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应该最富于想象的作家，倒常常是最不富于想象的。
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非但不敢将一写成二，更甭说让他将二写成一百、一千、一万了。那老实，让人感到笨拙，那呆气，令人为之痛苦。很长一段时期，我的任务就是读小说，读到我视力下降，读到我头晕眼花，读着读着，我坦率地讲，有时连上吊的心都有过的。我常常心生疑问，我的这些可敬的同行们，想象力到哪里去了？
相反，在中国，最不应该富于想象的统计报表人员，却是才气洋溢的一群。别看阿拉伯数字，1就是1，2就是2，来不得半点虚假，但他们却能浮想联翩，渲染夸大，甚至无中生有，那想象力真让我们为作家者钦服万分。
这或许是六十年风水轮流转，会计倒是作家的料，作家却最适宜去当会计。
一个只会写一，不善写二的作家，叫本色作家。如同一个只会演自己的演员，台下什么样，台上什么样，叫本色演员那样，是一个道理。在中国，本色演员多，本色作家好像更多。因此，电影的不景气，文学的不振作，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吃亏在这个本色上。
本色，并无不好。有的演员，连本色也演不好，有的作家，甚至本色也写不成个气候呢！写了一辈子了，学生腔；写了一辈子了，耍贫；写了大半辈子，总是吐那点子苦水；写了一辈子了，如苏联歌曲唱的：“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因此，能将本色演出来的演员，能将本色写出来的作家，也就难能可贵了。
话说回来，没有一个男演员，不想达到劳伦斯·奥立佛的成就，没有一个女演员，不以嘉宝、褒曼，和那位奥黛丽·赫本，来期许自己的。正如一个作家，没有一个以当三流作家，以当文坛小八腊子，为终生奋斗目标的。不管这位作家真大或者真小，真不大或者真不小，都有一个大师之梦，都有一份不朽之想。因此，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只有本色，而无其他，就有很大的局限了。
一个作家，不会，也不应以本色满足。只守着一棵树，一辈子抱着这棵树，那是没有什么太大前途的。最后，果子光了，叶子光了，只剩下秃秃的树杈，除了在那上面拴根绳子，吊死自己外，焉有它哉？
只有突破自己，找到本色以外的宽广世界，才能得到更大的写作空间。这个从本色跳出来的飞跃过程，如蜕蛹成蝶，如鱼化为龙，从量变到质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想象力。
没有想象力，最好当会计，而有想象力的会计，最好当作家，这才各得其所。总而言之，想象力，是作家安身立命之所在。
演员也好，导演也好，各个门类的艺术家也好，也是同样的道理。
数年以前，美国有部惊悚大片，在全世界上演，轰动一时。故事情节再简单没有，一位钓鱼爱好者，在纽约的长岛垂钓。那天风和日丽，波澜不兴，是最适合户外活动的好天气了。钓鱼者当然不止他一个，大家相安无事，各自享受清闲。这位主人公安顿好了一切以后，把装好了饵的钩，甩了出去。在海边垂钓，通常是要用鱼来做饵的。看来这是一位行家里手，闪闪发光的饵鱼，和同样闪闪发光的尼龙丝，竟甩出去好几十米远。那抛物线的半天圆弧里，可以看到那两座如今已经化为乌有的世贸大厦。
这位钓鱼者很幸运，马上感觉到有鱼在咬他的钩。根据其拉力，那是一条相当可观的大鱼。因为他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钓具，于是，一声“help me”，在场的同好，都放下自家的鱼竿，纷纷跑过来，帮助这位差点被鱼拖进海里去，快活得合不拢嘴的幸运儿。
众人七手八脚一阵忙，那条上钩的鱼终于拖到了岸边，总有一百多磅的样子。还没有来得及高兴，一场可怕的场面出现了，因为这条马上就要到手的猎物，却成了海水里另一条巨无霸紧追不舍的饵。当这个庞然大物从水里站起来的时候，只有“排山倒海”这样的形容词可以形容了。大家终于认出来是一条身体巨大无比，脑袋小得可怜的蜥蜴，一步一步向陆地走来。呵！天！好端端的纽约，一座世界级的大都市，被这个怪物搅了个一塌胡涂，差点给夷为平地。
