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鼓舞下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陈静波 原名马秉旗，汉族。1922年9月出生，2012年5月去世，陕西省长安县人。1938年，在陕西西安市东北竞存中学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参加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警备一旅，先后担任连副指导员、营部书记、旅政治部联络干事。1946年，任陕西工委社会科外勤联络员。1947年，任中共咸阳工委社会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陕西省咸阳县公安局局长，宁夏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甘肃省委审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甘肃省公安厅副厅长，宁夏公安厅副厅长，宁夏日报社副总编辑、代总编辑，宁夏平罗县委书记，宁夏石嘴山电厂党委书记，宁夏水电局副局长，宁夏卫生局局长，宁夏公安局局长，银川市委第一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政法委书记，宁夏第四届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中共十二大代表。

1922年9月，我出生在陕西省长安县一个农村家庭。我的两个哥哥都没有上过学，从小就在外拉长工。父亲发现我能背书，指望我将来光宗耀祖，让我上了学堂。从7岁到12岁上了五年的私塾，主要学的是《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大学》《中庸》《出师表》等古文。12岁时，我不满私塾教育，提出要上新学堂，接受新式教育，我祖父和父亲商量后同意了。于是，我进入长安县新筑镇小学，直接上四年级。那是一个崭新的学习环境，有打球、唱歌、跑步等私塾里没有的许多新鲜活动，还有如自然、数学、音乐、英语等课程，阿拉伯数字就是在那里学会的。

1936年，我小学毕业了。这一年年底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掀起了全国的抗日浪潮。此时红军徐海东部到了三原、泾阳、富平一带，也到了长安县新筑镇。当时，红军部队有个政治部主任到学校给我们演讲，宣传抗日道理，还给我们表演节目。通过这些宣传，我真正了解到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1937年，我进入西安乐育中学，校长王尊一原是杨虎城的部下，他思想进步，为人耿直，每周一学校集会时他都会给我们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使我在朦胧中了解到什么是爱国。

“七七事变”后，日军飞机开始轰炸西安，百姓四散奔逃，妻离子散。日军狂轰滥炸，草菅人命。我看见他们飞机飞得很低，有时会紧挨着老百姓的房子飞，用机枪向人群中扫射，百姓尸骸累累，情形惨不忍睹。我目睹这一切，愤怒的情绪达到极点，在我心里深深埋下了抗日复仇的种子，树立了爱国、救国思想。从接受中华传统教育的“仁、义、礼、智、信”到爱国忧民的现实理想，奠定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基础。

由于日军轰炸西安，父亲怕出事不让我继续上学了，要我去当店员，我不想去。就在这时，遇到我的同学胡怀让，他建议我考东北竞存中学。我报了名，结果就考上了。我大哥知道我的心思，帮我想办法，家里也同意我继续上学，我如愿以偿。在竞存中学，我见到了我的老师——教务主任张寒晖，他是中共党员，是歌曲《松花江上》的创作者。训务主任钱一粟，也是中共党员。校长叫车向忱，北京大学毕业，曾在东北参加过抗日组织，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

偌大的中国此时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为了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和袭击，我们经常到农村上课，以树当房，以膝为桌，早出晚归，虽然很苦，但我们的求知欲和爱国心却始终没有消退。

这时候，西安民众的抗日热情非常高涨，我也被这一切感染着。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在这个抗日救国思想的影响下，我经过本班同学、共产党员史宝翟的介绍，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共青团前身）。就这样，我开始在学生中间演讲，学红军政治部主任讲抗日宣传，控诉日军暴行，号召同学们积极参加抗日组织。我的演讲非常受欢迎，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表达和组织能力。张寒晖老师见了我还夸我讲得很好。我和同学王汶实志同道合，每天一起上课学习，一起宣传抗日。

1939年2月，日军准备进攻西安，这里的中学都将学生疏散到汉中，竞存中学的学生被疏散到凤翔县。张寒晖老师找我们谈话，他说：“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叛变革命，投靠日本，我写了个歌子，你们教农村孩子们唱。”歌词的内容我还记得：“汪精卫，卖国贼，暗里拉着抗日的腿。这东西，不要他，扔到海里喂王八……”

在中共地下党老师的影响下，我一面上学，一面做大量的社会工作。由于工作努力，积极要求进步，我被选为我们班的班长。同年2月初，由中共地下党员张保全代表党组织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候，我对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在党组织的帮助和关怀下，我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我的革命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树立起来了。

