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1925年写过一篇《过客》的散文。后来，他又说：“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也还在寻求。”
他的寻求，也是所有的人在其行走的一生中，都会有过的同样感觉。正如他笔下的那位过客，我们都会有歇一下腿，喝一口水的片刻。尤其在这世纪之交，展望未来，回顾过去，思前想后，应该是不无裨益的事情。
19世纪结束的1900年，为光绪二十六年，这一年的北京城，到处是义和团。20世纪开端的1901年，为光绪二十七年，这一年的北京城，到处为八国联军。上一个世纪之交，是在一段羞辱的历史中更迭的。
那时的中国，已经成了一具箍不牢靠的水桶，将要散架，危哉殆哉，很不令人振作的。一位名叫佩雷菲特的法国作家，在《停滞的帝国》一书里，这样描写他在中国的旅行所见：“遍地是水稻和纵横交叉的沟渠”，“人粪熏臭了中国农村”，“男人和女人的衣着没有区别，一律都是蓝布衫，宽袍长裤。男人只留一绺长辫外前额都剃光头”。如果这位洋人深入地了解，就会发现这具水桶漏水散架的原因，并不是人们头顶的那根辫子，更多的应该归咎于中国人磕久了头以后，磕得十分麻木的精神状态。
那时到中国来的外国人，首先会看到的，一个最典型的中国动作，就是扑通一声跪了下来的磕头。所以，kow tow一词，也是最早进入西方辞语体系里的音译汉语。我手头的一本《朗曼英语辞典》里，是这样解释kow tow的：“a former Chinese ceremony of touching the ground with the head as a sign of respect， of yielding， etc.”大意是“将脑袋触到地面，以表示尊敬或者臣服的一种古老中国礼节”。
这种拂袖，屈膝，俯身，弯腰，低头，触地，立刻比被磕的对方矮半截的三跪而后九叩，是最令人气沮的屈辱性礼节。几代人磕下来，不但磕掉了独立人格，磕掉了自我尊严，也将中国人磕成精神上的侏儒。在跨进上一个世纪之门时，这些拖着辫子的侏儒，比那幅破烂帝国的糟糕画面，更不可救药些。
固然，贫穷很可怕，但愚昧比贫穷更可怕。贫穷只是物质上的匮乏，而愚昧形成的奴化，则是心灵和身体的双重扭曲。匮乏的物质，只要用心，几乎不需一代人的努力，就可大有改善。历史上有的朝代，只不过给老百姓数年的休养生息，就可以达到丰衣足食的程度。而磕久了头以后的那种麻木的奴才劣根性，就非一时半时所能疗救的。
所以，鲁迅先生在日本仙台读医学专科的时候，终于决定投身文学，立志要医治中国人的心灵，这种先知先觉的精神，也许可以称作上一个世纪初，那晦暗的黎明时刻，一丝闪亮的晨曦。也许，这就是20世纪最初的希望之光。虽然现在，咒骂鲁迅，是一种时髦，如果，没有希望之光的启蒙，如今这些骂鲁迅的老少爷儿们，还不照样磕头如捣蒜？
我记得，1949年的秋天，到达解放不久的北京，东单还是一片摊贩林立的杂货市，脏乱不堪。南边的东交民巷，犹可以看到清代这片使馆区，后墙上留有向外射击的黑洞洞的枪孔。那是光绪二十六年，发生在北京城里，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物证。后来，翻阅史料，才知道，就在这段墙外，堆满了英勇进攻而牺牲的义和团员的尸骸。虽然我站在那里，已是劫后五十年后的事，但那种被欺凌的屈辱感，并不因时光流逝，就能抹平心中这份国耻记忆。然而，我也深感悲哀和不解，那些庄稼汉造反了以后，仍旧要朝老佛爷磕头，然后相信一纸神符，一碗圣水，就可以刀枪不入，扑向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义无反顾。
磕头，把人磕成了傻子，在文学界，至今还有类似的傻子，跪在洋偶像面前，五体投地，膺服备至。然后，调转脸来，像《阿Q正传》里的假洋鬼子，自以为得了真传似的，吓唬中国老百姓。他们看不起这位启蒙者，说鲁迅作品里，缺少有价值的思想精神，故而在西方世界里，未能产生什么影响。其实，除了马克思学说弄得中国翻天覆地之外，西方世界里的那些经典的，现代的，后现代的思想家，在中国的流传，不也仅局限于相当狭窄的学术圈子里，与老百姓浑不相干吗？不过是坐而论道的腐儒空谈，与现实脱节的学术手淫而已。
所以，别看时下不磕头了，不等于没有傻子。
回头去看，时光荏苒，距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的庚子年，已足足一个世纪了。也许因为世纪交迭的缘故，报纸上、书刊上，出现很多回首往事令人心碎的篇章，回眸昨日不堪一睹的印象。有一天，我看到登出来的一帧毛骨悚然的照片，不由得一怔。背景为前门箭楼，一些耀武扬威的八国联军士兵，正一把扯住好几个光着脊梁、露着臂膀的义和团员的辫子，用大刀屠杀着。一些被砍下来的头颅，就滚落在不远的地上。我想，照片上那些跪着的骨瘦如柴的同胞，任人宰杀的一脸麻木，与鲁迅在日本求学期间所看到日俄战争纪录影片中，被处决的中国犯人的面部表情，应该是相同的。
19世纪，积弱的中国所以被列强蹂躏，固然弱在国力上，弱在军事上，弱在清政府的无能和官员的腐败上，其实，某种程度上说，也弱在中国人被封建社会奴化了的心理质素上。中国人脑袋上的辫子，可以在一个早晨全部剪掉，但心灵上的那根辫子，却根深蒂固，还会在被人一把抓住的时候，流露出既不知何以生，更不知何以死的那种画面上见到过的麻木表情。
