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

—— 鲁迅与周作人

周作人（1885—1967），又名岂明、启明、知堂。《新青年》团体主要成员，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曾为新文学的开创和发展做出过贡献。后堕落为汉奸。

周作人幼时生活，与其胞兄鲁迅相同，学历也差不多。十七岁时在鲁迅之后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毕业后通过出国留学生考试，于1906年随鲁迅之后赴日本留学，入政法大学预科，后改进立教大学。

在日本留学期间，除学日文外，还兼学希腊文，1909年他和鲁迅合译《域外小说集》，分两集在国内发行，但因采用文言文翻译，且译文呆板，十年仅销二十本，没有多大反响。

三年之后，与日本女子羽太信子成婚。于1911年回国，先担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半年后至绍兴中学教书四年。1917年与兄鲁迅到北京，初任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编纂，半年之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其时，被文科学长陈独秀邀为《新青年》编辑成员，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

教学之余，周作人继续译介外国文学作品，陆续在《新青年》发表，给沉郁的文坛吹进一股清新之风。1918年他编著的《欧洲文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使新文学作者开阔眼界，汲取艺术营养，推动了新文学运动。

周作人还先后撰写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还出版新诗集《雪朝》等，成为继胡适之后，白话诗的开拓者之一。他的诗意境新颖，清新活泼，表达作者对人生问题的沉思，当属那时无韵诗歌的范例。

周作人的散文创作自成一格，文笔富有独特风采，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有些散文针砭时弊，讽喻现实。如《碰伤》用反语嘲讽封建军阀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的丑行，于幽默中，显示作者的爱憎。但他更多散文是描写日常生活琐事或回忆往事，如《苦雨》《喝茶》等，其文笔舒徐自如，个性自然流露。与其兄鲁迅的深邃、冷隽而又炽热的散文不同，周作人的散文，有温暾而洒脱的闲适，又有略带苦味儿的幽默睿智和谐趣，郁达夫评价道：“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是湛然和谐。”周作人的散文一直影响着文坛和作家。

当“五四”高潮过去之后，周作人的思想渐渐变得消极彷徨，后来躲进自己的“苦雨斋”，远离了社会现实。到1927年鲁迅迁至上海后，周作人便与进步的文学阵营脱离了关系，“站在歧路的中间”，进而走上一条歧路。他的作品战斗气息日益淡薄，变得消极颓唐。

在抗日爱国运动风起云涌之时，进步文化阵营曾争取他南下，回到爱国阵线中来，胡适也寄诗规劝。周作人却无片言只语的回音。日寇侵占北京后，周作人从“苦雨斋”走出，投靠了侵略者，在人生道路上留下了可耻的记录。

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无颜见江东父老，过起隐居的生活。沾其兄鲁迅之光，靠写回忆哥哥鲁迅的文章（后结集《知堂回忆录》）苟活。对汉奸往事，回避自我解剖和自我批判，且作过多自我辩解，很难得到人们的谅解。在非理性的“文革”中，在无人向他告别的寂寞与苦痛中，悲惨而死。

周作人的一生，以悲剧色彩表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道路的复杂性、曲折性与深刻性。

（一）

鲁迅的母亲曾对许钦文的四妹许羡苏说过，在鲁迅和周作人小时候，一位高僧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语出《诗经 小雅 大东》。我国古代把早晨出现在东方天空之星叫启明，将黄昏出现在西天的星称长庚。实际上是同一颗星即金星。但不懂天文的周老太却说两星一早一晚升于天空，永不相见。以此暗喻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是命中注定。这或是宿命。

命中注定，难以采信，但来得突然，始料不及，却是事实。

1923年7月18日，鲁迅接到周作人的一封信，不长，故全文抄录如下：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鲁迅见信，曾“邀欲问之，不至”（《鲁迅日记》七月十九日）。于是26日，“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决心搬出共住的八道湾。六天后，大雨刚停的午后，“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逃出难堪的沉默。

