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文化

民国时期甘宁青畜牧业的现代化问题

黄正林

摘 要：在西北建立畜疫防治与防疫、畜种改良与牧草推广系统，一方面救治病畜和预防畜疫的发生，另一方面进行畜种改良和牧草推广，并取得了一些成绩。1941年国民政府农贷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国家银行与地方银行组建畜牧合作社，成为推动本地区畜牧事业发展的新因素，合作社成为畜牧业经营的一种新方式。畜疫防治、畜种改良和牧草种植与推广、以合作社与公司方式经营畜牧业，使本地区畜牧业出现了现代化因素。

关键词：甘肃 宁夏 青海 畜牧业 畜疫防治与防疫 合作社经营

位于黄河上游区域的甘肃、宁夏、青海是我国畜牧业较为发达的地区。诚如近人所言：“我国畜牧区域以西北为最重要，如陇、青、绥、宁诸省莫不以畜牧为主要作业，其自然环境与社会形态亦最宜畜牧。畜牧之经营，即在适宜于农业之区域，亦有非常重要之地位，农人于其种作物之余，每兼事饲畜，以裕经济，以维富源。若在一切条件不宜农作之区域，如我国之西北者，则牧业之重要，更自毋庸申述。”在传统经济中，“或者以农为主，农牧并重；或者以牧为主，农牧并举”。因此，在甘青经济史的研究中，畜牧业是学术界关注的主要话题，学者对明清以来该地区畜牧业与农业彼消此长的关系，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畜牧业等问题都有一些探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主要论述国民政府在西北开发的过程中，促进甘宁青地区畜牧业的现代化问题。

一、畜牧业面临的问题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甘宁青地区畜牧业发展面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畜疫频发，牲畜大量死亡；二是牧民畜牧业知识缺乏，导致牲畜种群退化。

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气候出现异常变化，据物候学者研究，1920—1940年气候变暖，升温幅度约为0.5~0.8℃，气候变暖的直接后果是降雨量的减少。因此，1900年至1940年黄河上游区域出现了大面积的干旱，旱灾频发是这个时期的主要异常天气。从1926年开始，旱象已经在甘肃出现，到1927年旱灾继续蔓延，“四五六月之间，则雨水缺少，终日赤日如炽，片云皆无，以致夏禾尽行萎枯，不得收一草一柴”。从1927年至1929年连续无雨期（≤5mm）长达260天，1928年的降雨量仅为正常年份的15%~20%。1930年至1940年，局部地方时有灾害发生，尤其是水、旱、虫等灾害频发。据《中国经济年鉴》统计，1934年6月至1935年8月，甘肃有35个县发生灾害；青海1934年6月至1935年6月有7个县发生灾害；宁夏1934年7月至1935年1月有8个县发生灾害。灾害频发对甘宁青社会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就畜牧业而言，畜疫频发导致大量牲畜死亡。

受自然环境和旱灾的影响，1930—1940年是甘宁青畜疫发生比较频繁的时期。流行于农牧区的畜疫有牛瘟、羊瘟、骡马瘟、骡马黑汗风、骡马结症、骡马黄病、牛漏蹄、牛泻症、羊泻症、炭疽、羊痘、疥癣等多种疫病。1932年至1935年，西北各地大面积发生炭疽、口蹄疫、羊痘等。1935年甘青发生畜疫，据调查甘肃临洮“死畜达一万五千头之多”。青海大通、乐都、同仁、贵德等县畜牧业受到重创，“波及之牲畜，达四万二千头”。口蹄疫主要发生在青海门源与甘肃河西，“所遭受此疫之损失，据报已达一万五千头”。发生疫情的地方，牲畜的感染率与死亡率都比较高，如共和县染口蹄疫的牛占总数的40%~60%，死亡率为5%~10%。羊的口蹄疫流行极广，“所至之处，均为传染区域，每有羊因口蹄疫而不能采食，亦有口蹄疫而晚不能归宿，至跪行采食者触目皆是，总计患羊不下十二万只，占总数百分之六十以上，死亡率百分之五，数亦在六千余只”。1935年6月在该县新水滩发生羊痘，死亡羔羊500余只，死亡率达40%。甘坪寺流行羊下痢，染病羊只死亡率在10%以上，泽亲庄有羊约2000只，死亡300余只，死亡率15%；酒金滩有羊4万余只，死亡4000只，死亡率10%；甘家滩有羊2万余只，死亡3000余只，死亡率15%；瓜什济有羊4万余只，死亡5000余只，死亡率12.5%。1938年宁夏贺兰发生牛瘟，死亡率达90%。

