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辗转出国路(3)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一笑置之。在哈尔滨山东人很多,大到百货公司的老板,小到街上的小贩,几乎无一不是山东人。他们大都能讲一点洋泾浜俄语,他们跟白俄能明白。这里因为白俄极多,俄语相当流行,因而产生了一些俄语译音字,比如把面包叫作“列巴”等。中国人嘴里的俄语,一般都不讲究语法完全正确,音调十分地道,只要对方“明白”,目的就算达到了。我忽然想到,人与人之间的交际离不开语言,同外国人之间的交际离不开外国语言。然而语言这玩意儿也真奇怪,一个人要想精通本国语和外国语,必须付出极大的劳动;穷一生之精力,也未必真通。可是要想达到一般交际的目的,又似乎非常简单。洋泾浜姑无论矣,有时只会一两个外国词儿,也能行动自如。一位国民党政府驻意大利的大使,只会意大利文“这个”一个单词,也能指挥意大利仆人。比如窗子开着,他只念“这个”,用手一指窗子,仆人立即把窗子关上。反之,如果窗子是关着的,这位大使阁下一声“这个”,仆人立即把窗子打开。窗子无非是开与关,绝无第三种可能。一声“这个”,圆通无碍,超过佛法百倍矣。

话扯得太远了,还是回来谈哈尔滨。我们在旅店里休息了以后,走到大街上去置办火车上的食品,这件事办起来一点也不费事。大街上有许多白俄开的铺子,你只要走进去,说明来意,立刻就能买到一大篮子装好的食品。主体是几个重约七八斤的大“列巴”,辅之以一两个几乎同粗大的香肠,再加上几斤干奶酪和黄油,另外再配上几个罐头,共约四五十斤重,足供西伯利亚火车上约莫八九天之用。火车上本来是有餐车的,可是据过去的经验餐车上的食品异常贵,而且只收美元。其指导思想是清楚的,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外国人一般被视为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只要有机会,就必须与之“斗争”。餐费昂贵无非是斗争的方式。可惜我们这些“资产阶级”阮囊羞涩,实在付不出那样多美元,于是哈尔滨的白俄食品店尚矣。

除了食品店以外,大街两旁高楼大厦的地下室里,有许许多多的俄餐馆,主人都是白俄。女主人往往又胖又高大,穿着白大褂,宛如一个白色巨人。然而服务却是热情而又周到,饭菜是精美而又便宜。我在北平久仰俄式大菜的大名,只是无缘品尝。不意今天到了哈尔滨,到处都有俄式大菜,就在简陋的地下室里,以无意中得之,真是不亦乐乎。我们吃过罗宋汤、牛尾、牛舌、猪排、牛排,这些菜不一定很“大”,然而主人是俄国人,厨师也是俄国人,有足够的保证,这是俄式大菜。好像我们在哈尔滨,天天就吃这些东西,不记得在那个小旅店里吃过什么饭。

黄昏时分,我们出来逛马路。马路很多是用小碎石子压成的,很宽,很长,电灯不是很亮,到处人影历乱。白俄小男孩——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在旅店里见到的那样的——驾着西式的马车,送客人,载货物,驰骋长街之上。车极高大,马也极高大,小男孩短小的身躯,高踞马车之上,仿佛坐在楼上一般,大小极不协调。然而小车夫却巍然高坐,神气十足,马鞭响处,骏马飞驰,马蹄子敲在碎石子上,迸出火花一列,如群萤乱舞,渐远渐稀,再配上马嘶声和车轮声,汇成声光大合奏,我们外来人实在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禁顾而乐之了。

