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论坛发言15

实现我国竞技体育由赶超型到可持续发展型的转化

北京体育大学 任 海

前言

在被国际奥委会主席誉为无可伦比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史无前例的辉煌成就，共夺得100枚奥运会奖牌，并51枚金牌雄据奥运会金牌榜之首。尽管各国在奖牌排名的方式上有不同的标准，但是奥运会51枚金牌，无论从何种角度计算都在说明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已进入世界竞技体育强国的行列。自1878年中国回归到奥林匹克大家庭以来，我国竞技体育的基本任务是在奥运会等国际重要赛事上取得优异运动成绩，跻身世界竞技体育强国之列，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核心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国自20世纪后期提出奥运战略，并于1885开始实施奥运争光计划，卧薪尝胆，锲而不舍。就竞技体育成绩而言，北京奥运会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这一目标已经实现，因此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北京奥运会后，中国竞技体育的未来发展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出现了各种观点，如，就其发展走向而言，有人以日本为例，认为竞技体育将弱化，而突出群众体育；就其运作机制而言，有人认为，竞技体育应当完全交给市场，由市场的手进行调控；就其体制而言，人们对是否继续实施举国体制，提出不同的意见。

在北京奥运会实现历史性突破之后，讨论中国竞技体育的未来发展，首先涉及到根本问题是：竞技体育还有没有值得中国继续努力的价值？或者说竞技体育水平是否与我国的国家利益有关？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竞技体育是当代国际体育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是世界体育最为普遍的交往和传播方式，涉及到体育价值与观念、组织的结构与运作、活动形式与内容等各方面的交流，因而是一个国家与世界联系的纽带和窗口。竞技体育的这种作用在北京奥运会依然存在。此外，一个国家在世界体坛，特别是重大国际赛事中的表现，在当今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格局中，仍然具有增强民族认同感，激发爱国热情的特殊社会功能。这使得竞技体育具有聚民气，振民心，提高国家软实力的效用，这种效用仍然为世界各国所普通使用。中国正处改革开放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中，对外加强国际交往，对内增强民族认同，是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因而，在中国发展竞技体育依然是涉及到国家利益的社会需要，这种需要在北京奥运会后并未弱化。

显然，北京奥运会后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继续发展竞技体育，而是如何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竞技体育实施的是赶超型发展模式，即将目标锁定在有限有范围内，打破常规，采取非常措施，集中力量，重点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不计成本和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在奥运会及国际大赛上争金夺银，以确定我国在国际体坛中的地位。这种发展模式，考虑的重点是实现目标的有效性，而不必顾及方方面面是否周全，以在最短的时间，以最有效的手段，实现有限的目标。奥运后，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种赶超型的模式是否应继续延续下去，或稍加调整延续下去？这就是本文讨论的问题。

一、竞技体育赶超型发展模式的历史合理性

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回归奥运，世界体坛向中国敞开大门时，由于三方面的原因，国际竞技体育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其一、冷战格局，使国际竞技体育的政治意义更为突出，政府介入的力量加大；其二、经济全球化，使国际竞技体育的商业价值充分体现，企业的投入加大；其三、新的科技革命深入发展，竞技体育科技投入增加，竞技水平快速提高。这一新时期凸现了现代运动训练选材的合理性、训练组织的科学性和训练过程的长期性，从而使竞技体育成为资源高耗性的体育领域。由于长期处于被封锁的状态，我国竞技体育与国际体坛交往甚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体育社会组织发育不足，可用于体育的资源稀少，竞技运动的基础十分薄弱，与世界竞技体育的水平差距在持续加大。在一个落后的起点上起步，在中国社会环境尚不足以提供现代高水平运动训练资源的条件下，与世界竞技强国一争雌雄并赶上和超过它们，实现奥运争光，就必须对我国竞技体育采取非常措施，集中力量，以图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提高竞技实力。因此，对竞技体育实施“赶超型”的发展模式，是历史的选择。