1942年夏，青海东部农业区和环海牧区普遍发生霜冻，秋后又出现早霜，气候异常，导致青海牧区发生牛瘟，先从汪什代海部落发生，蔓延到海北、海东和海南地区，9—10月间又传染至贵德、同仁、同德以及柴达木、大河坝和祁连山等牧区，10月份青海蒙古左翼长索诺恩旺济勒电告蒋介石与蒙藏委员会：“统计各地数字骇人听闻，截至现在已愈卅万头”；随后青海省主席电告蒋介石与吴忠信：“寻日之内竞毙牛五十余万头，现仍在蔓延中”。据当时《青海民国日报》报道，此次牛瘟死亡牛达110万头以上。畜疫的不断发生，导致牲畜大量死亡，尤其是大量母畜的死亡，影响了畜群的扩大。

在传统牧畜生产中，牲畜繁殖完全是自然生息，主要表现是家畜配种过早，死亡率较高。每年春夏季是牲畜蕃息的主要时期，“发情牲畜发育完全与否？能否有作种畜之价值，牧民毫不顾问，任其自行交配”。有调查者说：“西北绵羊，千百成群，临时随地，任意交配，牧民既不依据其用途、体型加以限制，复不以年龄、季节而定其交配时期，致羊种庞杂，毛之质量日递，且交配年龄过小，母羊乳稀，羔羊羸弱，所蒙损失，自属难免。又因交配季节不适，母羊多不能于春季生羔，天寒无草，冬羔难育，以致死亡枕藉，目不忍睹。”这种现象在西北各地比较普遍，阿拉善旗游牧区，“家畜之繁殖，则任其自由交配，且蒙民习惯，多将优良牲畜去势，以供服役，并冀获售高价，因此体质不良者得大量繁殖，故家畜品种日趋退化，数量减少，实为宁夏畜牧之最大危机”。甘肃“家畜配种，向不注意，所有牧畜，率多阉之而作为力畜，以其性顺而力大，故农村牡（种）畜，异常缺乏，每遇牡畜发情，极难获良好牝畜交配。所引用之牡畜，非发育不全，即恶劣不堪，故所生之仔代，很少健全矣。亦有投机分子，专备牡畜，以供民间交配，而图营利，惟其品种欠佳，交配太繁，结果不但难得良好之仔畜，且往往传染许多生殖器之病。又如未成年之牝（畜）亦多交配受孕，终致发育不全”。任其自由交配繁殖与配种不当，导致牲畜种群退化。据调查，“蒙古马平均体尺尚有四呎四吋，最近体尺平均已减至四呎二吋”。在牲畜繁殖过程中，任其自然繁殖，导致种群日益退化，影响了牲畜数量的增加。

二、兽疫防治机构与防疫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本区发生了大规模的畜疫和牲畜死亡，对畜牧业和牧民经济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注意。1934年，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宋子文在考察西北期间，认为发展西北地区畜牧事业的根本问题在防疫，并在经费上给予支持，拨款30万元作为兽医及改良畜牧的经费。此年，内政部卫生署与全国经济委员会卫生实验处决定在兰州设立西北防疫处，工作范围定在甘肃、宁夏、青海三省。规定了各机关分工合作的原则，即（甲）兽用血清疫苗之制造由中央防疫处负责；（乙）兽疫之实地调查防治由西北防疫处负责；（丙）防治兽疫之推广事宜，由西北卫生机关负责。次年8月1日，西北防疫处在兰州小西湖成立，其职责之一是“掌理兽疫之调查扑灭及兽疫血清疫苗之制造”。根据分工原则，该处成立后，主要做了基本建设与疫情调查工作，中央防疫处拨款五六万元，在兰州设立牛马厩舍，准备制造血清应需之器材；西北防疫处成立第二科，杨守绅为兽医科科长，负责兽疫的调查与扑灭。

