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间
无论是《最后的晚餐》真迹、大卫像的原作，还是米兰大教堂、巴黎圣母院，都弥补不了一些中国游客对欧洲的种种失望，他们更希望看到新的、快的、直接的、犀利的、刚猛的，而不是旧的、慢的、迂回的、隐晦的、含蓄的，而后面这些，恰恰是欧洲人珍视、试图保留和呈现的。
彭韧
在很多欧洲楼房里，老式的电梯都没有关门的键，只有开门的键，有的连开门的键也没有，欧洲人会慢悠悠地按下要去的楼层，然后耐心等待电梯门自己关上。但是有些性急的中国人经常会把开门键当成关门键来按。
专程从南京来欧洲旅行、购买奢侈品的林先生已经碰到过好多回这种事了。每一次，他的手指总是比他的脑子快。
“太不人性化了，还是美国好，全世界最大的奥特莱斯就在纽约郊区，一车坐过去，逛一天，什么大牌都买到了。”
对林先生来说，他的欧洲之旅一直有些磕磕碰碰。即使在他这种并非生活在中国最一线城市的人看来，欧洲也显得有些老旧和过时了：人们懒惰、经济衰败；除了奢侈品折扣店，其他地方都吸引力不大。但就连奢侈品折扣店，开门的时间也相当有限，使得每周末和晚上总有大把的时间，像林先生这样的中国游客“想花钱都没地方去”。
“商店老关门、工人老罢工”，这是中国游客在欧洲最常见的抱怨之一，其他常见抱怨还包括“墙角总有一股尿骚味”、“到处都是扒手和骗子”、“不像个发达国家的样子”。
无论是《最后的晚餐》真迹、大卫像的原作，还是米兰大教堂、巴黎圣母院，都弥补不了一些中国游客对欧洲的种种失望，他们更希望看到新的、快的、直接的、犀利的、刚猛的，而不是旧的、慢的、迂回的、隐晦的、含蓄的，而后面这些，恰恰是欧洲人珍视、试图保留和呈现的。
这种“文明的冲突”在中国人的欧洲之行中无处不在，难怪美国《纽约客》杂志的驻京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会选择参加一个华人欧洲旅行团来观察中国人，他们在卢浮宫里一路狂奔，因为导游指示：“时间有限，只够看镇馆三宝”，最后他们圆满完成了见到三宝的任务，但没在其他任何艺术品前驻足停留。
在一些中国人眼中，意大利是一个衰落中的欧洲二流国家。钟情于意大利的策略分析师李淼在网上愤怒地反驳：那些说意大利是一个二流国家的人，根本就不懂得意大利。而在意大利生活了近20年的邓京红对“意大利人与中国人十分相似”这个说法的回应是：“是的，我们的缺点非常相似，但是和意大利人的优点比，我们还差得远。”
那么他们的优点是什么？邓京红用机械制造为例说明，中国制造企业成长的速度太快了，以至于他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善于制造但称不上精于制造、乐于制造。中国一些企业做事的典型方式是：你告诉我怎么做，然后我给你货；而意大利人的做事方式则是：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来思考怎么实现。从制造模具一直到优化产品，他们不但制造产品，还享受过程，尽管这种乐趣在这个世界有时候会显得比较奢侈，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这也就是欧洲经济危机所具有的两面性：等经济形势好转，意大利人乃至欧洲人积累下来的品味和创意还是可以在全球市场获得高溢价，这一思考方式并不会因为经济不景气而受到损害；经济不好，也许仅仅通过冰冷的经济数据来看，欧洲已经是“哀鸿遍野”，但整个8月，意大利人都在悠闲地度假——他们对于工作、人生的闲适看法缓解了经济危机对人的心理造成的冲击。
从全球化的趋势看，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的中国人跟我们所见的欧洲人其实会越来越相似：中国的年轻人对闲暇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他们将会在父辈所积累的财富上逐渐找回个性自由，并进行对自身、社会的反思；而欧洲年轻人也可能会一改在父辈所打下的基础上无所事事的现状，穷则思变，越来越勤快。人们始终只是处于不同代际间的循环中而已。
这正是我的意大利之行的感受：经济危机下，人们生活得未必不幸福，而在没有经济危机的社会里，人们的幸福程度也未必和GDP成正比。而古老的欧洲文化中所蕴含的智慧，对于正在积累财富的大路上埋头狂奔的中国人来说，始终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中国人来了