近30年来，中国社会与体育均取得巨大进步，体育的改革也在持续进行，变化巨大。但就总体而言，竞技体育赶超型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实质的变化，是一以贯之全过程的。近30年来的一系列国际重大赛事，如亚运会、世界杯、世界锦标赛，特别是北京奥运会的金牌榜第一的成绩证明了赶超型模式的有效性。如果不采用这一模式，让中国竞技体育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进入当代竞技体育强国的前列，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竞技体育赶超型发展模式，是在一定时期适合中国社会现实和体育发展实际状态的组织实施模式。然而，这种模式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它的不足与它的优势一样鲜明。它是卓有成效的模式，也是有重大缺陷的模式。我们不应因其取得的巨大成功，而无视它的不足；也不应因其不足，而否认其历史的合理性。

二、竞技体育赶超型的优势与局限

（一）目标清晰，但相对单一

衡量一个国家竞技体育的发展程度，可以有多种指标。中国竞技体育要赶超世界竞技强国，必须选定一个明确的衡量标准，最简单，也是最鲜明的指标就是奖牌，特别是金牌的数量。这是因为，竞技体育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比赛，由于国际体育比赛引人瞩目的文化象征性，由于体育比赛自身公正、公平和公开的特点，这使得比赛结果关乎到民族的形象，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实力。于是将表示比赛获胜的金牌作为实力表现目标和实施赶超的标准，在一定时期是合理的。这不仅由于金牌的社会认知度有较强的社会号召力，而且为赶超提供了可操作的量化指标。

但是，也要看到，竞技运动有多种功能，就其与其他体育形态的关系而言，有促进大众体育发展，为学校体育提供榜样的作用；就教育而言，有激励积极进取，完善自我的效能；就经济而言，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文化商品和体育产业的核心内容；就其社会功能而言，有促进社会平等，增强法治观念的作用。将竞技体育的目标简化为争金夺银，固然重点突出，方向明确，却也束缚了竞技体育多种功能的发挥，使之难以满足社会对竞技体育的多种需要，忽略甚至浪费竞技体育的多种价值与功能。以金牌数量作为竞技体育评估的基本标准，是不全面的。

（二）手段重点突出，但片面狭窄

目标决定手段，赶超型将竞技体育的多重目标简化为争金夺银，也自然促使所采用的手段围绕着这一发展方向集聚，于是最有可能实现夺金目标的项目得到较快发展，最有助于短期内见成效的手段和措施得到优先使用。这种做法，在赶超阶段是合理的，因为可以有效地在处于边缘地带的项目群中发现和选择夺金点，并迅速取得突破，形成我国的优势项目，如举重、体操、跳水、乒乓球、羽毛球、射击、女子柔道等。

但是，这也使得我国运动项目发展严重失衡，优势项目愈优，而弱势项目愈弱，三大球等集体球类项目持续滑坡，田径、游泳、自行车等奥运大项鲜有亮点。优势项目因边缘化项目的位置，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也已极为有限。

（三）组织结构有效，但与社会合作不足

由于社会常规状态暂时无法为竞技体育的赶超提供必要的条件，因而采取相对封闭的组织结构，以保证现代运动训练的资源配置，实行训练-生活-学习一体化的苗圃式管理。这种组织状态，由于暂时脱离与社会的正常联系，管理边界明确，管理效率高，避免或减少了外界的干扰，确保了运动训练的系统性和连续性，使竞技体育获得充足的发展条件。

但是，组织的封闭性，使之难以融入社会，建立起和谐的互动渠道，弱化了竞技体育与社会的互动，未能在更大的范围内与吸纳社会的资源，进行资源交换，致使发展的后劲不足；难以在竞技体育与其他体育形态，如学校体育、社会体育之间建立起联系，形成良性互动。非政府的体育社团组织也难以成长。

（四）运行机制有力，但资源利用不足

赶超型模式运作的核心机制是指令性的，即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操控。令行禁止，迅捷有效，再加上我国体育系统军事化的历史传统，具有很强的执行力。

但是，这种模式缺乏对竞技体育产品多层次的后续开发，未能有效地发挥竞技体育的资源增值功能。将资源投入与产出的双向驱动过程变为竞技体育单纯的消耗资源过程，无法寻求投入与产出的最佳效益，造成浪费。

