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金融国策谋略最盛。金融市场上一直都有“美国阴谋论”的传言，比如美国想逼迫人民币升值，如法炮制当年的日本泡沫经济，让中国经济陷入衰退。而东南亚金融危机则被认为很大部分原因来自于英国的金融阴谋：英国动用国际炒家“击毁香港经济”，从而让中国政府接手一个“烂摊子一样的香港”，美国则配合其行动并从中渔利。无论阴谋论成立与否，金融已经切实被美国、英国当做国家战略的重要手段，它们正以金融手段支配着全球的资源再分配，比如利用金融操控全世界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农产品、能源、资源价格均受控于期市)。除了被当做国策手段，金融本身也变成了目的，比如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即是为了阻止欧洲金融资本回流以及炸毁欧元。政治忽悠、军事打击、金融谋利三者的有机结合已经成了美国、英国惯用的国策伎俩。由此可见，金融文明在美国、英国不仅具有经济意义，更有着重大的政治价值。
最后，工业经济的逻辑递延在那里最经典。英国老牌金融业为工业革命的崛起筹集资金、承担风险，支撑了交通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巨大投资，推动了手工生产全面进入大机器生产的工业文明时代。美国道琼斯股票市场为工业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主要的资金推动力，通过企业的上市，架起了工业文明与金融文明之间的桥梁，比如将公司高管的薪酬从工业文明的支付法则变成金融股权激励的支付法则，使得公司高管以前辛勤劳动、线性累加的成果在股市被瞬间放大。而纳斯达克股市又为信息技术新经济文明与金融的嫁接起到衔接作用，利用金融活动的利益规则激发出美国人的创新热情，反过来推动新经济文明的发展。
金融虚拟经济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地不断演化发展着，以至于在最近20年全世界金融变幻诡谲、过剩资本阴魂不散的时代背景下，日益显现出超越与颠覆的威力。首先，金融资本经济逐渐超脱工业文明，其呈现出来的规律完全不同于工业文明的价值规律。在金融虚拟经济叩门时，许多熟悉传统工业文明规律的人却后知后觉，用错误的工业文明规则去计算，结果与金融虚拟化赐予的好处失之交臂。由精通最复杂的风险产品和模型的诺贝尔奖得主管理的对冲基金公司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栽倒在俄罗斯金融风暴引发的小概率事件上，43亿美元套利基金灰飞烟灭；英国财政大臣在黄金价格即将崛起之时，错误估计形势，把英国半数以上的黄金储备抛在了20年中的最低点，令英国政府损失了至少20亿英镑，导致议会找他秋后算账。其次，金融虚拟经济对嫁接于上的其他文明的质量要求很高，如果能互相匹配，则对其他文明的成果有明显的放大效应，否则会出现反向结果。1986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40年的货币积累、衍生出了宽松的金融制度、快速增长的金融概念和金融创新工具、伦敦城良好的金融人才环境的背景下，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敏锐地抓住了金融大爆炸的钥匙，对证券市场实施了一场重大变革，搞出一个新的伦敦金融城，开启了英国金融的新时代。相反，1997年“日本版的金融大爆炸”却弄巧成拙，不仅没有让日本金融迸发活力，反而陷入重重危机，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参透金融大发展时代的特殊规律。
金融的演化：突破与变异
率先出现金融大爆炸、享受金融大发展好处的美国、英国显然没有料到金融衍生品竟然犹如一匹难以驾驭的野马，具有不断演化发展、甚至自我颠覆的生命力，以至于后院起火，次贷爆发。因而，值得引以为戒的是，除了金融衍生品，金融虚拟经济涉及的其他领域，如投资银行、大宗商品、金融中心等，似乎也都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异变。
投资银行：从“弄潮儿”到牺牲品