这个一座高山似的蜥蜴，叫Godzilla，音译名叫“哥斯拉”。这个好莱坞设计出来的巨无霸，其电影形象的构思者，想象力之丰富，很令人钦佩。但美国版的《哥斯拉》，并不讳言是根据日本的《哥斯拉》而来，这个创意，不是美国货，所以连蜥蜴的名字也没改变，表明对于原作的尊重。在日本的片子里，那触目惊心的丑八怪形象，也叫你不得不叹为观止。它站立起来，有东京塔那么高，它行走速度，超过日本新干线。于是，这条横行无阻的“哥斯拉”，在东京所制造出来的混乱，不亚于当年的关东大地震。
这部片子在香港演了，不知道内地引进没有，但DVD是有的。有一次，碰到几位习惯从外国文学作品和外国影片汲取创作灵感的朋友，高谈阔论，盛赞这部奇思怪想的美国大片，虽然并不认为其艺术上多么高明，但是众口一词，都觉得那想象力太高明了。有一位，还加上一句：“真他妈的服了！”
然而，日本版的《哥斯拉》，敢说是原创吗？
在中国上古时代，公元前二百年，有一位叫做庄周的漆园吏，躺在他家的小院子里，仰望着天空里悠悠飘过的白云，浮想联翩，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犊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陷没而下，骛扬而奋鳍，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以北，莫不餍若鱼者。（《庄子·外物》）
《庄子》，又名《南华经》，一部古老的哲学著作，也是一部古老的文学著作，早成为人类的文化财富，无所谓知识产权保护。老人家也不会介意那位日本的电影人，从他那儿得到《哥斯拉》的想法。反正他已经两千三百多岁了，除非那位日本电影人三千岁，这最终的版权，不论告到哪级法院，庄周都是胜者。假如这是一场想象力的友谊大赛，这位战国初期的哲学家，这位想象力极为丰赡、肆张、奔放、纵宕的文学家，是理所当然的冠军。
这三种版本中的巨无霸，美国版和日本版的《哥斯拉》，夸张其对于现代文明的破坏，而庄周笔下的那条相当于半个中国大的鱼，却成为人们的盘中餐。这两种处理方式，说明在庄周那个上古时期，人类揾食之难；而到了美、日现代资本社会，物质的占有，欲望的扩张，反倒成为这个世界的负担，于是，便以蜥蜴的疯狂践踏，来宣泄对于城市森林的憎恶。
这大概就是不同的经济基础，不同的上层建筑了。
庄周所在的蒙城，一说为安徽的蒙城，另一说为河南的商丘，均属中原丘陵地带，离海很远。也许“本色”的庄周，从未有机会参加旅游团，到海南岛三亚，在天涯海角留个影什么的，甚至终其一生，未必见过真正的大海，是个什么样子？他在漆园当小吏时，守着涡河，那河里也未必会有太多太大的鱼，应该说，此老比较土鳖。然而，这一切，并不妨碍其想象力的纵横驰骋，在他的著作中，开明宗义，一上来就写一条叫做“鲲”的鱼。
想象力，一旦冲决出本色约束，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其形象思维的运动过程之中，愈是无羁无绊，愈是无系无定，智慧的爆发也愈是精彩绝伦，气势磅礴。所以我们后来的中国人，对他那不可一世的笔墨，除了张口结舌，除了五体投地，除了为我们想象力之迟钝，之凝滞，之萎缩，之干茄子化，而抱愧万分外，只有望洋兴叹，夫复何言之感。
看来，此老对鱼，情有独钟。这条鱼比任公子钓的鱼，大得邪乎，真亏这位老先生想得出来。
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曰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庄子·逍遥游》）
作为文学家的庄子，能梦见自己化为美丽的蝴蝶，说明他脑细胞活跃非常，这把子年纪，能这样浪漫，颇不可思议。但不幸的是，作为正常人的庄子，常常无米下锅，自然也就无粮进肚，锅无肚无，鼓盆而歌，歌了半日，也不能充饥，只好到魏文侯那里去贷米度日，这当然很惨。我不知道他的太太，是否与他一样，同抱“无为”的哲学观点，同持“无己”的人生态度，如果她不怎么认同的话，一家人的政见不一，庄周穷而弥坚，不仰附于人，就更值得尊敬了。
因为，他已经辞了漆园吏，无饷可拿，接着，又辞了楚庄王相，有钱不拿，铁定心要守穷到底，这就只有古板的古人，才能具有的风格了。今人通常不会那么傻，眼看使者摆放在面前的一镒镒黄金，而不动心是不可能的。可他却说：“谢了你们大王这份好意，我宁做一头孤独的老猪，也不愿成作为祭坛上的牺牛啊！”
