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状态上说，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积攒的货币数字巨大，产业资本庞大，为金融大爆炸积蓄了足够的能量；与内资积聚的同时，外资以各种形式流入中国的量也是极为惊人。在逐利本质的驱使下，外资不停地在中国进行资本运作；国际资本的预期、技术手段的完备以及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等概念的叠加，使得中国在金融领域发生由渐变向突变的爆炸式剧变条件已然成熟。从数字上看，中国的几十万亿元国有资产、数十万亿元的各类资产以及民间储蓄、数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等，从规模上已远超实体经济当量，具备了独立运作的条件。再就有关方面对金融文明游戏规则的认识程度，比如早些年对于全民炒股现象，许多专家觉得是不正常的，是股市见顶的信号，而国家国资委官员却认为，全民炒股是件天大的好事，“由于我们有限的知识，在有限的时间进程内很难对其把握得一清二楚”。不管此言是出于何种目的，但至少说明管理层对新现象仍然允许有讨论空间，而不是一味地否定，说明中国杂交式金融或许能在宽容与控制之间有效地平衡，因而能在下一波金融文明大潮中独占鳌头。
金融危机的分岔口
客观上，虽然新一轮金融文明大潮已在悄悄拍打中国“市场海岸”，但金融危机的恐慌已深入人心，这些旧的经验让各界人士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感到害怕，强调政府对货币流动的控制力一时成为学界主流意见——而大多数学者在此之前还在鼓吹货币自由浮动。与此同时，国内关于金融大爆炸的讨论也呈升温态势，于是普遍认为中国处于旋涡中心，存在很大的危机概率，担心中国被炸大了以后又被炸没了。那么，事情是否果真如此？
中外金融的X形走势
多年前中资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被追捧为银行业股份制改革成功的一大标志，而从2008年年底开始，进入解禁期的洋大小非们开始集体清盘手里的中资银行H股，选择主动离场。由此引来众多争议，有愤怒于“中资银行被无辜抛弃”的，有不安于“国内银行业是否因此前景不妙”的，也有自信地认为外资退出容易返回难，此行为实属自断后路、因小失大之举，等等。实际上，外资为什么要集体狂抛银行股，归纳起来大致有这么几个变量：一是外资机构后院起火，如花旗帝国分崩离析，美国银行协同旗下美林证券再曝数百亿美元巨亏，外资机构急于回笼资金以拯救摇摇欲坠的老巢。二是外资对中国经济走势相对悲观，此种心态可从其对中国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预测不断下调中管窥一二。三是指令性计划特征正在银行系统复苏，银行“被迫”向政府项目大力输血，由此可能导致的贷款质量下降、坏账率反弹也难免让外资心有戚戚。或许正是对以上几个因素的综合权衡，才促使外资集体选择套现离场。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外资当年是以极低价格购买的中资银行股，因此成功抄到了中国金融业的底，而在港股市场上拉高出货，从中获利之丰厚明眼人一看便知。危机迫使外资恢复其投机的本来面目——从中国银行业改革中大捞一把走人，至于当年承诺的所谓“输入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已被现实证明不过是个幌子。鉴于此，有关部门“既引资又引智”的战略初衷显然被洋大小非们忽悠了。而国内金融业的海外投资却几乎都以惨败告终，如中国平安投资富通集团的238亿元，即使几度维权也难逃打水漂的噩运，国有企业套期保值却把自己套在了山顶上等，国际金融市场上谁赢谁输已无须冗言。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事件所透露出的一个信号是，中外金融近10年的融合期、同化期或将告一段落。至于两者之间的走势，则可以用X形来加以描绘，并据此大致分成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X形的下半段，危机之前中外金融不断地趋同化，向交叉点靠拢。20世纪末以来，美国、英国以金融创新先行者的姿态，在全球巡回兜售其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加上国内极少数金融改革精英游学西方多年，内心对西方模式充满向往甚至膜拜，主客观因素共同叠加的结果便是，近10年国内金融改革参照西方模式的轮廓清晰可见。在银行系统内，包括引入战略投资者进行股份制改革，遍地开花的金融控股公司，银行与证券之间混业经营等都有美式金融的影子。