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曰：“诗在今日，以何者为急务？”答曰：“有有词无意之诗，二百年来，习以成风，全不觉悟。无意则赋尚不成，何况比兴？”叶文敏公论古文，余曰：“以意求古人则近，以词求古人则远。”公深然之。诗不容有异也。唐诗有意，而比兴以杂出之，其词婉而微，如人而衣冠。宋诗亦有意，惟赋而少比兴，其词径以直，如人而赤体。明之瞎盛唐诗，字面焕然，无意无法，直是木偶被文绣耳。此病二高萌之，弘、嘉大盛，识者斥其措词之不伦，而不言其无意之为病。是以弘、嘉习气，至今流注人心，隐伏不觉。习气如乳母衣，纵经灰涤，终有乳气。人之惟求好句而不求诗意之所在者，即弘、嘉习气也。若诗句中无“中原”、“吾党”、“凤凰台”、“鹊观”，自以为脱去弘、嘉恶道，不亦易乎！此病之难于解免，更自有故。诗乃心声，非关人事，如空谷幽兰，不求赏识，乃足为诗。六朝之诗虽绮靡，而此意不大失。自唐以诗取士，遂关人事，故省试诗有肤壳语，士子又有行卷，又有投赠，溢美献佞之诗，自此多矣。美刺为兴观之本，溢美献佞，尚可谓之诗乎？子美于哥舒翰，先美後刺，後人嫌之。如李颀之“秦地立春传太史，汉宫题柱忆仙郎”，已宛然明之应酬诗矣。诗之泛滥，实始于唐人，言近体诗，不得不宗之耳。
所谓诗，如空谷幽兰，不求赏识者。唐人作诗，惟己意，不索人知其意，亦不索人之说好。如义山《有感》二长律，为甘露之变而作，则《重有感》七律无别意可知，何以远至七百年後，钱夕公始能注释之耶？意尚不知，谁知好恶？盖人心隐曲处，不能已于言，又不欲明告于人，故发于吟咏。三百篇中如是者不少，唐人能不失此意。宋人作诗，欲人人知其意，故多直达。明人更欲人人见好，自必流于铿锵绚灿，有词无意之途。瞎盛唐诗泛滥天下，贻祸二百馀年，学者以为当然，唐人诗道，自此绝矣。
诗非一途得入，景龙、开、宝之诗端重，能养人器度，而不能发人心光；大历、开成之诗深锐，能发人心光，而亦伤人器度。所以学景龙、开、宝者，心光难发，大都滞于皮毛；学大历、开成者，器度易伤，不免流于险琢。人能以大历、开成发其心光，而後以景龙、开、宝养其器度，斯为得之。人谁有此工力？所以开、宝而後更无其诗也。问曰：“若然，则开、宝人于何处发其心光耶？”余愧谢曰：“此就後世人之病察脉拟方也。君问太高，须起李、杜、高、岑以答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