脱胎于传统金融机构的投资银行，从承销基础设施债券开始，其业务涉及首次公开募股(IPO)、并购、基金管理、财务顾问、风险投资以及目前最时髦的私募股权投资(PE)。缘起于工业经济的投资银行，兴盛于金融资本经济，伴随着时代背景的交替更迭，许多市场主体在时代切换中迷失、没落，而投资银行却领悟到了经济递延的知识规律并迅速反应，将金融嫁接到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上，比如将融入现代元素的农业公司包装上市，风险投资则成功塑造了新浪、搜狐等一大批互联网企业。投资银行的成功嫁接使前三种文明显著提高了效率、放大了文明成果，同时自身也尽享无边界利润。在当前全球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投资银行为资金供需方牵线搭桥和投资理财等资本运作的精巧手法使其通吃各个行业，充分享受跨行业、跨国境的无边界浪潮。
而投资银行之所以抓住了金融先机，成为虚拟经济的“先进代表”，是因为金融交易的一般等价物是想象空间，这就使“故事大王”投资银行们如鱼得水，他们为了找寻合适的投资者、赚取更高的市盈率而天花乱坠地编故事。可以说，投资银行正是投了重想象空间的金融市场所好，才得以独占金融食物链顶端。但投资银行有独占鳌头的表现，又不仅仅是时势造英雄，一方面其敏锐、霸道、专业、创新的特性使其在新文明到来时能够“众人皆醉我独醒”，从而抢占先机；另一方面，富足的公共关系为其开道披荆斩棘。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广泛的人脉资源都是投资银行争取大单的必要条件。以凯雷投资集团为例，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英国前首相梅杰、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等人都曾担任其顾问，在凯雷收购徐工集团受阻后，老布什还专程赶到北京游说中国官员。国内一些活跃的私募基金经理人也往往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官员有密切联系。
不过，次贷风暴一波一波(注释1)等人们熟悉的名称需要重新定义，年终排行榜将改头换面，而客户和管理层需要适应新的基本规则。然而，尽管有这些变化，如果投资银行能从当前的危机中幸存下来，它们就有可能作为新组织内的熟面孔而存在，而投资银行业的有效性也会增强。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会有太大改变。我们视为投资银行的公司已经变成大型金融综合集团。1997年摩根士丹利公司与消费者金融公司添惠公司合并后，就不再是一家独立的投资银行。1999年高盛集团上市后，通过拓展交易和本金投资活动，跨出了投资银行业的范畴，到2007年，其税前利润仅有不足15％来自投资银行业务。事实上，纯粹的投资银行早就不复存在。将一些知名的老品牌纳入银行之中，以及将一些其他品牌重新定义，几乎不会影响客户服务或市场份额。至于作为投资银行的绩效，这些金融集团是否将银行业务与其他各项业务并列只是个符号问题。
然而，市场的混乱将带给其他机构进入投资银行业务领域的机会。近年来，私人股本公司、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的金融服务呈现趋同趋势。拥有私人股本和对冲基金业务的高盛集团并不比私募公司黑石集团(Blackstone)更像一家投资银行。黑石集团亦拥有咨询专家和另类投资基金。这些差别的模糊已引领另类投资公司进入了投资银行领域。随着现有投资银行的重新调整，黑石集团、KKR集团及其他对冲基金公司无疑会看到更多机会。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机构对投资银行问题的反应。纾困计划规模如此之大，公众反响如此强烈，新法规的出台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低估投资银行业的生存能力也是不明智的。华尔街上次陷入困境是在2001—2003年网络泡沫破裂期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承诺要“结束造假账、掩盖真相和违法的日子”，但结果是，在2003年与投资银行达成的懦弱的解决方案中，投资银行仅被课以少量罚款，并对相关规定进行了轻微修改，而投资银行的业务模式却完好无损。当时，业内人士提出，投资银行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顺利运行是必不可少的。这一次，他们很难再提出此类论点，但英、美两国政府仍然“亲市场”，而投资银行——无论是作为独立实体还是大型金融集团的一部分——受到的待遇也许会比今天所看上去的更加仁慈。