7月的西安很闷热，学校放假了。张保全通知我：经组织决定，暑假不要回家，参加党员培训班。我们15名党员，加上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共有40多人集中学习，主要学《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简史》和毛泽东的著作。学习班由李梓才任党团书记，我任副书记，负责组织工作。通过在培训班学习，奠定了我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1940年，日军占领了临汾、开封，逼近西安，欲夺兰州，威胁重庆。在这种形势下，党组织决定率领愿意抗日的人上山，组成抗日游击队抗击日寇。我们在地下党支部书记杨克明的领导下组建队伍，研究方案。党组织派我和杨辉（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到麟游山勘察地形，了解情况。完成任务的几天后，杨克明书记对我说，我们打鬼子不能没有武器，张学良将军的部队愿意给我们一些武器弹药。于是，派我和杨辉带几个人，到设在宝鸡的张学良部53军后方留守处领取武器。于是，我们穿上国民党53军军装，带着车向忱校长的亲笔信到宝鸡的虢镇找到冀中游击司令部后方留守处，将信交给留守处长。他看完信后，就派人把武器弹药藏在麻袋里伪装好，雇了一辆大马车拉着武器弹药，并派副官护送我们出城。我们一路昼伏夜行，仔细小心，安全地将这车武器弹药送到我们的队伍手中。

1941年暑假，杨克明书记通知我，国民党现在对我们这个学校很注意，党组织要我们提高警惕。不久，组织决定送我和同学王汶石去延安学习，由于王汶石有病不能走，我只身一人前往。我买了一顶旧草帽、一把镰刀，穿着老百姓衣服，带着干粮，从三原县出发向延安方向前进。途中遇到我们的抗日游击队，我说了自己此行要联系的一个人：“我从西安来，找115师后方留守处主任汪锋。”经过几次反复印证，他们证实了我的身份，把我交送115师留守处。在这里，我见到了汪锋的秘书，他姓雷，在知道我的情况后，问我是否认识张寒晖，我说是我的老师，他带我去见张寒晖，不巧没见到，真是遗憾。

几天后，我再次见到我的同学杨春旭（杨辉），真是百感交集。组织让我们陪西北大学的杨虎城之女、邓宝珊之女一同去延安。延安是革命圣地，当时我们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正准备出发，却接到陕西省委让我和杨辉入伍的决定。不能去延安，虽然失望，但我是党员，就要服从组织决定。于是，我就地参加了两个月学习班，并分配到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肖劲光是司令员）警备一旅三团任文化教员。团长陈国栋是个老红军。

这时候，组织要求我们都要改名字，用化名工作。陈姓是我母亲的姓，我的性格毛躁，要学会沉静，还要有活力，所以改名为陈静波。此后，我一直沿用此名。

从此，我就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每天的任务就是给战士教字学文化。后来，我被调到团参谋处搞文秘，到供应处当会计，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我学到了很多知识。1942年部队改编，我从三团调到一团二营五连当副指导员，我同学杨春旭在六连当副指导员，我们也经常联系、交流。1943年组织调我去旅政治部联络科当干事。我在政治部主任杜平领导下工作，任务是化装侦察，了解社情，掌握敌情。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为了加强地方政权，组织调我到陕西省委社会部工作，部长是汪锋。同学江平（后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和我在一起工作，他负责内勤，我负责外勤。1946年，组织先后调我任泾阳、咸阳工委社会部部长。1949年咸阳解放，陕西省委任命我为咸阳县公安局局长，进入咸阳城区配合部队开展工作，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

1949年宁夏解放，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派赵文献任宁夏省公安厅厅长。赵厅长决定调我一起去宁夏工作，我服从组织安排。宁夏解放初，土匪活动猖獗，祸患不断，我们每个人都带着武器，坐的汽车上都架着机枪。就这样，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到了银川。我被任命为公安厅秘书，冯茂任一科科长，还任命了其他各科科长，白天章率警卫营报到。宁夏省公安厅就此成立了。

宁夏是回族人口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地处内陆，经济十分落后，广大回汉百姓长期深受军阀、土匪、恶霸的欺压。宁夏解放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和土匪躲藏到贺兰山、同心、西吉、海原、固原等偏僻山区，利用宗教、民族问题蛊惑人心，煽动暴乱，残害群众，杀害干部。最主要有马绍武、郭永胜（郭栓子）两大股土匪武装。1950年7月，宁夏军区副司令员、阿拉善工委书记曹动之同志一行从银川返回巴音浩特，途经贺兰山时遭郭匪伏击，全部壮烈牺牲。可见土匪在当时是何等嚣张。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社会稳定、保卫人民安全，保证党和人民政府机构的日常工作。公安厅的工作是很繁重的，首先是消除匪患，匪患不除，社会就不能稳定。我们在十九兵团留守部队的支持下，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剿匪行动，最终消灭了全部土匪，抓获了马绍武、郭永胜等匪首，在银川召开公审大会，将他们正法，大快人心，有力地保证了宁夏的社会稳定。