在资本市场方面，从A股市场、创业板和中小板市场三分天下的制度框架到各板块的规则设计均参照了美国的主板市场、以纳斯达克为核心的二板市场和OTC(场外交易市场)三板市场的架构——尽管10年下来实质上还是A股市场一家独大的局面。此外，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资本项目开放等都吸收了西方经验。此阶段历时10多年，以中国金融模仿西方样本、求同去异为主要特征，尽管一路行来争议不断，但客观上不仅缩小了中外金融的巨大位差，也为中国承接金融文明的历史机缘作了铺垫。不过眼下该阶段以危机为临界点已成过去时，转而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是由危机造成的交叉点，该交叉点的实质是分岔口。在该点上，中外金融原有路径已经难以持续，双方都面临着未来向何处去的艰难选择。对西方国家而言，华盛顿共识的崩盘、混业经营模式的破产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分业还是混业、创新还是保守、金融业国有化是长期之策还是权宜之计等一系列事关全球金融深刻变局的难题令其大伤脑筋。而对中国的金融改革来说，一方面参照多年的西式样板转眼之间从真理变成谬误；另一方面中美利益剪刀差不断扩大，使国民财富有旁落他人的危险，因此如何找到一种模式既不重蹈经典模式的覆辙，又要给金融剪刀差进行纠偏，还要继续市场经济道路，成了摆在中国决策层面前的首要难题。具体而言，混业经营是否要继续，金融衍生品是否要发展，人民币自由兑换改革是否要进行，金融机构走出去战略是否要重新谋划，改革的节奏和力度如何把握等都需要深刻反思与重新定位。而有关部门在股指期货、平准基金、创业板等众多问题上出尔反尔、定力不足，一些所谓重量级学者的激烈争论除了反映出有关金融改革的方案预案论证不够、底气不足外，也表明金融改革的战略真空期已经出现。此阶段是问题集中爆发期与改革模式反思期，预计将伴随本轮危机的始末。
第三阶段是在危机过后，中外金融的走势很可能会逐渐明朗，即分道扬镳、各走其道，从而进入X形的上半段。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态势，很大程度上与中外金融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有关。一方面，发达国家走在金融文明的最前沿，资本经济的高潮已过，以危机来平仓各种矛盾纠纷是金融文明的初期不适应症所致，金融创新正陷入空前的信任危机，因此危机之后，金融保守主义、国家垄断很可能会成为未来一两个年代的主旋律。另一方面，与西方金融的历史阶段不同，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资本经济将成长于未来30年，庞大的资本总量蕴含的巨大潜能尚未释放。加之金融领域的很多改革尚未到位，由此，无论是资本深化还是金融创新都将面临空前的发展机遇。
具体而言，一是在理论体系、指导思想上将出现深刻调整，辩证对待西方模式，重新开始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进而走出非典型的金融发展模式。二是在战术上同样也将面临纠偏，比如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将标杆设为新加坡淡马锡本身是个错误等，诸如此类的不断被现实所教训的战术、定位和布局很可能会迎来拨乱反正的机会。三是银行变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变私募、私募变公司、公司变资本、资本变金融的混合业态也将出现更多变异。至于中外金融之间可能出现的下一个交叉点，或许是既有分业又有混业——而这将是中长期的图景。
美国举债，中国抛债？——中美“分道扬镳”的无奈与诡异
尽管对美国来说，“最后的审判日”似乎还很遥远，但是主权债务危机在欧洲的狼烟四起还是让其心慌意乱。而就在美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这个曾在一条船上的“经济盟友”却板着脸跳船了，2009年12月抛去342亿美元的美债、主动退至第二债主之举不仅让美国神经紧张，也让全球对经济复苏的明天充满焦虑，国际金融市场更是恐慌不已。中国抛债战略是否开始启动？止停点在哪？中国抛债能否成为滞阻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变量？
有学者认为，危机后美国对华恶招频出，招招对准中国的荷包，手段虽粗暴，动机却简单，无非是想通过讹诈威逼将中国变成美国的提款机，帮助其填平举新债还旧债的大窟窿。此论断虽有被阴谋论捕获之嫌，却还是道出了美国沦为“债务帝国”的冰冷现实。美国整体债务(包括联邦债务、地方政府债务和政府支持企业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140％，高于这一比例的只有日本、黎巴嫩和津巴布韦。若再加上居民负债和公司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分别为100％和320％)，美国总体负债超过年收入的550％。如此巨债之下，美国要想凭一己之力咸鱼翻身确实不易，难怪要拉上中国当垫背了。