投资银行在市场中遭受的打击非但不会导致其灭亡，反而可能使投资银行业恢复至以往的水平。过去10年，在大力追逐本金投资和自营交易利润的过程中，包含了为客户提供公司金融和投资事务方面的咨询。在喧闹的牛市中，投资银行将自营业务与客户业务混淆在一起。当它们恢复元气时，投资银行也许会远离一些给它们带来问题的深奥结构型金融产品，重新专注于曾经的核心业务。此外投资银行以杠杆率高而出名，商业银行最高通常有10~12倍的杠杆率，投资银行可以有25~30倍或者更多。今后管理者可能会对混业银行的投资银行部门实施远低于过去允许的杠杆率规定，对小型的投资银行也会一样。
值得一提的是，要素主义(注释2)不同的环节以不同人的资金完成自身的运营；二是无孔不入的公关手段，比如开发商曾经竞相聘用下海官员编织土地关系网等。所以说，擅长资金运作和公关并且一直干着类似投资银行业务的地产开发商最有可能彻底转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投资银行。
大宗商品的跌宕起伏
在国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显示此轮危机触底反弹的幅度远远高于过去几次衰退后的同期升幅。2009年春季，国际原油已在每桶80美元左右，伦铜(伦敦期货交易市场铜的价格)也挑战了每吨8000美元的关口。在2010年春季同比来看，世界能源价格上涨了53.1％，铜上涨了99％，铝上涨了65.1％，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上涨了69.2％，铁矿石则在三大矿商(必和必拓、淡水河谷、力拓)的力推季度定价改革下上调达90％。这一势头堪比2008年上半年的大通货膨胀、大泡沫行情(原材料价格集体上涨曾推高生产者物价指数(PPI)至8％以上)，大宗商品价格似乎又在“飞离”供需基本面。大宗商品为何如此快速大幅上涨？
此外，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一般是以美元为标价的，多数情况下，在美元指数反弹的阶段大宗商品价格会受到一定的下行压力，但在2010年春季二者却表现出正相关的反常走势，究竟是大宗商品“价格失灵”还是“美元失灵”？
反观国内同样也是疑窦丛生。一方面，主要受国际影响，国内生产资料价格也普遍持续上涨，2010年4月短短一个多月内，钢价每吨上涨1000多元，而上海期铜主力合约价格已与金融危机来临之前基本持平。另一方面，大蒜、蔗糖、辣椒、茶叶等农产品正因沦为投机炒作标的而价格暴涨，其中大蒜一年多时间内从每公斤0.7元上涨到每公斤7.5元，翻了近10倍，辣椒上涨了50％~100％。不仅如此，其时西南五省连续罕见大旱更引起美国摩根大通集团、邦吉公司、法国路易达孚公司等国际炒家们的极大关注，试图通过炒作我国的“旱灾行情”来实现对相关产业链的终极控制。按经典理论，价格既反映价值，又反映供求关系，但现在理论好像被颠覆了，价格信号越发混乱，给工业生产乃至农民、农村社会的稳定带来极大损失和不确定性。
相比全球经济复苏的一般表现和节奏，大宗商品价格呈现出的反常、混乱的走势无疑让制造商很被动、让农民很困惑，但归根结底，这种“价格失灵”本质上还是对后危机时代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的一种反映。
首先，流动性过剩使大宗商品日趋金融化。虽然世界经济刚刚勉强渡过了危机，但因救市“遗留”下来的巨大流动性将不会轻易退出舞台，以黄金、石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成为货币之锚早已不是新鲜事，这一次更多的能源、资源品如稀有金属、铜，甚至铁矿石都将被裹挟其中，难脱金融化的命运。另外，全球经济复苏向好的预期以及对通货膨胀的避险需求也吸引了一些投资基金参与商品市场，这种投资需求导致了部分商品走势偏强。
其次，全球经济结构性复苏加剧供求矛盾。一则，新兴国家的恢复能力强于预期，对原材料的需求增长速度要超过供给的增长速度，两者的不匹配造成了供需失衡。以铜为例，2005—2010年，矿山供应的年增长率为1.6％，而全球需求的增长为4.7％。这是因为要开辟新的矿山客观上受到自然条件、政治条件和基础设施各方面的制约。二则，后危机时代，美国不惜通过贸易保护来实现其外贸“五年倍增”大计，中国也不得不对全国的钨、锑和稀土等战略性金属的掠夺式开采和贱卖现状进行整治。只要中国严格执行相关政策，未来各国对稀土的争夺，只会成为相关资源价格再上涨的一个平台性事件。三则，美元指数与大宗商品呈正相关的反常走势，其实正是对全球经济复苏实力——中国等新兴国家最强、美国次之、欧洲最弱的反映。因为美元指数是欧元、日元、英镑等6种货币对美元的加权平均值，其中欧元权重最大，超过50％。2010年4月美元有所反弹是受欧洲经济身陷债务泥潭的影响，而大宗商品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则来自“金砖四国”(注释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