哈尔滨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谁来到哈尔滨,大概都不会不到松花江上去游览一番。我们当然也不会自甘落后,我们也去了。当时正值初秋,气温可并不高。我们几个人租了一条船,放舟中流,在混混茫茫的江面上,真是一叶扁舟。远望铁桥一线,跨越江上,宛如一段没有颜色的彩虹。此时,江面平静,浪涛不兴,游人如鲫,喧声四起。我们都异常地兴奋,谈笑风生。回头看划船的两个小白俄男孩子,手持双桨主划的竟是一个瞎子,另一个明眼孩子掌舵,决定小船的航向。我们都非常吃惊。松花江一下子好像是不存在了,眼前只有这个白俄盲童。我们很想了解一下真情,但是我们跟他们“不明白”,只好自己猜度。事情是非常清楚的。这个盲童家里穷,没有办法,万般无奈,父母——如果有父母的话——才让自己心爱的儿子冒着性命的危险,干这种划船的营生。江阔水深,危机四伏,明眼人尚需随时警惕,战战兢兢,何况一个盲人!但是,这个盲童,由于什么都看不见的缘故,心中只有手中的双桨,怡然自得,面含笑容。这时候,我心里不知道是什么味道。环顾四周,风光如旧,但我心里却只有这一个盲童,什么游人,什么水波,什么铁桥,什么景物,统统都消失了。我自己思忖:盲童家里的父、母、兄、妹等,可能都在望眼欲穿地等他回家,拿他挣来的几个钱,买上个大“列巴”,一家人好不挨饿。他家是什么时候逃到哈尔滨来的?我不清楚。他说不定还是沙皇时代的贵族,什么侯爵、伯爵。当日的荣华富贵,从年龄上来看,他大概享受不到。他说不定就出生于哈尔滨,他绝不会有什么“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感慨……我浮想联翩,越想越多,越想越乱,我自己的念头,理不出一个头绪,索性横一横心,此时只可赏风光。我又抬起头来,看到松花江上,依旧游人如鲫,铁桥横空,好一派夏日的风光。

此时,太阳已经西斜,是我们应该回去的时候了。我们下了船,尽我们所能,多给两个划船的白俄小孩一些酒钱。看到他们满意的笑容,我们也满意了,觉得是做了一件好事。

回到旅店,我一直想着那个白俄小孩。就是在以后一直到今天,我仍然会不时想起那个小孩来。他以后的命运怎样了?经过了几十年的沧海桑田,他活在世上的可能几乎没有了。我还是祝愿白俄们的东正教的上帝会加福给他!

过西伯利亚

我们在哈尔滨住了几天,登上了苏联经营的西伯利亚火车,时间是9月4日。

车上的卧铺,每间四个铺位。我们六个中国学生,住在两间屋内,其中一间有两个铺位,是别人睡的,经常变换旅客,都是苏联人。车上有餐车,听说价钱极贵,而且只收美元。因此,我们一上车,就要完全靠在哈尔滨带上来的那只篮子过日子了。

火车奔驰在松嫩大平原上。车外草原百里,一望无际。黄昏时分,一轮红日即将下落,这里不能讲太阳落山,因为根本没有山,只有草原;这时,在我眼中,草原蓦地变成了大海,火车成了轮船。只是这大海风平浪静,毫无波涛汹涌之状;然而气势却依然宏伟非凡,不亚于真正的大海。

第二天,车到了满洲里,是苏联与“满洲国”接壤的地方。火车停了下来,据说要停很长的时间。我们都下了车,接受苏联海关的检查。我绝没有想到,苏联官员竟检查得这样细致,又这样慢条斯理,这样万分认真。我们所有的行李,不管是大是小,是箱是筐,统统一律打开,一一检查,巨细不遗。我们躬身侍立,随时准备回答垂询。我们准备在火车上提开水用的一把极其平常又极其粗糙的铁壶,也未能幸免,而且受到加倍的垂青。这件东西,一目了然,然而苏联官员却像发现了奇迹,把水壶翻来覆去,推敲研讨,又碰又摸,又敲又打,还要看一看壶里面是否有“夹壁墙”。连那一个薄铁片似的壶盖,也难逃法网,敲了好几遍。这里只缺少一架显微镜,如果真有一架的话,不管是多么高度的,他们也绝不会弃置不用。我怒火填膺,真想发作。旁边一位同车的外国老年朋友,看到我这个情况,拍了拍我的肩膀,用英文说了句:Patience is the great virtue(“忍耐是大美德”)。我理解他的心意,相对会心一笑,把怒气硬是压了下去,恭候检查如故。大概当时苏联人把外国人都当成“可疑分子”,都有存心颠覆他们政权的嫌疑,所以不得不尔。

检查完毕,我的怒气已消,心里恢复了平静。我们几个人走出车站,到市内去闲逛。满洲里只是一个边城小镇,连个小城都算不上。只有几条街,很难说哪一条是大街。房子基本上都是用木板盖成的,同苏联的西伯利亚差不多,没有砖瓦,而多木材,就形成了这样的建筑特点。我们到一家木板房商店里去,买了几个甜酱菜罐头,是日本生产的,带上车去,可以佐餐。

再回到车上,天下大定,再不会有什么干扰了。车下面是横亘欧亚的万里西伯利亚大铁路,从此我们就要在这车上住上七八天。“人是地里仙,一天不见走一千”,我们现在一天绝不止走一千,我们要在风驰电掣中过日子了。