客观而言，美国经济之所以演变成债务经济，其实是政治、历史和经济发展逻辑的综合结果。从政治角度看，换届后政治家往往顶着执政光环拍屁股走人，却不用对其造成的因公众债务膨胀而产生的烂摊子负责，加之日后被揪出来清算历史账的概率又微乎其微，这就为债务经济提供了政治前提。从历史上看，最早的四次发债高峰期其实都源自战争，分别出现在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并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迅速下降。但是，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盘后，美国发债局面便开始失控，除了克林顿以外，其他总统几乎都曾为国债市场的做大做强“作过贡献”。从经济内在逻辑看，债务化是市场经济进入高级阶段后金融深化的必然归宿。至于“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理想状态，曾存在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但那是计划经济当道的时代。如今，除了某些因为政府开支小而无发债必要的非洲小国，以及根本无债可借的索马里等国之外，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都“背有一身债”。只不过，美国与其他举债国家的主要区别在于，美元霸权地位为美国国债市场发展成为全球吸金池提供了独一无二的保护伞。
事实上，如果经济增长率和国家信用足以维持债务链条，则债务化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国家经济的崩盘，相反，适当的负债率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如果增长乏力、国家信用下降，新债发不出、旧债还不上，那么债务就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刀，尤其是美国这样的“债务帝国”，就有可能被送进“地狱”。鉴于此，美国的命运本质上仍然掌握在自己手中，美国自身的政经走势和国策调整是决定其国债“含金量”高低以及经济复苏快慢的内因。至于中国抛债战略不过是拖美国经济后腿的外生变量而已。
首先，就经济走势而言，美国悖论重重。重回《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监管老路，虽然吻合金融过度、监管缺失的美国国情，却很容易因为难抵国际同业竞争压力而使华尔街竞争力下降，将金融霸主之位拱手相让。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金融重心从华尔街转向伦敦金融城便是明证。医改这一社会主义的承诺，可能还需追加34万亿美元的投入，相当于两个半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因此还会把美国债务推得更远。换言之，奥巴马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无情的，不堪重负的赤字状况使医改最终放空炮的概率很高。财政破产的加利福尼亚州被认为“是一个在顺利时大手大脚地花钱，在泡沫破裂时又向联邦政府乞讨的家伙”。如今，整个美国经济都呈现出“加州化”态势，意味着其依然指望向其他国家借债度日，这其实是变相的庞氏骗局。更要命的是，美国在整治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的同时，自己却利用在世界上大到不能倒的超级帝国地位而滥用国家信用，后果无疑是严峻的，引用自由市场鼻祖亚当·斯密的话便是，这是“任何有史以来的国家衰落的开始”。
其次，从政治局势来看，美国困境多多。一是政客普遍被选票劫持，而选民往往被娱乐捕获，以致总统、州长明星化，当年诞生伟大总统的土壤已经不再。换言之，当今的美国已很难指望出现力挽狂澜的“伟人”来拯救国家于水深火热之中。二是民主党凭许诺福利当选，共和党靠许诺减税上台，种种政治空头支票让财政赤字雪上加霜，政治钟摆将决定美国经济进入低增长周期。三是中产阶级大量失业导致优级房贷危机加重，私人债信用更差，中产这一“社会稳定之锚”的整体下沉，使社会结构出现从橄榄型向葫芦型的变异，由此使得原本就很脆弱的社会阶层利益更容易失衡。这无疑是美国社会政治动荡加大的“凶兆”。由莎拉·佩林挑头的美国第三大党“茶党”雏形初现即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