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医疗为什么必须“互联网+”化

率先接到“互联网+”橄榄枝的医疗行业，在庆幸之余，难免也倍感压力。因为对传统医疗行业本身来说，“互联网+”之路已然是势在必行，迫在眉睫。这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传统医疗弊端日益凸显；二是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加剧。

1.3.1　传统医疗弊端日益凸显

1.医疗资源集中，小病也上大医院

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逐步提高，对医疗资源的需求也日益增强。由此，卫生服务需求与医疗卫生资源的矛盾日益突显。

根据国家卫生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而其中30%的医疗资源又分布在大医院，可以看出地区之间的卫生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同一地区不同等级的医院医疗卫生资源的分配差异也很大。另外，农村和城市社区缺乏合格的卫生人才和全科医师，即使城市的一些中小医院也缺乏高水平的医生。这使得老百姓形成了无论大小病都要涌向大城市、大医院就医的观念；大医院的功能本应是收治危重病人和疑难病人，却收治了大量常见病、多发病患者，不仅造成看病难、看病贵，还浪费了大量的宝贵资源。

以北京为例，北京堪称“全国看病中心”。大量外地人口进京看病就医，使得北京三级医院不堪重负。据统计，日均70万外地人口奔赴北京就医，毗邻的河北省每年有700万人次，甚至感冒发烧都要赶赴北京就医问药。

透过北京的“全国看病中心”现象，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北京聚集着优质的医疗资源，而且也看到了我国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状况。资源配置不均，最受伤的是老百姓。据报道，北京协和医院门诊大楼外面，每过中午，租躺椅的就开始排起长队，每张租金10元，押金200元；晚饭时分，还会出现三三两两的“号贩子”，本来只要14元的专家号，在他们手里要300~500元方能“成交”。同样，北京同仁医院的眼科也是挂号“难于上青天”，每天从凌晨两点左右开始，号贩子就活跃起来。一个专家号要三四百元。外地人口在“守夜人”中占了大多数，特别是刚到北京求医的外地人，会耗上几天才学会排队赶大早这个“硬道理”。

面对此状况，李克强总理的“互联网+”给医疗带来了新希望。首先，将线下就医转战于网络，以此来缓解资源缺乏的状况；其次，国家的高度重视推动了医疗资源的再分配。因为若不能改善资源配置状况，久而久之，线下就医那些“一号难求”“医患关系紧张”“看病贵”“设备良莠不齐”等难题，依旧会蔓延到网上，甚至还会滋生出新的问题，比如不识字、不懂电脑的人就难以享受网络时代的便捷。

2.看病更贵了

2014年11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医改蓝皮书》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虽然由2008年的40.4%下降到2012年年底的34.4%，但个人支出上涨了64.31%。我们从这组数据中最直观地看到，之前医改所带来的并不是药费上涨不上涨的问题，而是老百姓支付的医疗费用比重直接上升了，老百姓看病更贵了。

3.以药养医的畸形发展

医改6年来，公立医院药价虚高几倍、十几倍甚而几十倍。尤其对于一些后期的癌症患者而言，亲人的救治心切，一些医护人员抓住了这一特点给予一些非理性用药，价格可用“天价”来形容。尽管央视也曾就这方面问题进行报道，比如药价虚高、医生拿药品回扣等，但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当公立医院走向这种公开的潜规则时，必然导致医疗行业畸形发展。

4.回扣刺激医生的医德下降

回顾这几年的医改情况，回扣的潜规则导致一些医生并不是为患者考虑最优的诊疗方案，而是最贵的方案。

例如，医生基本都知道的常识就是抗生素的使用，尽管见效快，但对人体免疫系统的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现实的情况呢？我国不仅是人口大国，同时也是输液大国，根据一些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年人均输液达8瓶，是世界人均的3倍。我国抗生素人均年消费量约138克，是欧美国家的10倍。据中国红十字会非正常死亡统计显示，我国每年医疗损害事件（很大部分是不安全用药）造成约40万人非正常死亡，是交通事故致死人数的4倍。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抗生素滥用。这些情况的出现与医药的回扣有着一定的关系。

5.医患冲突不断升级

近两年医患纠纷可谓达到了一种空前高涨的局面，并且还形成了职业“医闹”的群体。这其中的因素尽管是多方面的，也不排除一些患者的“恶意”行为，但很大一部分是由医疗事故引起的。不当的用药、治疗甚至一些“玩忽职守”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手术刀遗忘在患者肚子里，都会加剧医患矛盾。

6.药品器械采购的腐败链条

2015年2月8日，媒体报道安徽16家公立医院院长因收受药品器械贿赂而落马，用当前反腐的流行词来说，就是出现“塌方式”腐败。整个案件涉及的部门多、人员多，上至局长、院长，下至药械科长、财务科长、采购员、医务人员，往往查处一案牵出数案，查获一人牵出数人。药品器械的采购环节可谓形成了一条严密的腐败产业链。而一些省市有关部门牵头的所谓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更是充满着权力寻租的空间与机会。

7.医疗资源分配不均

当前有一种普遍的现象就是地域之间的公共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比如三甲医院大都分布在省会城市，先进的医疗器械和优质的医护资源也都集中在这些医院中，这就自然导致了大量的患者涌入这些医院。即使其中一些患者并不是真的患了这方面的病症，但他们的涌入导致这些大医院的一些专家医生每天有挂不完的号，而就诊的对象或许只是个感冒患者。这对医生医疗水平的提升也是一种阻力，使得他们把一些时间花费在了与自身专攻方向无关的病患身上。