所以，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只不过推翻了封建王朝的体制，虽然，从此以后，不再朝活着的人磕头了，但这场革命作用于中国人精神方面的觉醒，还是有赖于稍后几年的五四运动和那场文学革命，一潭死水的古老中国，托天保佑，总算才出现一些变化。倘无这场启蒙运动，倘无德先生和赛先生，说不定读书人，还得赵钱孙李，周武郑王，子曰诗云，之乎者也；还得八股文章，秋闱应试，千里迢迢，上京赶考。像《儒林外史》里的范进，考到最后发疯为止。如果幸而被胡屠户一巴掌扇好了，那无休无止的磕头生涯，也会磕成一名彻底的侏儒为止。
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使中国人明白，磕头如捣蒜的侏儒生涯，不是唯一必须的选择。于是，二三十年代，体现一个民族精神的中国文学，也有了相应的繁荣。那时候随便拉出一位作家，与时下红得发紫的文学明星相比，至少识的字多，至少读的书多，至少不下流，不堕落，不那么不要脸，至少认真地做文章，因此，直到今天，他们的作品，仍旧可以作为范本在流通。
房龙在《宽容》里面，对文艺复兴时期贡献新思想的“几个握鹅毛笔的英雄”作过评语：“我们应当感谢他们干净彻底地清扫了堆积如山的垃圾。没有他们，这些垃圾还会在我们的思想里碍手碍脚。”这样的褒扬，用在20世纪初进行民众启蒙教育的精英分子身上，非常合适，而用在奠定新文学基础，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第一人的鲁迅先生身上，更是贴切。
他是那场大清扫中，最为卖力的清道夫。
毛泽东誉他为“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这样的评价也是近年来一些人最不愿意听的。然而，五四以来，一直以扫除腐旧的垃圾为己任，以疗治国民精神创伤为目的，贯彻始终，奋斗至死者，也只有一个鲁迅先生。愿意听也罢，不愿意听也罢，毛泽东总结出来的“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事实，更是真理。
从一开始的白话文言之争中，我们就读到了他愤怒甚至过激的誓言。“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碍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
直到他病入膏肓的暮年，写他的精神遗嘱时说：“只还记得在发烧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若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从这句斩钉截铁的话，表明了他从头到尾的人格上的一致。
他的伟大，在他一生铲除各式各样的垃圾中，对于国民的思想与文化的批判，对于国民性中磕惯了头以后的奴性的揭露，这是他最具思想光芒的，给予最大关注的命题。中国人经过数千年封建社会的桎梏，在那些膝盖一软，矮了半截的侏儒中间，鲁迅，作为一面振奋民族精神的旗帜，是当之无愧的。
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组合起来的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益的消长，权威的升降，统治者的利用和压迫，有的人当了绅士，峨冠博带；有的人退回到书斋，埋首故纸；有的人唱起了反调，提倡悠闲；有的人走向了革命，更求进取，遂有各式不同的趋向和去路。
在跨入世纪之门的时候，回过头去看20世纪初沸沸扬扬的五四运动，很多风云人物，无一不是像一阵风地倏忽吹来，然后又像一片云地飘然而去。如鲁迅坚持到底，画了个完整句号者，又有几人？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这也是现在许多人更不想听的一句话，甚至会激怒他们，因为这些人通常在洋菩萨面前，那膝盖很容易软下来，有一种由不得要磕头的欲望。
我们不妨闪回一个小镜头：前几年，那个国际大奖的某位委员，隔些日子，就要来到中国，打点秋风，屁股后面某些害了罗圈腿病的中国作家，面露谄色，眼流媚光，将“马”屁拍得那个响，有如九天轰雷。这充分说明，能够去掉奴颜和媚骨，不那么发贱的鲁迅精神，即使到了21世纪以后，中国作家也是用得着的。
鲁迅先生人格之伟大，与他文学之辉煌，同为一体，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握鹅毛笔的英雄”。王国维先生说过：“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
1923年，胡适在其为上海《申报》六十周年所撰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特别提到鲁迅对于五四新文学的贡献。此时，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同志，已分道扬镳，形同水火。但作为历史学家的胡适，不能不据实而写：“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他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篇现代意义的小说。它的开创意义，至少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任何一位想写小说体裁的中国作家，还得按照这篇最早出现的小说所厘定的大致规范，而不敢背离得太远。那部《阿Q正传》，甫一出现，即成经典，那个戴毡帽的流氓无产者，立刻进入永世长存的文学画廊，这种无须时间验证的不朽，也可算是文学史上的一次奇迹。