这样，享受到无比自由的庄周，物质世界非常贫瘠，精神世界却非常宏富。于是，“心如泉涌，意如飘风”，发挥出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后来的中国，像春秋战国，诸子百家，那些令人震惊的奇思妙想，却不是很多见的了。屈原那时代，李白那时代，还能产生出让我们眼睛为之一亮的光彩；20世纪以后，说句不好听的话，作家的数量在增加，作家的想象力却在下降，有些作家连本色也弄不好了，只剩下不三不四，这是令人不能不感到诧异的。
为什么，后来的中国文人，会变得如此拘束，拘谨，拘泥，渐渐失去先人们那张扬的想象力，那鲜活的生命力，那坚定的自信力，和那源自传统精神的原动力呢？
第一，中国的重史轻文，史贵于文的文化性格，束缚了中国文人的想象力。
这就得先从“小说”这个词汇，最早见于书面文字的这段《庄子》引文说起。“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庄周所说的这个小说，不完全是现在所谓的“小说”，只能说是具有后来小说的萌芽。在他看来，小说不过是浅薄的道理，琐屑的言谈，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无论怎样加以修饰，也不可能求得高高的美名，而这种东西对于通晓宏大的道理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那是差得很远的。
在班固的《汉书》里，我们又看到了在中国文字中初次出现的“小说家”这个词汇。在他看来，“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那口气相当蔑视，就像旧时官绅老爷看待剃头的，修脚的，搓澡的，擦背的仆役佣工一样。
所以，在中国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中，从官方到民间，文学是旁门，史传才是正宗，甚至连文人自己也瞧不起自己。
崔念陵进士，诗才极佳，惜有五古一篇，责关公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此小说演义语也，何可入诗？何屺瞻作札，有“生瑜生亮”之语，被毛西河诮其无稽，终身惭愧。某孝廉作关帝庙对联，竟有用“秉烛达旦”者。俚俗乃尔，人可不学耶？（袁枚《随园诗话》）
这时已是清代了，文学作品到了如此深入人心，如此家喻户晓的地步，仍然是狗肉不上席，好像后娘生的，坐不到正位上去。小说家言，写进诗里，被人笑掉大牙，能不让罗贯中、施耐庵寒心嘛？由于把史传抬得很高，把文学压得很低，史传的写实性，求真性，被置于尊位，牛皮得很。文学的虚构性，演绎性，则视为不入流的东西，只有自惭形秽的份。这种史传文体的发达，这种实录文风的提倡，实话实说，事事有据，所录所记，字字有本，不妄测一事，不枉增一言，长此以往，作家若要循着史官的路走下去，岂不成了法院庭审时的笔录员吗？
第二，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统治，阉割了中国文人的想象力。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文人的残暴肆虐，动辄获咎，言论致罪，文字有狱的高压政策，对一部分文人的伤害，成为绝大部分文人心头的阴影。清人龚自珍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的这个“畏”字，正是这种恐怖统治，对中国文人想象力起到戕害作用的写实，从历史的宏观角度考察，文人想象力被阉割的不幸命运，应该是从南宋以后逐渐钝化，逐渐弱化，逐渐像晒干了的茄子那样蔫化下来的。
在中国大历史的框架中，基本可分为两截，自汉至唐，中国人的基本主张，为放，是睁开眼睛向外看。汉以这份气度，做大事业，唐以这份气度，有大格局。一个民族，有这份气度，显得宽容，一个国家，有这份气度，显得发达，在这样的宽容，发达，气象万千的气度下，一部文学史，自然显得气象万千，中国文人的想象力，自然也无边无沿，无垠无限，显得大手笔、大文章的华彩万状。
然而，自宋至清，中国人的大政方针，是收，是堵住双耳转身向内。向内，必保守，必收敛，必自闭，必封锁，虽然，元朝曾地跨欧亚，明朝曾屡越重洋，清朝曾大拓疆界，但绝无汉唐向全世界袒露胸怀的盛世气度。在这种龟缩政策下，拒绝变化，抵制改革，害怕革命，敌视自由，对一切外来事物，坚决阻隔，唯恐民知民闻；对一切不同的想法，当作异己，必除之而后快。这样下来，中国文人的想象力，还有什么伸展的余地？