截至1935年年底，该处的工作成绩如下。一是兽医防治工作。1935年1月，在兰州设立兽医门诊部，免费诊治病畜，截至10月诊治各种牲畜1307头。二是马鼻疽检诊与预防。1月，对兰州驻军马匹进行健康检查，共体检马匹755匹，发现鼻疽病20余匹，进行了隔离等诊治工作；并制造诊治与预防鼻疽菌素280公撮，炭疽苗1600公撮。三是牲畜情况调查。为了调查清楚甘宁青的牲畜数量与疫病情况，向各省分发了调查表，截至10月，甘肃有37县、青海有3县按照要求填写了调查表。四是派员赴甘肃、青海、宁夏各县调查，对发生在各地的畜疫进行了摸底。五是办理西北畜牧兽医推广人员训练班，在甘宁青招收初中毕业生20名，培训一年，半年在兰州授课，半年在牧场或田间实习。六是参加皋兰保甲训练。在省民政厅对乡保长培训期间，为宣传防疫工作，技正杨守绅前去演讲，内容包括个人卫生、公共卫生、人类传染病、兽类传染病等，并组织受训人员到西北防疫处参观学习。

从西北防疫处成立至1936年9月，在防疫防治方面取得的成绩包括：免费检验人医病理材料5766件；免费治疗家畜疾病3191头；1936年8—9月免费治疗乡村病人555人；预防天花免费接种牛痘7120人；预防白喉免费注射白喉毒素1335人；预防马疽免费检验军马1600匹，注射疫苗850匹；制造血清疫苗5种。

1936年对甘宁青各地进行了调查，调查地点包括甘肃省的夏河、永登、临洮三县，宁夏省的宁夏、宁朔、平罗、磴口等县及阿拉善旗，青海省的西宁、湟源、大通、门源、八宝、都兰等六县及环海八族、蒙古二十九旗。在调查中发现，“三省牛马之疫病死亡率平均达百分之二十，最烈者达百分之五十，其死亡原因在牛马炭疽、鼻疽为最多，而牛肺疫流行于八宝县之阿里克族；在羊及山羊以内寄生虫为最多，其种类有钩虫、肝蛭、肺丝状虫、绦虫、胃虫、球虫等，而炭疽、疥癣、羊痘次之，又宁夏之山羊，因肺炎而死者亦不少”。这次调查基本上摸清了甘宁青畜疫发生的原因和常发地点。

为了加强畜疫防治，西北防疫处成立了基层机构。一是甘肃省平城堡兽医防治所。1936年8月1日成立，主要办理松山牧区防疫医疗事宜，当因地方不靖，10月底撤回兰州。二是青海省西宁家畜保育会。1936年8月7日成立，主要办理训练、宣传、防疫、巡回医疗事宜。三是甘肃省皋兰县乡村建设试验区事务所兽医防疫组。1936年10月1日成立，主要承担兽医防疫责任，但地方不靖，年底撤回。四是青海省门源兽医防治所。青海南北各蒙藏游牧地区发生畜疫，根据左翼盟长索难木大悉等报告，西北防疫处派兽医师张逢旭5月至青海，到乐都、海南、海北等地进行防治，还到门源阿力拉族防治牛瘟。同年10月15日成立门源兽医防治所。11月，因地方不靖，撤回兰州。五是宁夏省洪广营兽医防治所。1936年12月1日成立，主要办理宁夏县北乡防疫、医疗事宜。除了西北防疫处设置的机构外，地方政府也设立了相应的机关，防治畜疫、宣传畜牧知识。1936年，青海省卫生实验处内设兽医诊断室，从牧区、农区采取病料，进行病源分析，鉴定出10余种牲畜病种。次年，在门源、湟源、共和、贵德四县设立兽医防治所，每年防治牧畜约3万头，并进行家畜疾病诊断与防治，畜疫防治常识宣传，调查畜疫发病规律和畜病。尽管部分机构因社会动荡而无法正常工作，但毕竟是国家与地方政府畜牧防疫开始在基层牧区社会建立，是以前不曾有过的。

抗战时期，为了加强西北地区的畜疫的控制与防治，1941年2月，西北防疫处与蒙绥防疫处合并，在兰州成立了西北兽疫防治处，直属国民政府农林部。主要职责是负责调查与防治西北各省的兽疫，制造兽疫的血清疫苗，训练兽医人员。1942年，成立了甘肃省兽疫防治大队，下设洮岷、天水两个分队，巡回治疗畜疫。同年秋，青海牛瘟蔓延，农林部沈鸿烈奉命去青海游牧区视察，组建了青海省兽疫防治大队，在湟源建立了临时血清制造厂，以供防疫需用。1944年1月，青海兽疫防治大队改组为青海兽疫防治处。西北兽疫防治处还在甘肃平凉、永登、夏河和宁夏银川、青海湟源设立了5个兽疫防治站；1943年在兰州、永登、平凉建成了3个血清厂，专门制造防疫药品；设立了宁夏、酒泉、永登等工作站。另外，农林部西北羊毛改进处也下设兽疫部，以防治羊病为中心工作。这些机构的设立，使甘宁青兽疫防疫系统有了雏形。西北兽疫防治处成立后，在预防和治理畜疫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如表1）。