如果说，19世纪的天才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出了中国贵族文化那顶尖部分的美丽，使他所在的那个世纪，不至于向文学史交白卷的话，那么，无愧于20世纪文学史的天才，则是鲁迅无疑。因为他所写的中国大地上最底层的百姓形象，那些活生生地存在于国人心目中的阿Q、孔乙己、祥林嫂，绝对是完完全全的中国血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而且用的是最纯正的中国语言；闻不到一点如今那些叫好作品中的贼腥气，找不出一丝从外国名著中生吞活剥来的形迹可疑之处。尤其那个阿Q，几乎可以在每个中国人的灵魂中，找到他的影子，则是这位天才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杰出贡献。
王国维认为：“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济之以学问，助之以德性，始能产生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但是，对于侏儒而言，他们从来不需要这种“旷世而不一遇”的精神巨人。因为巨人腰杆挺直地站立在那里，势必会无情地映衬出他们跪在地上，矮了一大截的kow tow形象，那可就太不雅观了。
所以，中国的侏儒们在侮弄天才、挫折巨人方面，有其久远的传统。早在一千年前，杜甫就为李白的命运哀叹过：“世人皆欲杀，我独怜其才。”然而，侏儒在强者面前，可以匍匐在地，磕头不已，作龟孙状，但在不侮弄白不侮弄，不挫折白不挫折的弱者面前，那由于磕头磕得太多而扭曲了的本性，一旦乖戾起来，往往表现得更刻薄，更阴毒。
这也是近年来一批老的或少的“英雄好汉”，一齐开骂鲁迅的原因。有的赖以扬名，爬在大树顶端拉屎放屁，自然也就要比大树更高一头；有的借此泄愤；有的为汉奸周作人张目，否定鲁迅，也就一块儿否定了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学；有的更以猥秽的心理，制造不堪的名目，将鲁迅抹黑，成为丑类，拿他当王八蛋，彼此彼此，也就心安理得了。凡此种种，便是上个世纪末的文坛风景。
但这班合唱团最不争气的一点，无论写文章的手段，或者做小说的技巧，还是乖乖地顺沿着鲁迅所开拓的小说之路，所创造的杂文手法，亦步亦趋地爬行，有的甚至连及格的分数也爬不出来，真是可怜得让人唾弃。但他们很像《西游记》里的那个孙猴子，以为自己一筋斗翻得够远，已经到了天之边，地之头，赶紧从裤裆里掏出家伙，撒了一泡猴尿，以资佐证，谁知那尿臊气，正好让猴哥嗅出，自己还是未能逃脱如来佛的手掌心，只好抓耳挠腮，丑态百出。所以，大家对这类数典忘祖，亵渎鲁迅的叫嚣，来不及掩鼻而走，恐怕也是那股臊味够冲的结果。
没有才华的文学，是贫血的文学；没有思想的文学，是软骨的文学。只不过写了一些贫血和软骨的文学，或者，连这也说不上，无非文学泡沫和文学垃圾而已，有必要旱地拔葱，跳到半空中，踩鲁迅一腿，踢鲁迅一脚，成为胜利者么？即使全体侏儒们向你的勇气表示敬意，你不想想，这不正是屈原所愤慨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可悲场面吗！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华盖集续编·空谈》）鲁迅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想到他在20世纪末，还会被人拎出来鞭尸。其实，我认为老先生应该为之骄傲，现在那些红得发紫，紫得发黑，像五尸神一样上窜下跳的男女作家，人们真是连鞭他（她）的兴趣也没有的。对这些活着与死去没有什么区别的作家，对这些刚刚出版就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书市打折出售的作品，更觉得精神不死的鲁迅，他之遭人嫉恨，也属理所应当，谁让他独领风骚20世纪，看样子21世纪还要风光下去呢！
可以预期，鲁迅笔下的那个活生生的阿Q，还有其文学生命力，只要奴性的磕头精神，不从中国大地彻底消失，阿Q的警示意义，就会存在下去。因此，作为21世纪的中国人，驱除磕头心态，挺直腰杆站立，怕是最为关键的精神支柱。
对于文学来讲，最好还是不要以扳倒巨人，使他和你一般高矮，来求得平衡，而是应该努力赶上巨人，与他同等身量，才是正经。文学市场可以哄抬物价，文学史就未必这样势利。阿Q在，《阿Q正传》就在，《阿Q正传》在，鲁迅就在。花里胡哨的东西，不会长久的，二道贩子的货物，早晚会滞销，生搬硬套的赝品，难以再唬人，脐下三寸的文字，已经写尽了。因此，摆脱浮躁，力戒炒作，勿走捷径，脚踏实地，写出真正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文学，或许就是跨进世纪之门的今天，那些翘首以待的中国读者，最盼望的一件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