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引言：善复盘者赢(1)

柳传志、任正非、李东生、冯仑、孙陶然、周鸿祎等牛人们都在使用复盘，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不管是现代还是古代，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要取得成功，要赢，必须善于复盘。

要提升，多复盘；要成功，精复盘。

联想有个复盘术

2011年9月27日，在北京联想之星创业大讲堂暨创业联盟成立大会上，柳传志在谈到成功创业者应该具备的素质时说，学习能力很重要，要学会学习，这种学习不仅仅是通过书本学习，而是要懂得复盘，要随时复盘，不断总结提高。

这并不是柳传志第一次谈到复盘，甚至也不是第二次、第三次谈复盘，而是柳传志一直以来无数次谈到复盘的一次，“复盘”成为柳传志近年来提到最多的关键词。

在获得由法国里昂商学院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联合举办的“世界企业家论坛”的2010年度世界企业家奖后，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中，柳传志说：“复盘至关重要，通过复盘总结经验教训，尤其是失败的事情，要认真，不给自己留任何情面地把这个事想清楚，把事情想明白，然后就可以谋定而后动了。”

在阿里巴巴的网商大会上，柳传志在发言的时候，强调要对自己无情复盘，这样才能够知道哪里做得对，哪里是运气，哪里是才能。

在接受优米网王利芬关于联想并购回顾的采访时，柳传志说，现在联想欧洲高管没有一个中国人，但是，他们的思维全是联想的，他们也会说着“FuPan”（复盘）。

其实，自从2009年之后，柳传志在接受新浪、《创业邦》、《成都商报》、《新智囊》等媒体采访的时候，基本上每一次都会谈到复盘。

柳传志不但口头上说复盘，2011年还在联想旗下所有公司推行复盘：形成专门的培训资料，要求抽出专门的时间，进行复盘培训，学习复盘方法。

柳传志为什么这么重视复盘呢？

复盘对联想的价值，可以说体现在联想的每一次重大事件中。

2003年前后，戴尔在中国表现凶猛，不但市场份额的增长率比联想高，而且在商业客户方面的市场份额也比联想高。当时市场认为，戴尔的直销模式，是代表着先进的销售方式，联想在这次竞争中，恐怕要败下阵来。再加上柳传志此前在员工大会上曾经说过，要让戴尔认识认识谁是联想，谁是杨元庆。而竞争下来的结果，自然有点苦涩。不过，联想并没有因此败落，通过复盘，联想认识到了问题的实质不在于直销还是分销体系的问题，真正的竞争在于谁的流程更卓越，谁更有效率，谁能把握更多的客户群。在此基础上，联想调整了竞争方式，并在2004年一战翻身，戴尔从此再不能对联想构成威胁。

2009年，联想用2亿美元的价格买回了此前卖掉的手机业务，一时引起了很多人的争论。卖掉手机业务，是对2005年“多元化、国际化”战略复盘后的行动结果，而买回手机业务，也是经过对苹果等企业行为的复盘，以及对行业的复盘，得出的结论。

其实，联想的每一个重大行为，基本上都可以看到复盘的影子。复盘在联想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联想的战略调整，比如收购IBM的PC部门，比如投资领域的扩展，比如新公司的成立，可以说，联想任何一次大的成功，都离不开复盘的作用。

复盘，已经被联想总结提炼为联想方法论。联想方法论共有三个特点：一是有极强的目的性，二是分阶段实施，三是在复盘中成长。在复盘中成长，也被认为是联想最重要的方法论。

2001年，柳传志将复盘引入联想工作之中，对于一些重大的事情，都要进行复盘，以便发现问题、找出方法，为后来的工作提供指导。但是，在此之前，联想一直是按照复盘的方法在做事，只是没有叫做“复盘”而已。[1]

在联想，复盘有一套规范的流程。首先，在整个公司中成立了一个复盘的项目小组，根据公司里的项目前后梳理；复盘一开始，就有详细的文档，小组会根据所有项目的历史情况、现在的结果以及小组对事情的反思和总结，写出复盘报告。在10年时间里，联想已经总结出复盘文档达240多个。[2]

复盘，帮助联想战胜了一个个对手，在联想成为中国第一、收购IBM PC、成为全球第一大电脑生产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实，复盘不仅仅是在联想被使用。冯仑在万通有个反省日，这被视为万通生存密码。[3]东生在反思并购汤姆逊的问题之后，写出了广为传播的《鹰的重生》。周鸿祎在复盘3721的错误之后，通过免费杀毒重新挺立潮头。孙陶然认为自己的《创业36条军规》以及管理思考，多借助于复盘获得。还有更多的人，他们在使用复盘这种方法，虽然并没有使用“复盘”这个词语。

复盘不仅仅是对企业强化组织能力、提升业绩有用，对于个人来说，复盘也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方法。

为什么是曾国藩

曾国藩是中国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标志性人物，被认为达到了“内圣外王”的儒家最高标准，是儒家的最后一个“圣人”。曾有一副对联这样评价他：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他的修为（内圣），他的事功（外王），得到了蒋介石和毛泽东这两个对立阵容领导的一致高度好评。蒋介石说：“曾公乃国人精神典范。”毛泽东更进一步：“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为什么是曾国藩呢？

论聪明才智，当时与曾国藩差不多的湖南人有很多，胡林翼、江忠源、左宗棠等。论机会，他也只是当时的帮办团练大臣之一。论带兵打仗，好像只要是他亲自指挥的，都以失败告终。看起来，曾国藩没有任何高人一等的地方，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天资中庸、不显山不露水的曾国藩，最终成为清中兴第一人。

为什么呢？

除了他强大的意志力和识人用人的能力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曾国藩强大的事后复盘的习惯和能力。

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曾国藩父亲去世，其时曾国藩正与江西官场交恶，遂趁机发丁忧折，请假守制，不待皇帝批准，即离营回家，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然而，摆脱了战场烦忧的曾国藩，在家的日子并不好过。

这一年多来，他曾无数次痛苦地回想过去三五年间的往事。他始终不能明白，为什么自己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却不能见容于湘赣官场？为什么对皇上忠心耿耿，却招来元老重臣的嫉恨，甚至连皇上本人也不能完全放心？为什么处处遵循国法、事事秉公办理，实际上却常常行不通？他心里充满着委屈，心情郁结不解，日积月累，终于酿成大病。[4]

不过，也正是这一年在家的日子，曾国藩复盘了自己过去几年的问题所在，找到了事情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

曾国藩想起在长沙与绿营的龃龉斗法，与湖南官场的凿枘不合，想起在南昌与陈启迈、恽光宸的争强斗胜，这一切都是采取儒家直接、法家强权的方式。结果呢？表面上胜利了，实则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又如参清德、参陈启迈，越俎代庖，包揽干预各种情事，办理之时，固然痛快干脆，却没有想到锋芒毕露，刚烈太甚，伤害了清德、陈启迈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无形中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这些隐患与障碍，如果不是自己亲身体验过，在书斋里，在六部签押房里，是无论如何也设想不到的，它们对事业的损害，大大超过了一时的风光和快意。既然直接的、以强对强的手法有时不能行得通，而迂回的、柔弱的方式也可以达到目的，战胜强者，且不至于留下隐患，为什么不采用呢？少年时代记住的诸如“大方无隅”、“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的话，过去一直似懂非懂，现在一下子豁然开朗了。这些年来与官场内部以及与绿营的争斗，其实都是一种有隅之方，有声之音，有形之象，似巧实拙，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不是这样的。它要做到全无行迹之嫌，全无斧凿之工。[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