从上表看，该处自成立至1944年9月，防治牛瘟5.3万余头，附设的血清制造厂制造各种血菌苗157万毫升。另外，在1942年至1943年青海发生牛瘟期间，青海兽疫防治大队组织防疫分队驰往疫区加紧防治，1943年1—8月防治牛瘟7096头，制造血清菌苗136551毫升；1943年8月至1944年9月，青海兽疫防治处防治牲畜4934头，制造血清1825毫升。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在牛瘟防治方面互相配合，发生于1942年的青海牛瘟得到了比较妥善的解决，以此为契机，也建立起了青海畜疫防治机构。平凉、宁夏、兰州等兽疫工作站也做了不少工作，尤其是抗战胜利后，这些工作站在帮助农民防治畜疫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对此有学者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不再赘述。

西北羊毛改进处主要做了羊病的防治工作。1947年，该处陇南站在岷县闾井镇一带，为当地居民的羊群进行绵羊炭疽免疫注射，先后接受免疫羊6974只；各站向民间推广药浴，洗羊7333只；宁夏站为中宁居民7494只羊进行炭疽免疫注射；陇东站派员在靖远一带推广药浴，防治疥癣羊4462只。各站还根据当地羊群发病情况，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防治方法，如宁夏站针对羊寄生虫病的试验研究，提出两种防治办法：一是预防的方法是用5%的硫黄混合液及腌韭菜水；二是寄生虫病一般发生在冬春二季，故在春秋剪毛后对羊进行药浴，并在冬季添加饲料，使羊维持最低营养，可避免寄生虫病的发生。这些都说明西北羊毛改进处在防治羊病方面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

三、畜牧业的改良

在1930年代的西北大开发中，一些学者呼吁改良西北畜牧事业，并认为改良畜牧事业从定牧、调查、设立畜种改良场、牧政、举办畜种比赛、推广、管理、设立兽疫防治所、组织畜产品制造厂、培养畜牧及兽医人才等几个方面着手。在有识之士的呼吁下，20世纪30年代民国政府在甘宁等地成立的种畜场以及农业改进机关，均参与了畜牧改良事业。

1934年6月，全国经济委员会在甘肃夏河县甘坪寺设立西北畜牧改良场，主要职责是家畜繁殖与改良、家畜纯种的饲养与保护、家畜杂交育种试验、畜种比较试验、饲料营养试验、饲料作物栽培、民间畜配种、种畜推广及指导、畜产调查研究、牲畜产品运销合作等。第三年8月，该场被实业部接管，改名为西北种畜场，重新颁布条例，划定职责，即家畜繁殖与改良、纯种饲养与保护、种畜比较试验、畜产制造、饲料作物栽培、种畜品评、民间牝畜配种、种畜推广及指导、畜产调查、家畜卫生及医疗等。

该场位于甘肃与青海两省之间的甘坪寺，又称甘坪寺种畜场，西至同仁90里，北距循化130里，东距临夏190里，南距夏河拉卜楞寺约50里，这里“青山绿水，碧草萋萋，飞鹰走兔，帐篷点点（藏民所居），家畜则黑白相间，逸然自食，偶来此者，不禁别有天地之感。”这里是一处良好牧场，也是设立种畜场比较理想的地方。西北种畜场的主旨有六端。

“（一）改良羊种，就本国原有之滩羊，加以选种改良，使国内冬季普通应用之服装皮料，生产增加，品质改良，并可推销于国内。羊乳为食料中之重要物品，较之牛乳，滋养力尤大，惟因品种不良，产乳不多，国内除蒙番人民外，鲜有有用之者，亟以加以改良，推广用途。羊毛为西北大宗输出品，第以品质恶劣，不能与西洋毛产竞衡，近年本国产出口日渐衰略，而国内毛织业，日见发达，亟宜引用外洋优良羊种，与本国有希望之羊种支（交）配，改良毛质。