谁料，十个月后的1924年6月11日下午，鲁迅“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两厢，启孟及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鲁迅日记》）。

鲁迅日记记载简约，据知情者说，周作人在骂詈激动之时，还拿起狮型铜烟炉，照鲁迅头上砸去，多亏在场人接住，鲁迅方逃一劫……

兄弟失和，以致“骂詈殴打”，令与兄弟二人熟悉的人，实在难以置信。

如果我们查阅兄弟二人的日记，丝毫看不出失和的细微征兆。就在7月18日周作人写绝交信前，兄弟间仍亲密无间。

5月10日，周氏三兄弟邀孙伏园，小治肴酒共饮。

5月26日，周作人治酒酬客，泽村、徐耀辰、张凤举、马幼渔等在座，鲁迅作陪。

6月3日，以鲁迅、周作人谈话为依据的《“面子”和“门钱”》一文，兄弟二人署名“两周氏谈”，发表在《北京周报》六十七期。

7月3日，周作人与鲁迅同往东安市场，又到东交民巷书店，以六元八角买回云冈石窟佛像写真十四枚、正定本佛像写真三枚。再至山本照相馆照相。

直至7月14日，才在鲁迅的日记中透露出端倪，“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周作人后来说，7月17日，日记有约十个字涉及与兄矛盾的内容，但被他“用剪刀剪去了”（《知堂回忆录》）。

周作人与鲁迅的失和真相，鲁迅至死未吐一字，周作人也一言不发。只有鲁迅夫人朱安和后来的夫人许广平说了一些情况，多纠缠于家庭间琐事。鲁迅三弟因离京去上海，未能目击现场，事后鲁迅、周作人也未对他谈及此事。他认为大哥二哥失和，非因政见分歧，而是源于家庭纠纷。

当事者皆守口如瓶且已殂谢，外人多是揣测，真相难以清楚，只能继续存疑了。

（二）

兄弟失和之后，鲁迅大病达一个半月。自此至1927年，在长达四年的岁月里，鲁迅自觉不自觉地在他写的文字里，流露出对兄弟失和的伤痛。老实说，鲁迅曾与不少友人反目，全然没有与周作人失和让他这般“眷恋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野草 颓败线的颤动》）的纠结于心。

就在失和一年后的1924年9月，鲁迅署名“宴之敖”辑成《俟堂专文杂集》，内有“被家里日本女人驱逐出去”的文字。1925年11月3日，鲁迅又写小说《兄弟》，载《莽原》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兄弟》以周作人在1917年在北京患病的经历为素材，揭露“我们就是不计较，彼此都一样”，所谓“兄弟怡怡”（《论语 子路》）的虚伪。

比起鲁迅对弟弟亲情的质疑，周作人则是用恶毒的咒骂，来发泄他对兄长的不满。就在兄弟矛盾公开化后的不几天，周作人在他的《自己的园地 旧序》中，重复了七天前他给鲁迅信中那句“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的话，表现了“受骗”的委屈，并表示“但我还在寻求”“蔷薇色的梦”，重新选择“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的愿望。就此与鲁迅分道扬镳。

时间发酵了周作人对鲁迅的怨恨。几个月后，周作人写了一篇《破脚骨》，显然是针对其大哥鲁迅的。其间有“破脚骨官话曰无赖”等恶语。以周作人的温文尔雅的名士风范，竟有如此粗俗的文字，足见其对鲁迅积怨之深。

“就这样，现代最具有智慧和独立个性，最相爱也最相知的兄弟俩，都为被最爱的人‘欺骗’与‘利用’的幻觉而痛苦得不能自制”，“这里毫无是非曲直可分，只能说是同样美好的人性，同样强大的个性彼此冲突，而不可解脱的悲剧”（《周作人传》）。

