立宪派在内的所有官绅和绅商都凉了半截，等于是把立宪最核心的成分掏空，形成了世人所谓的“假立宪”。报应来得很快，几乎在几个月之内，这些头脑冬烘却又自作聪明的纨绔子就丢了祖宗的江山，日后只能坐吃山空，靠典当过日子了。

永乐皇帝的功德箱

很久没有去十三陵了，突然不知怎么来了兴致，想去拜访一下久违了的列位朱家皇帝，于是与妻一道开车进了陵区所在的天寿山。第一站自然是长陵，那个朱元璋桀骜不驯的儿子，以武力夺了侄儿建文帝皇位的朱棣的安宅。十三陵虽说埋葬了明代十三位皇帝，但朱棣一人却占了陵区风光的大半，其他的陵只不过是给主轴线的长陵做陪衬的。多年不见，神道上的石人、石马、石头狮子、石头大象依旧，石牌坊也巍峨依然，进了陵门，里面干干净净，还修了一个连北京都少见的配有休息室的现代化厕所。不过，陵内少了些杂草以后，给人的感觉怎么看怎么像故宫，享殿几与太和殿无二。进了享殿之后，殿内那三十二根金丝楠木的巨柱，撑得大殿感觉上比太和殿还要宽敞气派，看起来朱棣对他死后待的地方要比生前的上心得多。大殿的正中，不知什么时候添了一座很是庞大的朱棣铜像，铜像的脚下有一块不太显眼的牌子，上面写着：成祖文皇帝保佑平安。像的前面，是在所有佛、菩萨、玉皇、关帝、妈祖等面前常常会见到的功德箱，里面盛满了人民币，功德箱的前面是一块很厚的海绵垫子，不时有善男信女们在上面跪下磕头，然后在功德箱里塞上人民币。

把皇帝老儿当菩萨拜，这种事情在中国还不多见，虽然中国有几千年头上顶着皇帝的历史，但是人们冲皇帝（包括皇帝的神位）屈膝下跪，主要是看着他们手中的权力，死了的皇帝就是一个死人，顶多就是一个死了的贵人，照样有人敢去盗他们的墓，把尸体拉出来翻财宝，这一点皇帝自己也清楚，不然的话他们的墓穴就不会那么在乎保密了。中国的皇帝其实命挺苦的，祖祖辈辈神化自己，非说自己是真龙天子，权力还特大，可以封神，凡是经皇帝封过的神灵，香火一般都特盛。可是自己死后就是变不了神，只有两个除外，一个是刘备，多半是托了他结拜二弟关羽的福，有的地方沾光可以在关帝庙里捞点儿香火；一个是唐明皇，唱戏的将他奉为祖师爷，也算是半个神。其他的皇帝，任你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统统不过是死皇帝而已。

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另一面是皇帝虽然不是神，却有神气，尤其是那些有名做过一些大事，却又没有因此丢了江山的皇帝，他们吃过的有人乐意吃，从满汉全席到通大便的牛黄解毒丸；他们用过的作古董拍卖更值钱，从凑在嘴上的茶碗到凑在屁股上的夜壶。这些“雄才大略”的皇帝的事儿，也特别招人传诵，直到今天，关于皇帝的电视剧依旧一集一集地往下拍。

我没有问过那些给朱棣下跪并塞钱的人们到底为什么这么做，也不想猜测他们头脑中是不是有帝王意识。我意识到，其实我们中国人在现代化的路上走了百多年，好像《国际歌》也正经不正经地唱了几十年，却并没有走出给皇帝尤其是“雄主”下跪的文化阴影，不仅“愚民”和“草民”们的膝盖软，我们的秀才知识分子膝盖尤其软，不仅软，而且还会证明人之所以生出膝盖，就是为了下跪用的。我们的历史学家，包括在给中学和大学生写教科书的时候，一碰到那些雄才大略之主，赞美之词情不自禁地就会冒出来，挡也挡不住。我们的文学家就更来劲，一遍一遍地比着这个世界上最棒的男子汉来写我们的好皇帝，也不知赚了观众们多少眼泪。

长陵的主人朱棣就是这样一位“雄主”，虽然排得比较靠后。跟那些入了秀才们法眼的皇帝一样，朱棣有一些可供炫耀的事功：他重建了北京城，特别是修了座今天算作世界文化遗产的皇宫，同时还有一座供他死后享用的“皇宫”；附庸风雅，找人编了部《永乐大典》；真格好武，将蒙古人赶得离北京远了一点；最露脸的是派身边的大太监郑和带了一支庞大的船队下西洋，开创了当时世界远航史的新纪录，至今中国人提起来还激动不已，尽管当时人家不过是想打探建文帝的下落，生怕他那个倒霉的侄子什么时候东山再起。

不过，这位“雄主”杀人和糟蹋起人来也照样是大手笔，不仅杀人如麻而且表现出超常的嗜血欲。为了一点儿宫闱丑事，居然一次就诛杀宫女2800余，而且亲自监刑，看着将这些无辜的少女一个一个凌迟处死。早在两千年前就被废止的人殉制度在朱家王朝居然能够复活，虽然始作俑者是他那同样“雄才大略”的父亲，但他在执行祖制方面一点儿都不逊色，三十多个他生前喜爱的女子活生生地遵他的指令随他去了长陵的地下，而不知姓名的殉葬者据说不知凡几。在夺了他侄子建文帝的江山社稷之后，凡建文帝的忠臣遭零割而死的就算便宜了，被剥皮楦草者有之，被割掉耳朵鼻子再烧了塞给本人吃的有之，将受刑者的儿子割了塞给本人吃的亦有之。自古株连九族已经到了极限了，但人家朱皇帝居然能夷十族。同样，几乎所有的酷刑都在朱棣眼皮底下进行，看来所有这些地狱里的勾当对他来说都是一种难得的乐趣。最令人发指的是他对建文帝忠臣家属的处置，九族十族的男丁都杀光了，剩下的女眷则被没入教坊，由朱棣亲自派人监管到军营做军妓，每日每人要被20余条汉子糟蹋。监管人凡事直接请示朱棣，而朱棣也为此下了许多具体的诏令，指示要这些可怜人多多“转营”（即遭更多的男人侮辱），凡是不幸怀孕的，生下男孩做“龟子”，女孩则“长到大便是个淫贱材儿”，如果被折磨死了，便“抬去门外，让狗吃了”。