“（二）改良牛种，以求增加肉用牛、乳用牛之生产，同时注意皮革之改良，使西北所产之牛皮，适合近世制造家之需要。

“（三）改良骡马驴种，使农民及军队均得引用拖负力强大之牲畜。

“（四）饲料及饲养之方法，均须有切实之改良，方可生产优良之畜种，故牧草种类之增加、耕种培植之方法，与夫青饲干料之储藏，均有改良推广之必要。

“（五）欲求畜牧事业之发展，必须有预防治病疫之设施，此项工作，已由卫生试验处通盘筹划，所有畜牧场内，均附有牲畜防疫之设备。

“（六）俟畜牧总场筹办确有成绩后，即在甘肃、宁夏、陕西各省，择适宜处所，设立分场，以为繁殖及推广之中心。”

西北畜牧改良场建立后，各项工作逐渐开展起来。1935年，在改良品种方面，该场派员赴觉科选购优良牡马157匹，牝马5匹；在青海南部选购种牛、种羊，在泾川、平凉、镇原等地选购黄牛、种驴等。1936年在上海何丽园乳牛场购买荷兰乳牛15头，在石门山种畜寄养所饲养。 该场引进的种畜，在为游牧区民间畜牧业服务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效能，从1941年至1946年，牧民借用种畜场种畜交配母马323匹。

在牧草试验方面，选定青海的八角城，甘肃的兰州、平凉、临潭、松山、天水、山丹等作为牧草试验地点。从美国购到牧草种子15种，分别在甘坪寺、兰州、松山、宁夏的洪广营等地做比较试验，“以觇各种籽在西北适应之能力，然后再行推广”。在甘青设立了两个苜蓿采种园。一个是八角城采种园，位于青海甘家川附近，“将来种籽，可供沿黄之清水县、大夏河、洮河等流域推广之需”；一个是松山采种园，位于甘肃永登，“将来种籽，可供黄河由循化至中卫间之山坡土岭，及沿黄河支流如湟水、大通河、镇羌河、山水河等流域推广之用”。各场所需苜蓿籽种主要来源于秦安、天水一带。在抗战前，西北种畜场处于建设阶段，在基础设施建设、种畜购买、牧草繁殖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绩。

抗战时期是黄河上游区域畜牧改良的重要阶段，中央、地方政府致力于畜牧改良，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40年8月，农林部在甘肃岷县设立了西北羊毛改进处，其主要任务是：“一、关于绵羊品种之选育改良及推广繁殖事项；二、关于绵羊饲养管理之改进及指导推广事宜；三、关于绵羊疫病防治方法之研究及指导推广事宜；四、关于牧草饲料及牧原管理之研究改进事项；五、关于羊毛剪取、分级包装处理之研究改进及推广事项；六、关于羊毛贷款之介绍推广事项；七、关于羊毛改进推广人员训练事项；八、关于羊毛事业之调查事项。”1944年9月，西北羊毛改进处迁至兰州。为了推广良种与防治羊病，西北羊毛改进处选择河西永昌、陇东海原、陇南岷县、夏河、临潭和宁夏中宁成立了6处推广站。该处建立那年的秋季，先后采购河西大尾巴羊8000只，夏河甘加细毛羊7000只；1941年初，以每只400元买回澳大利亚美利奴细毛公羊2只，开始了优良品种的培育与繁殖工作。1942年将实习生分成两组，第一组到申都，第二组到闾井的古岭、阳洼等地，每组一只公羊进行人工繁殖。所产羊羔一年重量可达30斤左右，比当地品种多10余斤；毛细，年可产5～7斤，比本地羊多产3～5斤。根据宋仲福、毛光远等的研究，西北羊毛改进处在羊种改良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如在总场成立之初，鉴定优良土种羊5.2万只，购进新西兰纯种毛用羊150只，推广美利奴羊种及达字羊480只，“开展蒙藏羊、岷羊等优良土种之纯系育种、杂交育种及繁殖”；截至1942年年底，共指导牧户11187户，改良羊毛698140斤，受益羊只432031只，特约推广示范羊群931户；1944年1月，新疆省政府给西北羊毛改进处赠送兰布尔纯种羊及五代改良种羊110只，在永昌、岷县推广站分别采用人工授精技术，为民间配种母羊1748只；1947年7月，以人工授精技术推广良种221只，指导牧民保留羔种48只；推广药浴受益羊3514只，指导牧民改善羊群卫生，受益羊5300只。据同年10月统计，西北羊毛改进处共饲养成年公羊202只，母羊1300只；幼年公羊332只，母羊433只，总计2267只。另外，西北羊毛改进处先后举办畜牧兽医推广人员训练班4期，每期一年，招收学员50～60人。这些学员毕业后大都去了青海、河西、海原、靖远等地，为这些地区畜牧业的发展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西北羊毛改进处还在牧区建立畜种改进会，指导牧民进行畜种改良，但尚处于试办阶段，效果不显。