8.分级医疗体系效用低

根据全国政协教科文卫委员赴六省市的医改调研发现，医改这几年来，城市大医院人满为患，门诊量超万人的医院数目大大增加，而随之的医疗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在政府强力监管下却并未获得有效提高。

与之相对应的基层医疗机构虽然人员待遇和设备、硬件得到了提升，但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反而下降了，不少基层医疗机构可谓“门可罗雀”，十分冷清。尽管我们构建了分级医疗体系，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9.医生晋升体系因素多

按理说医生晋升最直接的指标就是其医术水平的高低，但在当前诸多人为考核因素存在的情况下，医生要想在走出学校走入医院之后继续提升医术水平，除了所谓的“实践”之外，几乎没有可用来专研医术的时间。原因很简单，在一些大医院，一些医生每天都需要接诊大量患者，可以说忙到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下班了回家还要照顾老人、小孩，哪里有时间去阅读、查阅自身领域的专业文献呢？写论文都不一定有时间，更何况学习。

10.医保难保

目前，我国医疗保险覆盖超过95%的人群，从数据上来看相当壮观。但实际的保障水平很低，并且医保基金入不敷出，濒临崩溃。根据《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报告2014》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的年平均增幅为33.20%，而支出的年平均增幅为34.39%，预计2017年将出现当期收不抵支的现象，新农合的累计结余将为负数，至2020年支出将比当年筹资超支15.38%。

2015年2月6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江宇撰文《医改不可犯“颠覆性错误”》，表示医改存在“颠覆性错误”的危险，主要表现在医疗卫生市场化、商业化、私有化趋势取代了公益性、公平性和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方向。

多年来，对医改始终有公益性和市场化两条道路的争议。2009年，中央确定了政府主导和公益性方向，但贯彻得还远远不够。基本医疗卫生供给依然薄弱；基本医保不能充分分散患者负担；公立医院仍然在以药养医旧机制下运行，带着公立的帽子，做着逐利的事情；医药费用迅速增长，实际上抵消了基层医改和基本医保的效果，群众负担并没有减轻。

医改导致传统医疗体系带给我们的问题越发突出，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稍做分析。

传统医疗几乎走到了尽头，如果不进行改革，必然将导致医患矛盾的进一步升级。在我看来，传统医疗的出路在于积极地借助互联网，乘着“互联网+”医疗的东风，撼动坚固的传统医疗体制。

一是国家层面做好顶层设计；二是医院本身做好改革准备；三是市场层面做好对接；四是产业链环节上的人员改变观念，迎接变革；五是既得利益者的转变；六是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平台、可穿戴医疗等新科技时代的产物，重新建立新的医疗生态链，真正实现以患者为中心。

如果国家层面做了“互联网+”医疗改革的顶层设计，而产业链环节中的相关方没有顺势变革，抓住机遇，那么其结果必然是被颠覆。传统医疗从当前来看还是承担着整个医疗的主体工作，如何借助“互联网+”医疗放大自身已有的价值，同时改善当前的短板，将是传统医疗即时需要思考的问题。

1.3.2　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加剧

随着人口平均寿命的不断延长，被称为“银发浪潮”的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够健全的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目前，可能很多人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状况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我先用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向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198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总量为4980.6万人，占全部人口的5.1%，低于世界0.9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总量相当于美国、日本和俄罗斯三个国家老年人口数量之和；2012年，我国老年人口总量为1.17亿人，占全部人口的8.7%，高于世界0.9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总量超过美国、日本和俄罗斯三个国家老年人口数量之和的近30%。2014年，我国老年人口总量占全部人口的比重更是达到了9.5%。预计2030年该指标将达到16.2%。

我国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老龄化速度也有所加快。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1982~2002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年均增长219.3万人，而2002~2012年年均增长333.7万人，近10年年均增量较之前20年多增加114.4万人；从占比来看，1982~2002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年均增加0.12个百分点，而2002~2012年占比年均增长0.21个百分点，近10年年均增量较之前20年多增加0.09个百分点。

同时，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健康问题也将会随之增加，主要表现在人口慢性病的患病率提高上。尤其是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慢性病的总患病率和死亡率上升得非常明显。大约80%的老龄人口都会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病。另外，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是一大问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物质文化需求比较好地被满足的基础上，开始逐渐追求精神需求。老年人退休之后约有1/3的人不适应，出现失落感和焦躁情绪，有的甚至还会出现血压波动、食欲障碍、睡眠障碍等症状。社会活动的局限也可能使得部分老年人感到孤独、厌世，出现怀旧、少言、沉默、恐惧、无聊、抑郁、多疑等心理状况。

老龄化人口庞大，增长速度快，毋庸置疑，将对我国医疗设施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中国社会“未富先老”的状况，却让这个问题成为一个重大的矛盾。从国际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来看，大部分国家都是在物质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才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的，相应地，国家就会有足够的财力来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而21世纪初，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时，物质财富积累则相对不足。

2001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7.1%，按照联合国标准，我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当年人均GDP仅为1041.6美元，不及德国、英国和加拿大的1/20，仅为美国和日本的3%左右。2012年，我国人均GDP虽然大幅增长至6188.2美元，但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多数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经济发展压力依然较大。这也导致我国在人口老龄化的状况下，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老年人的医疗保障服务。这也就要求我们的传统医疗加快“互联网+”的步伐，由此来更好地调配社会资源，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和减少浪费，解决老龄化状况下的中国医疗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