车上的生活,单调而又丰富多彩。每天吃喝拉撒睡,有条不紊,有简便之处,也有复杂之处。简便是,吃东西不用再去操持,每人两个大篮子,饿了伸手拿出来就吃。复杂是,喝开水极成问题,车上没有开水供应,凉水也不供应。每到一个大一点的车站,我们就轮流手持铁壶,飞奔下车,到车站上的开水供应处,拧开水龙头,把铁壶灌满,再回到车上,分而喝之。有一位同行的欧洲老太太,白发盈颠,行路龙钟,她显然没有自备铁壶;即使自备了,她也无法使用。我们的开水壶一提上车,她就颤巍巍地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个杯子,说着中国话:“开开水!开开水!”我们心领神会,把她的杯子倒满开水,一笑而别。从此一天三顿饭,顿顿如此。看来她这个“老外”,这个外国“资产阶级”,并不比我们更有钱。她也不到餐车里去吃牛排、罗宋汤,没有大把地挥霍着美金。

说到牛排,我们虽然没有吃到,却是看到了。有一天,吃中饭的时候,忽然从餐车里走出来了一个俄国女餐车服务员,身材高大魁梧,肥胖有加,身穿白色大褂,头戴白布高帽子,至少有一尺高,帽顶几乎触到车厢的天花板;却足蹬高跟鞋,满面春风,而又威风凛凛,嘚嘚地走了过来,宛如一个大将军,八面威风。右手托着一个大盘子,里面摆满新出锅的炸牛排,肉香四溢,透人鼻官,确实有极大的诱惑力,让人馋涎欲滴。但是,一问价钱,却吓人一跳:每块三美元。我们这个车厢里,没有一个人肯出三美元一快朵颐的。这位女“大将军”托着盘子,走了一趟,又原盘托回。她是不是鄙视我们这些外国资产阶级呢?她是不是会在心里想:你们这些人个个赛过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吝啬鬼夏洛克呢?我不知道。

这一阵香风过后,我们的肚子确已饿了,赶快拿出篮子,大啃其“列巴”。

我们吃的问题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你想了解俄国人怎样吃饭吗?他们同我们完全不一样,这是可想而知的。他们绝不会从中国的哈尔滨带一篮子食品来,而是就地取材。我在上面提到过,我们中国学生的两间车厢里,有两个铺位不属于我们,而是经常换人。有一天进来了一个红军军官,我们不懂苏联军官的肩章,不知道他是什么爵位。可是他颇为和蔼可亲,一走进车厢,用蓝色的眼睛环视了一下,笑着点了点头。我们也报之以微笑,但是跟他“不明白”,只能打手势来说话。他从怀里拿出来了一个身份证之类的小本子,里面有他的相片,他打着手势告诉我们,如果把这个证丢了,他用右手在自己脖子上作杀头状,那就是要杀头的。这个小本子神通广大,每到一个大站,他就拿着它走下车去,到什么地方领到一份“列巴”,还有奶油、奶酪、香肠之类的东西,走回车厢,大嚼一顿。红军的供给制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车上的吃喝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谈到拉撒,却成了天大的问题。一节列车供着四五十口子人,却只有两间厕所,经常是人满为患。我每天往往是很早就起来排队。有时候自己觉得已经够早了,但是推门一看,却已有人排成了长龙,赶紧加入队伍中,望眼欲穿地看着前面,你想一个人刷牙洗脸,再加上大小便,会用多少时间呀。如果再碰上一个患便秘的人,情况就会更加严重。自己肚子里的那些东西蠢蠢欲动,前面的队伍却不见缩短,这是什么滋味,一想就可以知道了。

但是,车上的生活也不全是困难,也有愉快的一面。我们六个中国学生一般都是挤坐在一间车厢里。虽然在清华大学时都是同学,但因行当不同,接触并不多。此时却被迫聚在一起,几乎都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我们闲坐无聊,便上天下地,胡侃一通。我们都是二十三四岁的大孩子,阅世未深,每个人眼前都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堆满了玫瑰花,闪耀着彩虹。我们的眼睛是亮的,心是透明的,说起话来,一无顾忌,二无隔阂,从来没有谈不来的时候,小小的车厢里,其乐融融。也有一时无话可谈的时候,我们就下象棋。物理学家王竹溪是此道高手。我们五个人,单个儿跟他下,一盘输,二盘输,三盘四盘,甚至更多的盘,反正总是输。后来我们联合起来跟他下,依然是输、输、输。哲学家乔冠华的哲学也帮不了他。在车上的八九天中,我们就没有胜过一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