在中国有皇帝的时代，忠义是做人的大节，也是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任何两个或者多个在政治和战场上竞争或者厮杀的对手都不能不提倡忠义。每个竞争的胜利者，即使自身有着充分的正当性，当面对宁死不屈的效忠故主者的时候，如果不能招降他们，至少在杀了他们的同时，也要表示对这种行为的钦敬，以厚葬、抚恤亲族之类的举动以示表彰，尽管可能这样做的时候，一肚皮不乐意，只要你不想沦为草寇，还想成点儿气候。因为礼遇死人是给活人看的，一方面是让自己的部下为自己卖命，一方面则表示对社会公意的尊重，特别是当胜利的一方不那么占理的时候，就更得靠这种假仁假义收买人心。像朱棣这样，恼羞成怒且丧心病狂地夷九族夷十族地虐杀忠臣义士（特别是像方孝儒这种并没有对他造成过什么危害且德高望重的儒者），而且那样对待他们的家属，真是达到了古今罕有的境地。当年，东晋的司马氏在王导对其讲起他祖先对曹魏的种种残暴之举的时候，掩面而哭，说若如是则国祚不永。而我们这个朱家皇帝，所行所为，超过当年的司马昭不知多少倍。

对于这样一个皇帝，仅仅因为他有过那么些似乎很耀眼的事功，就闭上眼睛不看他的残忍和无耻，能不能给他三七开？姑且不论那些事功如何劳民伤财，兀了蜀山，穷了百姓，空了国库，仅仅为了给他采金丝楠木，进山一千人，出来不足五百，再运到北京，相死于道者又不知凡几，就是种种嗜血之举，是人能做出来的吗？

我们的历史是人的历史，世界是人的世界，总要逐渐变得人道才是，这样历史才能进步。人道的尺度理应是历史人物评价的底线，离了这个尺度，仅仅把眼睛盯在所谓的事功上，这样写出来的历史就是一个荒唐的历史。多少年来，虽然我们一直嚷着奴隶们创造历史，但骨子里却依然是根深蒂固的英雄史观，眼睛只能看见大事，至于无辜人命丧失，只看作必要的代价。我的一位朋友说，中国没有宗教，历史学就是宗教，恶人暴君怕的就是青史上留下恶名，如果我们因为暴君的事功就宽宥或者无视他的残忍，甚至为他的所谓事功而歌功颂德，那么我们今后的历史就将有越来越多的残忍。这样的历史观是到了该反省的时候了。如果修了大运河的杨广是一个人所不耻的“炀帝”，那么派人下西洋的朱棣同样应该是“炀帝”。他的子孙将他捧成“成祖文皇帝”，那我们现在人理应清醒一点，干吗非要跟着朱家的子孙屁股后面爬，不仅自己爬，还给朱棣塑像（塑成那么一个巍峨高大且正义凛然的样子），塑像前面放上供人下跪的垫子和上供的功德箱，其实，朱棣就是一个炀帝，谥法云：好内远礼曰炀，贪酷无道曰炀，信夫！

铁面法官手里的“冤案”及其他

张释之是西汉文帝时的廷尉，按今天的算法应该是王朝的首席大法官兼司法部长还兼警察头子。此人在历史上出名，因为他的刚直铁面。皇帝把惊了自己驾的家伙送去他那里治罪，可是廷尉大人居然罚了点钱就给放了。皇帝很生气，说是要不是自己的马好，非摔个嘴啃泥不可，说不定会出大事，可是廷尉大人说是你要是当时一刀杀掉也就杀了，但是送到我这儿来按律就该这样判。

张释之早在做公车令的时候兼带负责宫门守卫，太子和梁王这一对太后眼前的宝贝一起乘车入朝，过司马门不下车。张释之居然追上去给生生拦住，然后上奏弹劾这俩宝贝大不敬，非得皇帝亲自出面请皇太后下诏赦了太子、梁王才算拉倒。

如此严格执法之人也有冤枉人的时候，那是张释之刚出道的时候，在汉文帝身边做谒者仆射时常围绕秦亡汉兴的话题，跟皇帝讲些“卑之，毋甚高论”的浅显道理。一次，陪皇帝去上林苑游玩，皇帝问起上林尉园林里养的飞禽走兽的品种和数量，结果上林尉一问三不知，旁边一个小吏代为所答，滔滔不绝，问什么知道什么。于是皇帝大悦，说：“吏不当若是邪？”下令要提拔这个小吏做上林令。张释之却发表意见不同意，说这个小吏，无非是逞口舌之利，不足道。他还举出本朝两位说话不大利索的大臣周勃和张相如的例子，说明能说会道者不应该被称道，尤其不该被奖赏，甚至上纲上线，说秦朝任用刀笔吏，竞相以寻人过失、苛相察究为任，害得政治空言废实，皇帝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结果二世而亡。最后，汉文帝被说服，小吏提升的机会告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