（三）

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反目，其是非曲直难以断定，但其悲剧的成因，却可探究。

鲁迅与周作人的生活历史并不复杂，起码比他们的文学作品要简单明了得多。周作人自幼是个听话乖巧的孩子。时逢国家动荡，家境也败落，再加上父亲早殁，十五岁的鲁迅、十一岁的周作人及更小的弟弟周建人与寡母相依为命。自古长兄如父，鲁迅肩有支撑家庭的重任。可以说，周作人的人生每一步，都是鲁迅设计安排的。他们少时一起到三味书屋读私塾，在自家百草园玩耍，大都听命于大哥，大哥是有权力和尊严的，弟弟偷偷扎风筝，他可以夺过踩碎。他让周作人进南京水师学堂，再东渡日本留学，一同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甚至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的婚姻，也是在鲁迅的支持下成就的。

鲁迅在蔡元培的举荐下，到北京教育部当佥事之后，仍是鲁迅托请蔡元培将周作人带到北京。兄弟二人同住绍兴会馆补树书屋。又是在鲁迅的推举下到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任编纂。研究周作人和鲁迅的人都清楚，他们兄弟是一起投入到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去的。但凡大选择，主心骨一直是鲁迅，往往是兄唱弟随。甚至，连卖绍兴故居，在北京购八道湾宅第，接母亲到京等，无不是兄长拿主意并亲手操办。周作人便养成一切听命于兄、信赖鲁迅的心理。

鲁迅在生活上，对周作人也是细心呵护。如1902年2月，周作人刚刚考上南京水师学堂，兄弟二人一起喝茶之后，晚上鲁迅又乘夜色给周作人送书，共同秉烛夜读过半夜，见沉沉夜半，鲁迅索性与弟弟同卧一床，天明时鲁迅方离去。这天下午，周作人依然盼兄长再来。不见，便“归而复作，灯光如豆，伴我凄清，对之凄然”。周作人日记中的十六个字，既见对兄的情感之深，又见对鲁迅依赖之甚。

大凡受别个罩于呵护之中的人，往往性格懦弱又乏主见，且孤僻冷漠。大凡与周作人多有交往之人，比如刘半农、钱玄同诸人，都认为周作人淡泊静雅，很少臧否人物。周作人却把自己温和的个性说成是“中和”。他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中说：“现在我们用了多种表面不同而于人生都是必要的思想，调剂下去，或可以得到一个中和的结果。”他似乎在为自己的冷漠，待人的冷意辩驳。林语堂却不这么认为，他在《记周氏兄弟》中有这样的名言：“周氏兄弟，趋两极端。鲁迅极热，作人极冷。”

很多时候，对待不少问题，周作人都跟在鲁迅之后，亦步亦趋。比如鲁迅对京剧极为厌恶，周作人便在《新青年》上发表他与钱玄同关于旧戏的通信，“论中国旧戏之应变”，称其“多含原始的宗教的分子”，断言“有害于世道人心”，“没有存在的价值”。随即在《人的文学》里，将旧戏列为“非人的文学”。

当对于《新青年》怎么办，陈独秀与胡适发生分歧的时候，周作人站在鲁迅一边，支持了胡适。这类事例不胜枚举。

周氏兄弟二人，在前半生充满了亲情，作为兄长的鲁迅一直关心和影响着周作人，他们的关系中，鲁迅一直是强势的，他是以无微不至的关心爱护着弟弟。但是，即便是兄弟间，强者往往也是无忌的，无忌的代价常常是弱者的尊严被漠视。“两个人都有天才”（林语堂）而非平庸者，被漠视者是会以他独特的方式，惩罚强者，这似乎是一种定律。在文坛，鲁迅更是以强势的姿态示人，思想犀利、文笔老辣、我行我素、纵横文学江湖，一生不曾退却服输。剑戟也常伤害自己人。对他一生有过大帮助的蔡元培、先他高举新文化运动大旗者胡适、连与他并无瓜葛小字辈的沈从文，他都未曾宽容过。