理发只是华人在意大利进军的若干行业之一，在服装业、采石业等行业，中国人都赢得了一席之地。除了吃苦耐劳，他们的秘诀是：灵活机动，效率优先。
彭韧
8欧元，这是北米兰圣乔瓦尼一家华人理发店男子剪发的价格。一个欧美人和一个经济学家第一次看到这个价格时可能都会感到震惊。在欧美这些人力成本高的国家，随便剪个头发就要30到50欧元，讲究点的100欧元都下不来，8欧元实在太低了，他们都不好意思不多给点小费；而对于一个经济学家，这个价格可能会动摇他的世界观。
在国内经济系学生所必修的《国际贸易学》里，有一节专门解释了商品和服务在不同国家之间的价格差异。商品由于相对便于流通，国际贸易最终会让各国相似商品之间的价格趋同，而相比之下，服务由于难以流通，价格会保持比较大的差异。经济系老师在讲授这个概念时，往往就会以理发行业为例来说明。这一理论是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之一，它遵从逻辑，同时也符合现实，令人难以置疑。但在意大利，这一看似坚固的理论岌岌可危。意大利的华人发廊将理发价格拉低到了原来的1/4，甚至1/6、1/10。
周六晚上9点，圣乔瓦尼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已经关门，但推开这家名为“Nadia”发廊的大门，仍然有四五个人在坐着排队。意大利名字叫Nadia的女店主是温州人，她招呼我坐下，我问她我要不要晚点再过来，Nadia告诉我，用不着，马上就能轮到我。果然，三个理发师片刻不停地刀剪翻飞，店主也亲自为顾客修眉、吹干头发，不到一刻钟，在我前面坐着的四五个人就已经全部剪完。
一位四十多岁的师傅示意我坐到椅子上来。我还没坐稳，师傅已经用电推子给我推掉脑袋后的一大半头发了。“您不问问我怎么剪么？”我说，师傅这才指着墙上一张“经典唯美原创发型图集”让我挑，我看着那些与20世纪80年代台湾地区小虎队成员似的发模，扫了一圈后说：“照着原来的剪短点就行。”
师傅一边麻利地推着头发，一边向我解释，意大利人的剪法可能是从一开始就一剪子一剪子地剪，而他的剪法是先用电推子推出个大概齐，然后再细剪几刀。“我们要是像意大利人那样剪就挣不着钱了。意大利人慢工细活，我们是以多取胜。”
没说上几句话，我的新发型已经完工了，整个过程还不到五分钟。除了一个烫发的姑娘还得捂着头等会儿，我差不多是今天最后一个顾客。老板娘开始盘点今天收到的小费，仅周六一天，这家位于米兰郊区的理发店光小费就挣了130欧元，我问老板娘生意是不是天天这么好，她说今天是周末，不过平时也不错，“因为我们的师傅技术好。”
剪完头，我去理发店旁的冰激凌店买了一瓶水，这家店是整条街除了理发店外唯一还开着的另一家店。刚好路过的理发店老板娘看到我，又跟我打了个招呼，告诉我这瓶水不用付钱了，因为这个冰激凌店也是她的。
聊了几句后，老板娘Nadia还邀请我第二天去米兰的华人街“Paulo Sapi”一起吃火锅，大家AA制，条件是“如果我们能提前一个小时下班的话”。
理发只是华人在意大利进军的若干行业之一，在服装业、采石业等行业，中国人都赢得了一席之地。除了吃苦耐劳，他们的秘诀是：灵活机动，效率优先。虽然说中国人人力成本低，但是在欧洲生活的成本摆在那儿。
低价格和高效率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没有速度，价格也不会这么低。因为每天剪的头发多，这些温州发廊挣的也不比意大利发廊少。
在中国劳工到来后，巴纽洛·皮埃蒙特地区的意大利石场主的生意增长了几十倍。他承认中国劳工是他见过的最好的雇员，他们从来不耍滑头，也不要求预支工资。他也不是没试过雇佣意大利人，但是那个人第三天就因为腰痛回家了，就连罗马尼亚和摩洛哥人都干不了，只有中国人，他们一年只休息4天，只要给他们一把凿子他们就开始工作，就像一台人体永动机。唯一的烦恼是，只要别人多给哪怕一个欧元，这些工人就会跳槽。
他曾经按照法律要求禁止这些中国人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时，但这些工人晚上就开始收拾行李准备走人，因为他们觉得，不加班的时间纯属浪费，也挣不着钱。
对于那些在意大利发廊工作的人来说，中国人的确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意大利从20世纪50年代之后就成为了一个发达国家，即使从事剪头发这种门槛不高的劳动，也能够得到一份体面的生活，当然，如果你技艺精湛，获得的收入甚至可以跟高级白领媲美。