宁夏地连内蒙古阿拉善旗，阿拉善旗的匪患也很严重，主要是内蒙古德王（德穆楚克）的手下伪司令李守信的残余在作乱。1951年5月，公安厅党委派我带队率领40多名武装干部到陕坝、磴口、张家口、五原、天津等地抓捕从宁夏逃跑的土匪，前后捉拿260多人，将他们绳之以法。同时也调查、核实了内蒙古德王和李守信等人大量反共、反人民的罪行。

1954年9月，宁夏并入甘肃，我调任甘肃省审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任肃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1956年，组织任命我为甘肃省公安厅副厅长，主管安全和劳改工作。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我被任命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1959年，自治区党委调我任宁夏日报社副总编，主持工作。接到任命，我很犹豫：我没有上过大学，报社的干部们大多数是大学毕业，有北大、复旦、南开等名校毕业的，我去领导他们行吗？我找杨静仁书记说出了我的想法，杨书记对我说：“我们了解你，你能胜任。这也是党委常委会的决定，就这么定了！”于是我服从组织决定，去上任了。报社的几年工作，让我压力很大，我边学边干，向他们学习。白天要安排好日常工作，晚上等报纸定稿、排版刚出来，就连夜骑自行车送给杨静仁书记审阅、签字，再赶回社里监督印发。1962年，“社教”运动开始了，我也下了乡。不久，我接替马彦虎任平罗县县委书记。1966年年初，党委又任命我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厅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人们的思想、行为、道德、精神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宁夏到处都在喊“打倒杨静仁”的口号，我也受到颠倒黑白的批斗。不久，我被送往农场干校改造学习，住在驴圈里，被监督劳动。在这样的处境下，我没有灰心丧气，坚信他们这样做是违背毛主席“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我多次给妻子交代：“把孩子们带好，我绝不会自杀。”近四年的改造生活使我历经磨难，但我的革命理想更坚定了。

1970年，我“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结束，我们全家被下放到平罗农村劳动。和我们一起去的同志们自嘲地说，这下子咱们可就回不去了，要当农民了！我心里想，当农民也能生活，打算就在这里了。1971年年底，中央的政策变了，气氛宽松了许多，组织调我到平罗政策研究室任组长。正在这时，石嘴山电厂发生歹徒杀害5人的恶性事件。自治区党委决定整顿电厂的治安，郭文举同志推荐了我，经自治区党委书记康健民同意，邵井蛙副书记找我谈话并通知我担任石嘴山电厂厂长、党委书记。对这个任命，我很意外，但服从组织安排。进厂后，我先做调查研究，了解厂里的状况，找出工作头绪。我把厂里的老工人、老革命、水电部下放的专家200多人组织起来，实行车间负责制，每3人负责一个车间，全天24小时巡逻，治安明显好转。在生产上，我把造反派全部免职，请水电部下放的副总工程师出谋划策、加强专业管理、整顿和恢复生产，使石嘴山电厂出现了安定、团结、生产正常运行的良好局面。在一次工作汇报会上，康健民、邵井蛙两个书记都问我有什么经验，我回答：“就三条，了解情况，掌握政策，使用干部。”1973年，我被调任自治区水电局副局长，后又调任自治区卫生局党组书记、局长。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举世震惊，全国人民都行动起来支持抗震救灾。我不顾身体有病，毅然率领宁夏医疗队奔赴灾区，投入抢救伤员、消毒防疫的紧张工作中。当时解放军43军军长和政委也来到灾区，当他们知道我的身份后，敬佩地说：“全国各省派来的医疗队，只有宁夏是厅长带队。”

以后，我调任自治区公安厅党组书记兼厅长、银川市委第一书记兼银川市警备区政委、自治区党委常委兼秘书长、自治区政法委书记。1983年，任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当选十二大代表。1993年离休。

回顾我的一生，一个农村孩子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鼓舞下，我实现了我的人生理想。今年我90岁了，我亲身体会到旧中国的苦难生活和新中国的快乐幸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美好的未来。看今天，我们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国力增强，人民幸福，我在耄耋之年备感欣慰。

我坚信，我们的国家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一定会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口述：陈静波

采访：饶彦久 惠卫明 刘志

整理：刘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