且举一例。1922年，在周氏兄弟的推动下，蔡元培特聘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来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并安排住在八道湾鲁迅家里。周氏兄弟遂与之结为朋友。那年深秋，爱罗先珂看了北大与燕京女校学生演的戏剧。看后，写了剧评曰，“在中国，没有好的戏剧”，接着感慨道，“没有戏剧的国度是怎样寂寞的国度啊”。不料，这种批评惹怒了青年学生，北京大学学生、后成语言学家的魏建功就在报上写了《不敢盲从》，予以批驳。

原来是很平常的事，却激怒了周氏兄弟。鲁迅便在《晨报副刊》（1923年1月7日）对演出的评价不同发表《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对这位大学生进行了鲁迅式的冷嘲热讽：“临末，我单为了魏君的这篇文章，现在又特地负责的声明：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在《鲁迅日记》1923年1月14日记有“寄伏园稿一篇斥魏建功”。或许鲁迅真的动了气。文章发表之后，日记有“午后往牙医陈顺龙寓，切开上腭一痛，去其血”的记载。

十天后，周作人也发表《爱罗先珂君的失明》（载1923年1月17日《晨报副刊》），告诫年轻学生要尊重别人。其中有几句话，值得玩味：“不要加以人身攻击，即使当做敌人也未尝不可，但必须把他当作人看。”温良的周作人，自然站在鲁迅一边，但面对年轻学生，似对鲁迅的偏狭刻薄也不苟同。由此可窥见周作人经常处于自我矛盾状态。

其实，周作人在鲁迅发文“斥魏建功”之后八天，他就对鲁迅对待学生的态度产生质疑。1月15日，他在《晨报副刊》发表散文诗《昼梦》，第一句便是“我是怯弱的人，常感到人间的悲哀和惊恐”，接着写他在胡同“遇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充血的脸庞隐过了自然的红晕，黑眼睛里还留着处女的光辉……”。突然写他对年轻人单纯的欣赏，难道与鲁迅那么轻蔑地“斥魏建功”无关么？

周作人清楚记得“五四”之后的6月3日，当反动军警与爱国学生、反革命势力与群众对立的时候，他毅然站到学生和群众一边。他勇敢地与刘半农、陈百年、王星拱等一道前去关押被捕学生的监狱看望慰问学生。虽被拒绝，其心系学生的表现，深受学生敬仰。当夜愤慨无眠，一口气写成《偶成》四首，对爱国学生表示“敬意”。随后的几天，在校门外已驻兵五棚的危险形势下，周作人仍至学校文科，后步行到前门内警察所前，见年轻学生举旗讲演，军警挥棒阻止，他欲上前支持，被军警拦住，周作人对士兵道：“那班人都是我们中国的公民，又没拿着武器，我走过去有什么危险？”说话间，军警的马队突然冲入人众……他不能容忍鲁迅这般轻蔑年轻人的言论自由。

那时，周作人在人们的心目中，已成为“五四”战士的形象，他的文章被认为是体现五四新文学的批判战斗精神的典范，为新文学的开道者之一。其影响和成就与鲁迅难分伯仲，甚或在某些方面还超过了当时的鲁迅。

这样一个在大时代浪潮里历练出的文化名人，岂能永远在鲁迅的翅膀下呢喃？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周作人，选择自由，理所当然，兄弟失和也就在所难免，尤其是一个向无产阶级转化，一个崇奉“个性解放与自由”，二者难以调和的时候。

（四）

周氏兄弟失和，看似事前毫无征兆之说，似可以讨论。

1922年3月31日，由周作人带头，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四人签名的《主张信教自由宣言》，发表在《晨报》上。“宣言”中有“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等语。以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宣言”在文学界及青年学生中引起不小的震动。而因有李大钊等人的介入，意味着新文化运动内部，将有分裂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抛开鲁迅，而鲁迅也未介入这场论争。周作人清楚，鲁迅未参与论争，是鲁迅知道，这场论争是“有中国共产党的背景的”（罗章龙《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与邵振青》）。

