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关键词及相关研究综述

一、关键词

（一）文化身份：一个建构性概念

身份并非是给定的，而是“在与他者不断的互动关系中所进行的一种自我身份与认同的设计、调整与改动过程”。霍尔将文化身份综合的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按照霍尔的定义，文化身份至少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描述形式。

第一种描述形式针对文化身份的共性。它“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给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提供在实际历史变幻莫测的分化和沉浮之下的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这是文化身份能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面对变幻莫测的外部环境得以不断确认的前提，也是彰显民族文化特质的基础。这与安东尼·吉登斯将身份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提法相类似，关注的是既有稳定性又有变动性的构成因素（阶级、性别、国别、年龄、性、种族、道德、政治立场等）在异质文化冲突中的嬗变及其组合。

第二种描述则强调了文化身份的多元性。在现实生活中，文化身份不仅是个体拥有的特质的集合，还涉及个体或群体对自身及所处环境的认知模式，是一种在“社会化”和“文化适应”的过程中以具体社会情境和文化语境为参照逐步规划自我的能力、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过程；并且由于文化身份中各项指标的动态性与流动性，具体的建构过程与方式也不尽相同。类似的提法还有乔治·拉伦在《意识形态与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立场》中从现代性的角度论述了从现代性到后现代型思潮流变中的身份问题，文化身份“是使某个群体的成员或某类人区别于另一群体的成员或另一类人的集体思想编程”。

可见，文化身份同时具有固有的“特征”和理论上的“建构”之双重含义，“通常人们把文化身份看作是某一特定的文化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文化身份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在时间维度上，文化身份既是存在又是变化的问题，它不能脱离既有的文化现实而存在，也就是说，文化身份的建构过程存在着预置的文化因素；在空间维度上，文化身份既是集体的也是个体的，这两种话语方式同时在文化身份中发挥作用。

首先，通过差异建立文化身份。雅克·拉康将身份视为“主体与他者”的对立行为。在他看来，“他者”不仅仅指其他人的人，而且也指陌生的场合。“主体”（自我）的独立离不开“他者”，“主体”（自我）既要向“他者”妥协，得到“他者”的承认，又在与“他者”的对抗中，满足自我被承认的愿望。而维系“主体”（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就是差异。布尔迪厄也强调“只有在处于危机中时，在假想的确定、一致和稳定的事物被怀疑、被不确定的体验取代时，身份才变得至关重要”。

其次，文化身份的建构性使其无法脱离具体的“情境”而独立存在。格里高利·斯通就认为身份是个体在情境中所获得的一种意义，并且随着情境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这一概念将身份与社会关系联系起来，因为情境本身就是由个体对其在社会关系中的参与和成员身份的认知所形塑的。戈夫曼在《污名：关于被损害了的身份管理笔记》一书中继续分析了情境中的自我，并将之用于对被污名化的群体的研究，分析他们如何呈现或试图隐藏被污名化的自我。戈夫曼将身份进一步细分为社会身份、个人身份和自我身份，利用这种区分将“污名”定义为“特性与刻板印象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

最后，文化身份的建构性强调的是一种多元的身份观念，它是对传统的固定身份观念的超越。即便如此，文化身份的建构性在相对固定的传统社会内部关系中同样能够得到体现。例如，福柯通过对话语、知识与权力关系的研究，认为现存的社会机制、话语、秩序、学科知识等，都不是自然而就，而始终是建构的结果。具体到身份问题，福柯认为，“欧洲17、18世纪所谓的‘疯子‘就是社会建构起来的，社会通过对一部分人的命名（‘疯狂‘）和处置（建立疯人院），建构一个与之对比的‘他者‘，完成另一部分人身份的自我确认（精神健全者、理智者）”。由此可见，身份可以作为统治阶级建立的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很好地维护了统治阶级的自身利益；同时它也成为那个社会的统治性的意识形态而覆盖于被统治阶级，从而成功地延续了传统社会的等级秩序。需要指出的是，文化身份的建构性并未否认传统的意识形态性和稳定性，而是更侧重于将文化身份问题看作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建构过程。这一动态的定位过程恰好证明了文化身份的建构性——身份在历史、文化和权力的关系网络中建构而成，随着时间、空间的转换而流动、演变，并与多重文化相互牵制。

（二）奥运传播：一个分析概念

广义来说，奥运传播是社会文化传播的一种，它在很大程度上与体育与传播的关系范畴相重叠，是“人们在通过设置体育运动情境进行符号意义的分享，在互动的基础上进行意义的生产与创造”。在传播学研究中，奥运传播就是通过社会主体大众媒介进行意义生产的一种具体表征，它既是传播媒介也是传播内容，既是传播过程也是传播系统，构成了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亚文化空间，呈现出不同社会主体在与奥运相关的媒介意义生产过程中进行文化身份建构的动态话语方式，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比照现实文化身份迷思的“分析概念”。

本研究认为奥运传播并非只是信息处理与流通的技术及实体，而是涵盖“社会传播或交流的工具以及沉淀于这些工具并通过这些工具所表现出来的符号交往的形式和常规”，折射出现实语境中的各种权力关系，它们在文化身份建构中冲突、协商与整合的复杂联系构成了富有张力的研究空间。在这一意义之上，奥运传播兼具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它既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载体和媒介，也蕴含着人类文化互动的交往方式与价值规范，折射着历史进程中社会的演变与发展。奥运传播这一“分析概念”为中国文化身份的建构问题提供了一个多维空间，从历时性的角度来说，奥运传播像一部史诗，伴随着百年来中华民族对文化身份的追寻；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说，奥运传播像一面镜子，映射出转型时期中国文化身份的维系与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