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立意

文化身份是“通过传播被协商、共同创建、强化并受到挑战的”，这一点在传播学研究中已是共识，但是文化身份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的普遍性也带来了具体研究操作中的困难——面对宏大的命题如何寻找一个适合的切入口——这也是本研究的最初动机。

（一）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身份是一个普遍命题

作为历史上最早关注全球化现象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颇有预见性地描述了资本主义从原始积累到大规模的世界性扩张的历史发展过程。指出，由于资本的这种全球性扩张属性，“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在数百年资本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中，一方面通过代理人或中介机构推销他们的产品，推广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则在当地“本土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介于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全球本土化”的变体。这实际上就是全球化时代文化传播的双向不平衡流动，它并不是简单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施压和渗透，也并非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抵抗和反渗透。这样充满着螺旋往复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互动，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模糊着以往清晰的以地缘和血缘为主要标识的文化身份，也推动着文化身份的维系与更新。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曾提出“混杂”概念，用于描述“族裔散居”带来的多元文化共生中的身份问题，“文化彼此流动并混合起来。通过移民、媒体传播等方式所形成的文化的运动越多，那么，混杂便越普遍，直至我们拥有一个混杂的世界，从文化角度看，它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是一致的。这种情况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文化的本质就在于彼此流动，它们源自各自分离的源头，但却产生了混合，不过仍保持其本原的种种特性”。文化身份研究之所以会最先在美国兴起，就同美国移民社会的文化流动背景密切相关。最初，北美作为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由欧洲迁居了许多白人，形成了后来美国以欧洲文化尤其是清教徒文化为主的文化氛围。之后，在美国移民政策的吸引下，世界各地的大批移民不断涌入美国，带来了各地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从而形成了多元化的美国文化。但是，欧洲白人文化仍然在美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主运动兴起，美国的黑人文化和其他少数族裔文化才逐渐进入主流社会视野。在这种情况下，文化身份问题变得非常复杂：一方面是白人主流文化对个体的不断熏染；另一方面是个体民族文化背景的固有存在，个体文化身份确定过程往往变成了两种或多种文化的冲突与选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规模的移民潮和族裔散居现象越来越引人注目，而今文化的全球流动业已超越空间的散居，文化混杂带来的焦虑并不只在“生活在第一世界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中存在。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文化身份危机是一种文化弱势中的极限状态，“逾此极限，则一个系统将无法既解决难题又不失其自性”，即由于对不同文化产生认同，人们对自我身份、角色的认知变得模糊混乱，不知道或不清楚“我是谁”，原来清楚的认知，现在变得模糊了；一直以来深信的意义和价值，现在被怀疑了；一直以来对自我身份角色充满自信，现在惶惑了……“我们”与“他们”边界不再清晰，“我”与“我们”也不再天然地重合。

对于有着数千年文明沉积的中国社会，多元的视域交织与文化杂糅让隐藏在无意识深处的民族记忆与所接受的多元文化发生冲突与融合，加上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分层与发展不平衡现象，文化身份危机“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深度困惑，也是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作为一种客观现象和时代发展的必然，文化身份危机并不全是负面的，从“危机”字面含义来说，它既是危险，也代表机遇，它丰富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也为各民族国家吸收异文化优秀因子，实现本民族文化身份的传承与更新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二）奥运传播为当代中国文化身份的研究提供了合适的分析概念

在多元文化杂交的时代，关注具体时空范围内的文化身份需要一个现实语境、一个直观切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整合性的、寓于一地的生活方式已不再可能，不同地方、文化间相互影响的程度正日益增加，意义正跨越地界和国界，影响地方的生活方式”。当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提出“轴心时代”观点，认为第一个轴心时代经过历史流变而产生不同的文明和文化艺术流派——在西方产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大师，而东方产生了孔子、孟子和老子等思想文化大师。当今世界正进人第二轴心时代，文化的冲突碰撞必然要产生文化的交汇融合，西方文化相对于东方文化是人类整体文化的一极，亦不可能成为中心。如果按照上述“轴心时代”的历时性划分来观照奥运会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奥运会脱胎于第一个轴心时代西方对生命价值的终极追求，复兴于第二轴心时代全球文化交流碰撞的时代背景。奥运会是20世纪人类文明的全球化进程中的典型事件，伴随着漫溯与跃动，奥运会跨越重洋，进行着奇妙的环球旅行。现代奥林匹克的全球传播充满了文化身份的冲突与变迁，它所到之处无不激起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流与整合，它既是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媒介场域，也是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产物。作为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奥运会无论是古代源起还是现代复兴都是欧洲文明的产物，但是在适应了现代信息传播媒介手段与传播方式之后，在完成了东京1976——首尔1988——北京2008的亚洲旅行之后，在荷载过无数东西方经典文化符号之后，奥林匹克反映出人类传播活动中文化身份建构的复杂性。

（三）奥运传播呈现出当代中国文化身份建构的话语方式

“全球化和本土化两种看似对立的倾向所以会是相生相伴同时出现，乃是因为两者关联围绕着双重轴心：一是空间轴，它体现为本土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相关性；另一是时间轴，它呈现为本土的当下（现代）与过去（传统）的相关性”。全球化时代，文化身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民族国家基于自身现实处境，为争取平等和公正而采取的一种政治策略和文化策略。奥运传播是在社会文化整合中的多重动态话语体系，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媒介传播在不同社会主体及权力话语之间进行整合的不同方式，体会各种方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调适。

与此同时，奥运传播也是跨文化传播的一种较为集中的表现形式。从中不难发现，全球化的文化流动所形成的开放秉性与国家的疆界封闭和权威垄断之间形成了极大张力。媒介技术的快速推进和媒介融合的演变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急剧扩散，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相对封闭性，在传媒呈现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外，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大一部分隐藏话语，它与国家主导话语之间形成一种文化协商。个体可以凭借媒介的使用，对主导话语所生产的媒介意义进行自觉的解读和意见的表达。以奥运传播为例，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层面对奥运的关注与个体奥运经验的书写，同样是建构文化身份的一种文化力量。法国学者帕特里克·米尼翁就认为当代体育盛事是和官方历史一样重要的“20世纪的私密历史”。也许个体的声音与强大的国家话语相比，显得零散、平淡与飘忽，但是“在大波浪之下的海底鱼儿们游水的身姿也值得注意”。

在一个流动不居、不确定和差异增加的时代，寻找身份成为一种需要。“个人是为了保持自己意识的连续性，国家是为了保持公民的团结一致，民族是为了自己文化的延续。”在这个多元的文化空间中，观照文化身份的视角也是多重的。社会学研究中常常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将人类社会分为微观（社会个体及家庭）、中观（群体及民族国家）和宏观（全人类）三个层面，这种划分既对应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天下”的文化视野，也呼应于文化身份研究中人文主义、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价值情怀。人文主义是奥运会最初的价值诉求，民族主义是支撑民族国家参与奥运会的政治基础，世界主义则在奥运周期的轮回中呈现为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化之间同化与抗争的现实矛盾。因而，本研究将个体协商话语与国家主导话语一同视为文化身份建构中的主要话语方式，关注奥运传播中当代中国的国家主导话语如何通过媒介意义的生产进行文化身份的建构，同时作为社会个体又如何在意义的接受与解读中经历文化身份的冲突与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