抗战以来，宁夏也开展了畜牧改良工作。1939年11月，宁夏畜牧总场成立，负责改进牲畜品种、饲养管理、牧区调查、家畜登记、病畜防治等事宜。贺兰山麓的镇北堡北区水利尚未开发，不宜种植农业，省政府就划定此地为畜牧事业试验场，场地面积广大，东西约50里，南北约100里。该场成立之初，在省内及绥远购买牛370余头，从陕西购买种牛18头，省内购买羊5000余只，从西宁、绥西、省内购买马260余匹，又从甘、宁、青、绥等地购买种马，进行品种改良试验。在改良饲养方法、防止兽疫传染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如改变传统饲养方法，总场“规定放牧时间，限制补助饲料，管理用科学方法，畜舍力求光线充足，空气新鲜清洁”；为保障牲畜健康，编写防疫须知，广为散发，并对总场牧夫和农民进行培训。

宁夏农林处也参与了宁夏的畜牧改良。1943年，甘肃科学教育馆向宁夏农林处赠予了5只“软不来”种羊，与本地选出的200只母羊杂交，先后培育出新种牝羊177只；该处还与西北羊毛改进处合作，在宁夏中宁县成立了宁夏羊毛改进推广站，以中卫、中宁为改良区。羊毛品质的改良，其实质是通过对羊品种的改良达到出产优质羊毛的目的。在牧草推广方面，通过调查，1941年选择富含营养、生长力强、适宜栽培推广的苜蓿、芨芨草、芦草、施风草、锁木子草、狗尾草、莎鞭、碱蒿、马莲草、红柴和登苏等品种，在八里桥牧场、谢家寨林场和张政桥农场等地栽培试验，面积达150余亩。

此外，抗战期间国民党军政部种马场也在岷县落户，进行马匹改良。1934年1月，国民党在广东惠阳成立了“广东第一畜牧团”，1936年11月由国民党军政部接管，更名为“军政部惠阳种马牧场”。抗战爆发后，该场开始内迁，先后迁至广西、贵州和四川等地。1941年3月，该场从成都全部迁至甘肃岷县，次年10月改名为“军政部岷县种马场”，1946年12月又更名为“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岷县种马场”。该场1942年在临洮、临夏、宕昌、徽县、临潭设立了5处民马配种场。该场在岷县的牧场，东至岷县巴仁，西至舟曲大介山顶，北至青泥沟，面积83.5平方公里，耕地2300亩。饲养有阿拉伯、洋杂种、半血种、澳洲种、日本杂种、伊犁种等多种马千匹左右，繁殖成活率为46.5%。通过改良，牲畜的品种有所提高，如青海贵德军牧场选种马匹，1946年较1942年体高平均增加1.92厘米。

从上面的论述来看，本区畜种改良始于1930年代，在抗战时期得到比较多的关怀与重视，也开始注意民间家畜的改良问题，基本上建立起了本地区初步的牲畜改良体系，为地区畜牧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人才，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因各种因素的影响，畜牧改良的绩效是十分有限的，如西北羊毛改进处在推广细毛羊方面始终没有取得比较好的进展，“从一九四二年开始，首先将正在申都、闾井等地搞人工配种的两只种公羊调去兰州，人员除负责人外，二十名推广员全部随羊调去。同时，夏河、临潭旧城的两个推广站也撤了，夏河站的负责人姚仲吾去兰州自找了工作。临潭的负责人郭生保，由奔直寺马场聘去搞农业。野人沟总场，从河西、夏河采购的一万五千只试验羊，因不服水土和管理不善死亡严重，仅剩四百多只”。种羊和技术人员的不足，水土不服和管理不善等，成为西北羊毛改进处业务难以完成的主要因素。