所以，面对强敌入侵，局限江南一隅，四面楚歌的弱宋衰世，二程的虚假道学，朱熹的伪善理学，在这种大背景和大形势下，应运而生，成为那个衰朽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大凡一个苟延残喘的政权，一个朝不保夕的统治者，必然要禁锢思想，桎梏自由，扼杀浪漫，铲除精英。而要达到窒息整个社会生气的目标，就需要这些理应躺在太平间里的狗屁不是的僵尸，成为大摇大摆的，吆五喝六的，煞有介事地坐在尊位上的腐儒，在思想领域里为他们维护这份统治。
先让你在精神上奄奄一息，还用得着什么想象力吗？清初思想家颜元，有过一针见血的说法：
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也。（《朱子语类评》）
本是一条活鱼，被腌成咸鱼以后，鱼还是那条鱼，但已经是条死鱼，臭鱼，中国人都被封建礼教捆绑得了无生气，中国文人的想象力，还有任何翕张的可能吗？这也是明清以后，中国文人失去了灵活之气、壮伟之气、阳刚之气、生龙活虎之气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这么多年以来，在中国文坛上，庄敬自强的大雅之音，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典雅风流的璀璨文章，汪洋恣肆的壮丽史诗，成为可遇而不可求的鲁殿灵光的根本原因。
想象力成为晒干了的茄子，文学也就到了终结的日子。
第三，中国这块土地上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思想，局限了中国文人的想象力。
文学，某种程度上说来，是作家想象力的竞赛。“燕山雪花大如席”，李白只用这一句，便把沸沸扬扬的漫天大雪，那种逼人状态写活了。白居易谪贬九江，听到艺人弹奏琵琶，他用“大珠小珠落玉盘”来形容音乐的质感，每读到此，常惊叹诗人想象力的丰富。如果，我们从唐宋八大家的官场跌宕，文学生涯，生活积累，学养成就来看，他们都是在跳出庄稼人的唯实主义，规范习性，本分思想，小农算盘，跳出拴在这块土地上生于斯、死于斯的狭窄空间，才有可能生出惊世骇俗的想象力来。
这就是庄子在其名篇《逍遥游》中所写到的那两个自得其乐的小动物了。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返，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
蜩，即蝉。学鸠，即灰雀。隔树交谈，高声朗语，既快活，又欢畅。这一个说：“你飞到我这里来，我飞到你那里去，不过咫尺，一跃即至，干吗一飞就是九万里呀？有毛病不是？”那一个说：“飞千里之遥，光粮就得准备三个月，累不累呀？”于是，在榆树和枋树之间的这两位，奚落了鲲，嘲笑了鹏，满足得不行，幸福得不行。其沾沾自喜，其得意万分，也就明白我的某些同行，之所以想象力匮乏了。
既然把自己的全部想象功能，定格在榆树和枋树之间，能指望蜩和学鸠所写出来的作品，那意象，那境界，那视野，那幅员，能拓展出多大的局面吗？正如《淮南子》所说的：“井鱼不可以语天，拘于隘也。”其视也卑，其思也微，其见也下，其明也昧，那想象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代中国作家，很难说其不努力，不敬业，很难说其以写二等品，以当二等作家就满足，很难说其不想五洋捉鳖，四海捕鳌，弄一条巨无霸上来。每个作家，都有一个大师之梦，都有一份不朽之望。然而，为什么这些可敬的同志们宵衣旰食，废寝忘餐，一网不捞鱼，二网不捞鱼，三网也才不过捞起一条小尾巴鱼呢？
问题就在这个最古老的最原始的“哥斯拉”故事里，庄子道出了隐衷：
已而后世辁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可与经于世亦远矣。（《庄子·外物》）
“揭竿累”，拿着小鱼竿，“趣灌渎”，守着小河沟，“守鲵鲋”，志在小鱼小虾，“其于得大鱼难矣”。
于是，想象力到哪里去了，也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