在中国人到来之后，首先受到冲击的是那些手艺一般的普通本地发廊，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就连原来的高级发廊也开始受到影响。意大利人对此应对的方式是通过商会和行业协会来向政府施加压力。“他们就是慢惯了，快不起来。”一位在米兰学服装设计的台湾地区留学生说。在中国人到来之前，他们的确也没有太多要快起来的压力。
“中国速度”
意大利人有深厚的技术底蕴，中国人有高速成长的市场，资本希望将这两者联系得更紧密。
彭韧
中国人的到来给意大利本土服务业带来了“加速”的压力，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更显示出“中国速度”，中联重科对意大利CIFA公司的并购被认为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速度是一种可怕的竞争力。在过去5年间曾经去过长沙30多次的意大利CIFA公司CEO戴维·齐博拉(Davide Cippola)眼中，长沙是一个位于中国南方的重工业城市，气候潮湿，食物辛辣。
CIFA所在的混凝土机械领域，他们的最强竞争对手中除了德国企业，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两家公司总部都在长沙。去年，戴维还在长沙希尔顿酒店惊喜地碰见了他的意大利老乡：与广汽合作重新进入中国市场的菲亚特也将新厂址设在了长沙。
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沙人，我所知道的是，长沙也许是国内工业基础最薄弱的省会城市之一，这个正在申请“世界工程机械之都”称号的城市，在20年前几乎就没有像样的重工业企业。
跟大多数从外贸加工起步的中国制造企业不一样的是，中联重科的前身是长沙建筑机械研究院。1992年，中联公司才成立，当时还是机械研究所所长的詹纯新看到了建筑机械行业巨大的市场前景：全世界将近一半的建筑工地都在中国，如果能用较低的价格替代价格高昂的进口机械，市场潜力将难以限量。巨大的市场红利让后来者迅速超过了历史悠久的领先者。
2001年，中联重科以1000万元并购了日资控股的百年老店英国保路捷，但在吞并全球混凝土机械行业排名第三、拥有80多年历史的CIFA之前，中联重科还是有些犹豫。以懒散闻名的意大利人好管理么？中联能够整合技术实力深厚的CIFA吗？而CIFA公司的工人也坚决反对将这家拥有80多年历史的企业卖给中国人，因为谁也不知道中国人会想拿它做什么。
詹纯新飞到了米兰亲自上门看了一看CIFA。“米兰的罗马大道，看起来就像我们的黄兴路，也是到了晚上十一二点，夜宵生意还好得很。”中联重科的一位副总裁甚至觉得，意大利话跟长沙话有点像，都是又大声又急速，听起来像吵架。而意大利人也不是他们印象中的懒散，在干活的时候，他们反而有点像严谨的德国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技术让人真是没话说。”
在此次并购中，双方背后的投资者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联重科的战略投资者是联想旗下的弘毅投资，在麦肯锡咨询为弘毅投资筛选的中国最适宜进行并购投资的10个行业中，建筑机械行业是排名最高的几个行业；而意大利持有CIFA股份的私募股权，则认为CIFA无法靠自己扭亏为盈，这些意大利企业有着深厚的技术积累和声誉良好的品牌，但是人员和财务负担太重。2008年9月28日，中联重科在公司成立16周年的纪念日上，以几亿欧元的价格如愿以偿并购CIFA。
CIFA现在是中联重科混凝土机械事业部下的一家公司，产品主要销往中东和北美，现在再回想起这段艰难的磨合经历，CIFA公司CEO齐博拉只是平静地说：“时间能改变一切。”直到今天，中联仍然让意大利人自己来管理，CIFA的意大利工程师则在长沙的中联工业园帮助他们组装机械。中联重科所在的工程机械领域是一个大众不熟悉的产业。但在工信部2011年的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名单上，这家企业与三一重工一起名列中国企业前十，跟他们并列的，是百度这些互联网公司。泵送水泥的高度是工程机械行业的硬指标之一，在中国，不断增高的摩天大楼提升着对泵送水泥高度的需求，而CIFA帮助中联完成了一项泵送水泥高度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戴维给我展示了一张照片，在照片中他骄傲地与中联管理层并肩而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