四、畜牧业合作社与畜牧公司

畜牧业是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建设的主要内容，1941年国民政府农贷政策转变后，开始发放畜牧业贷款，以合作社经营畜牧业。1941年，四联兰州分处与夏河拉卜楞寺保安司令部合作，在拉卜楞寺管辖的范围内发放“畜牧贷款”，到期以蒙藏牧民所出皮毛和各种土产作价归还。8月，中行在该县撒合儿庄组建合作社，“纯系藏民”，贷款2100元，用于购买牛马羊等。同年，岷县申都村草场面积15里，水草繁茂，适宜畜牧，有牛107头，马3匹，羊100只，该地牧民组织畜牧合作社，向中行申请贷款，购买母牛19头，母羊300只。居住在祁连山里的藏民，“向营游牧生活，牛羊为其主要财产，畜牧为其主要工作”。1941年春，组建合作社，社员25人，“借款一千六百元以作繁殖牛羊之需，至期本利清偿，恪守信用，去冬该社欣然来本行继续申请贷款，当予二千五百元，以协助其牛羊之繁殖”。可见，抗战时期国家银行比较重视投资畜牧事业。不仅国家银行投资畜牧实业，甘肃省银行1943年也投资畜牧实业。甘肃省合作处选定岷县、海原作为畜牧贷款县，分别发放贷款30万元和50万元。表2是抗战期间甘肃各县推进畜牧合作事业概况统计。

据表2统计（截止1944年10月），抗战时期农行在甘肃20县举办畜牧放款，占全省县数的29%。贷款对象为合作社与畜牧经营会、农会小组、畜牧改进所等单位，其中合作社83所，畜牧经营会8个，共计贷款1204.1万元。畜牧合作社饲养羊、牛、马、猪等106249头，总值7744万元，产值是贷款额的6.4倍。除甘肃外，1944年3月，青海组织畜牧生产合作社，以改良畜牧品种及制造方法，并借以提倡农村副业。

以公司方式经营畜牧业，在甘宁青地区起步比较晚。抗战时期，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成立后，1942年4月，在岷县成立了陇南牧场，将夏河奶品制造厂、岷县奶牛场、岷县养蜂场均归该公司管理，资金陆续增至500万，“以繁殖优良杂种奶牛”和收购鲜奶为主。1946年1月，甘肃民间成立了“昆仑畜牧股份有限公司”，在兰州、永登、靖远三县设立畜牧场，以改良畜牧品种，经营畜牧产品的加工制造和运销为主要业务。该公司资本总额1000万元，股份总额一万股，每股1000元，一些股东以牲畜做股款加入公司，如刘念祖以牛10头抵作股款15万元，马2匹抵作股款14万元；高尧天以马2匹抵作股款14万元；杨思善以牛12头抵作股款18万元；刘志先以马2匹抵作股款10万元；刘昌祖以骆驼7匹抵作股款42万元；杨清以牛8头抵作股款12万元；金联明以骡马抵作股款24万元；范慎行以骆驼6匹抵作股款36万元；共计235万元，占全部股金的23.5%。该公司成立时，永登牛场一处，有大小牛30头；靖远马场一处，有马6匹；景泰驼场一处，有骆驼21匹，雇佣牧夫4人放牧。因物价上涨，1000万元股金难以应付局面，因此，该公司经营十分困难。

五、结语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北地区出现了异常天气状况，使甘宁青地区畜疫呈多发性状态。在此背景下，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与全国经济委员会在兰州成立西北防疫处和西北畜牧改良场等机构。这些机构积极谋求畜疫的调查和防治，牲畜改良和牧草的推广，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因本区域畜疫防治起步较晚，而且因经费与人员不足，影响了防疫工作，如1942年青海等地发生牛瘟期间，医治一头瘟牛，需要3元，当时各地发生牛瘟约百万头，即需要300万元。但防治处每年经费只有56万元，每月4万余元，尚要划出数千元为宁夏、青海两分处开支，足见经费捉襟见肘，使民国时期甘宁青农村畜疫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1941年国民政府农贷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畜牧业成为甘宁青经济建设的主要内容。国家银行与地方银行组建畜牧合作社，成为推动畜牧事业发展的新的因素，合作社成为畜牧业经营一种新方式。但银行投资太少，合作社在畜牧业生产方面的作用尚未被认识，故以合作社经营方式带动本地区牧业发展的效果十分有限。尽管如此，畜疫防治、畜种改良和牧草种植与推广、以合作社与公司方式经营畜牧业，是民国时期本地区畜牧业经营与管理走向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使本地区畜牧业出现了现代化因素，是值得肯定的。

（原载于《青海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