1922年11月4日的“剧评事件”，两个月后周作人写的《昼梦》，后来又写的《饮酒》等，已预示着他与鲁迅的感情风暴悄悄逼近。

有文章说“鲁迅塑造了周作人的‘汉奸性格’”，只说对了一半。鲁迅的包办和强势，导致兄弟失和，但周作人走向深渊——当了可耻的汉奸，则完全是他个人命运的选择，是周作人的历史悲剧。

人是复杂的，当了汉奸的周作人，与其人格委顿、道德弱化多有关涉，但作为一个“五四”的学人，其良知也未完全泯灭，他的灵魂也一直在苦苦挣扎，甚至在自我救赎。

为了出版李大钊的遗著，周作人是颇为出力气的。1933年4月，曾写信给曹聚仁（后因首次报道台儿庄大战而成名）说：

兹有一事奉询，未知能设法否？守常殁后，其从侄即为搜集遗稿，阅二三年略有成就，唯出版为难，终未能出世。近来滦东失陷，乐亭早已为伪军所占，守常夫人避难来北平，又提及此事，再四思维，拟以奉询先生，未知群众图书公司可为刊行否？其实文中所谈并不只一问题，不过分量似稍多，此节当可商酌，即全集选集有二办法可取也。守常一子一女均系旧学生，现长女星华亦在北平，如尊处可以商议，则当介绍与先生直接交涉耳。

群众图书公司是曹聚仁所办，故收到周作人的信后，就答应了。他又与周作人为研究出版事宜，如关于请谁题字、作序等几次通信。

周作人还提一个重要编辑原则：

守常遗文如能设法出版，最好；鄙意如不能全印，即选亦不妨，总之希望能不被删节，如删一二句则此篇反不如不编为愈也。

周作人提的原则，极有见地，保留李大钊文章的原貌而不被删改，至关重要。

曹聚仁后来找鲁迅为李大钊的文集作序，鲁迅复信曰：“惠函收到。守常先生我是认识的，遗著上应该写一点什么，不过于学说之类，我不了然，所以只能说几句关于个人的空话，我想至迟于月底寄上，或者不至于太迟罢。”《鲁迅日记》1933年5月7日日记曰：“得曹聚仁信，即复。”即指此信。后这篇《〈守常全集〉题记》发在《涛声》上，后收入《南腔北调集》里。

可惜，因太多曲折，李大钊文集最终未能如愿出版，但周作人对此事的贡献不能抹杀。顺便多说一句，鲁迅在信中说“不过于学说之类，我不了然”，可证明胡适与李大钊在讨论“问题与主义”时，鲁迅是没有站边的。

周作人曾多方照料李大钊的长女星华，甚至设法帮助李大钊的儿子光华同其姐星华，从北京安全转至延安。还尽力掩护李大钊次女炎华与其夫婿侯辅庭。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周作人与北京中共地下党和国民党方面有过联系，他曾掩护或联名保释国民党地下党人张怀、董洗凡等。

这当然不排除周作人在给自己留条后路的心思，但也不排除他对自己背叛祖国的忏悔和赎罪。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与兄长分道扬镳的周作人却沾鲁迅之光，逃过阶级斗争的风暴得以平静地写回忆鲁迅的文章生活。给研究鲁迅提供不少资料，他对于兄弟失和，无半点解释和自剖，让此成为悬案。周作人由边缘到中心，又从中心到边缘，不乏戏剧性的转换，不全关乎政治风云的变幻，更多反映中国知识分子文化性格所陷入的困境。纵观其沉瓜浮李的一生，却又未尝没有可寻绎的意义。

“文革”中的1967年5月6日下午四时，周作人悲惨而孤寂地告别了这个给他带来荣耀和耻辱的世界，他走得虽然凄苦，但他的灵魂是否安宁，不得而知。临死前，他开始读兄长的杂文，为了仇恨还是为了怀念，已无法求证。据三弟周建人回忆，鲁迅在病危之际，也是捧读周作人的著作。呜呼，斜阳余生，情何以堪！“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原本都是璀璨的星，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对此，我们只能空怀问天无语，无地埋忧的怜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