不仅如此，赶超型模式由于资源多依赖于单一的政府渠道，无法形成多元和谐的资源互补、共享和流动机制。这不仅表现物质资源方面，更表现人力资源方面，后备力量不足，运动员出路无法妥善解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瓶颈。

三、竞技体育赶超型向可持续发展型的转化

近30年来，赶超型模式为我国竞技体育立下汗马功劳，使我国跻身于世界竞技体育强国之列。但是，随着中国社会和体育的发展，这种模式固有的局限性日益显露，瓶颈效应日益严重，而发展的空间日趋缩小，是不可持续的。北京奥运会标志着赶超型模式已实现为其设定的目标，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中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这就要在既有的赶超型模式的基础上寻求新的突破，建立起功能齐全，具有长效机制的发展模式。借北京奥运会带来的有利形势，果断地推动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转型，将赶超型转化为可持续发展型。由赶超到可持续发展，既是历史轨迹的延续，也是阶段性发展质的飞跃。实现这种转化也是中国社会和体育发展的需要。

（一）中国社会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30年。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市场经济的基本格局已经确立。社会对竞技体育有了多层次和多元化的需求。社会需求变化导致目标的多元化，单一的目标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

第一，从大众文化需求的角度来看，人们需要更丰富、更精彩的竞技体育产品，公众已经不满足于我国运动员在优势项目上争金夺银，更期待在田径、游泳、三大球等项目上我国运动员取得新的突破。关注的热点也由金牌转向比赛本身。

第二，从教育角度来看，奥林匹克运动强调体育明星的榜样作用。中国竞技体育有责任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优秀运动员，为广大青少年提供更多的榜样。

第三，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要求竞技体育改变目前单纯资源消耗性的运作方式，开发竞技体育的产品，实现资源的增值。

中国社会的发展要求目标单一、内容狭窄、组织封闭和高度依赖政府的赶超型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实施转化。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环境一方面削弱了对既有模式的支持，使之难以为继，从而推动这种转化；另一方面又增加的新支撑点，为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提供了前提。

中国社会为中国竞技体育的赶超做出了巨大贡献，承担了必要的代价。竞技体育通过转型以回报社会，并取得更大更为稳定的发展，是中国竞技体育的责任和义务。

（二）中国体育的需要

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观点来看，赶超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训练规律和比赛规律的掌握并其用于中国社会实践。在中国特有的社会环境中，保证这些规律在运动训练中的实施。从运动训练的单维角度，瞄准运动成绩，暂时忽略其他维度和其他目标，以运动成绩的优劣作为衡量赶超效果的基本标准，这在初级阶段是合理的。但是，在这一阶段的目标实现后，就需要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来取代它。只有这样，才能肯定、巩固并发展赶超阶段的成果。如果不及时实现这一转型，赶超阶段的成果得不到有力的后续支撑，我们不仅会失去北京奥运会为这一转化提供的历史机遇，我国竞技体育发展可能会因此而下滑。

实际上，竞技体育中出现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已经在促使这种转化，例如：

---原有的三级训练网，因生源不足等原因，陷于困境；在训的运动员退役后出路问题难以解决，致使旧有模式入口与出口的不畅。

---运动训练过程的学训结合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致使运动员队伍素质难以提高。

---职业体育的组织体系及运作机制难以按市场规律构建和运作。

---体育系统内一些项目的资源过剩与大部分项目的资源不足并存。

---竞技体育系统内外的相互联系和合作机制难以建立，体育社团组织发育不良。

结束语

北京奥运会后，中国竞技体育发展面临新的选择，是继续坚持赶超型的发展模式？还是在此基础上寻求新的突破，针对其不足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北京奥运会的辉煌成绩既为我们积极主动地改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但也有可能使我们满足于既有的成绩，忽视既有模式固有的局限与缺陷，而看不到改革的必要性。是因势利导，及时提出新的目标，激发广大体育工作者的创新精神，使我国竞技体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还是束缚于既有的习惯作法，维持现状或仅在枝节问题上修修补补？是我们需要回答的。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一个成功地完成了竞技体育成绩赶超的国家，进而将竞技体育推入可持续发展的状态，使之生生不已，这不仅是对中国社会的贡献，也是对人类社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