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的意思是：遇上该做的利国利民之事时，应该进言；遇上必须革除的社会时弊时，大胆进言；刑罚不公平，百姓有冤屈时，果断进言；催征赋税过于苛急，增加百姓负担时，必须进言。总之，凡是涉及一方政事的，例如防盗、救灾、办学、除暴等事务，师爷一定要全部了如指掌，并能给幕主提出周全的应对方案，否则，一对不起自己从小苦读的圣贤之书，二对不起天地良心，三对不起百姓的期待，四对不起支付脩金的幕主。报德莫如尽言，佐治首长的秘书助理们都应该牢牢记住汪辉祖的这句话。
从本质上说，汪辉祖的“尽言”观念不仅是幕友的职业操守，也是提高执政能力的必要修行。
古谚有云：公门之中好修行。古人把政府机关称为公门是有道理的。政府监管着三百六十行的秩序，先天具有公共属性，虽然君主制时代的政府是帝王专制的爪牙，在实际操作中官吏徇私枉法之事很多，但按照历朝历代主旋律的说法，政府就是管理各种社会经济事务的“公门”。
从理论上说，为政施治第一原则就是公私分明。但“公门”之人手中握有权力，很容易被心中贪欲吞噬，沦为鱼肉百姓的赃官恶吏，这种情况在历朝历代屡见不鲜。一政之善，功德广大；一政之恶，为害无穷。因此，为政施治不可以不审慎，不能不奉公去私。
汪辉祖久经官场，对公门积弊洞若观火。他认为师爷有必要为澄清吏治贡献一份力量。虽然师爷没有权力直接改变主官的决定，但应该做到随时随事尽心尽言。公门之中好修行，安世济民就是最大的修行。特别是在时人普遍认为从事刑名工作有损“阴德”的舆论环境下，对幕主尽心尽言，纠错政、平冤狱，却是师爷修行功德、争取子孙福报的最佳途径。
“尽言”，光是敢于直言还远远不够，善于抓住有利时机，运用合适的方式提意见，才符合汪辉祖的标准。
汪辉祖在《学治臆说》中说：“官以利民省事为心，非有异于幕也。然幕据理法心可径行，官兼情势，心难直遂。民之情，可以诉官，而官往往不易转达于上官。纳于口者，不能尽呈所言；怵于威者，又恐逢彼之怒。略涉瞻徇，便多迁就。此处能于心无负，方见平日立身功效。”
为民谋利，俭省政事，是主官与师爷执政的共同出发点。两者的区别在于：师爷只要按照律法和良心办事就足够了，而主官不得不考虑方方面面的复杂情势，很难按照自己的本心来办事。
老百姓可以向官府反映情况，而官员向上级转达民情却非易事。不善言辞者很难充分表述自己的意见；对权威心存恐惧之人，又会担心自己恰好碰到上司发怒的时候而不敢轻易进言。无论怎样，结果都是不能做到“尽言”。
在向上级转达民情的时候要先试探上司的口气，观察其情绪如何。假如上司正在气头上，情绪激动，就一带而过（因为他们此时不具备冷静思考的能力），待到上司情绪平和之时，就把百姓的情况尽数道出。
想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在讲究尊卑的年代，汪辉祖能与上司坦然相对，不卑不亢，无愧于心，除了平时修行严格、读书历练够多、学问技能功底扎实、能提出中肯的对策这些原因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没有把自己当成幕主的奴仆，而是保持着自己人格的独立性。佐治主官尽心尽言，提建议时讲究方式方法，但对上司不阿谀，不欺瞒，这才是正确的从幕之道。
国家律法是统一的，但如何援引律法处置政务，则是千个人有千条道。主官与师爷所处的位置不同，学问底子也有差异，对某件事务的看法可能存在分歧。而寻常幕友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大多当面不提异议，却往往在背后腹诽不已。
汪辉祖认为这并不符合幕友“尽言”之道。
在他看来，幕友有意见应该当面向主官提，只是语气要委婉，别太刺人。假如确有道理，措辞妥当，主官也会听从谏言，同僚也会转而支持。那些当面不敢谏言，却在背地里说怪话的人，既不足以交友，也不足以事上。而且他们的话被人传出时，肯定会被添油加醋，反而更容易触怒别人。所以说，与其背后议论纷纷，不如当面尽言婉诤。
五、读书贵致用，公事当精熟
汪辉祖在官场奋斗数十载，常常见到同僚们在工作闲暇时饮酒下棋，闲谈送日，偶有看书者，也是拿小说野史来消遣。在他看来，这些习惯对幕业没有任何益处，不如读书修身。
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有这样的言论：“学古入官，非可责之幕友也。然幕友佐官为治，实与主人有议论参互之任，遇疑难大事，有必须引经以断者，非读书不可。”
在科举制时代，读书是为了考试，考试是为了做官。主官与师爷的一个本质区别就是，前者通过了国家统一组织的科举考试，而后者是落榜生。但这并不意味着师爷这碗饭随便能吃。因为师爷以佐治为天职，是幕主的个人助理兼专业顾问，他们经常要“引经决狱”，不熟读儒家经典，就根本完不成任务。
科举选官模式的一个重要弊病是，官员“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专业技能与岗位要求不对口：儒家的《四书五经》博大精深，却偏偏没有教人如何处置诉讼，如何发展农桑，如何均平徭赋；读书人的八股文章写得再好，也未必能写出一份严谨精当的公文；空谈圣贤大道，轻视实用技艺……这些都是儒家学派最主要的弱点。许多读书人深知这些不足，在熟读儒家经典之余，也广泛涉猎其他学问。
按照儒家以德治国的观念，礼义教化才是第一位的，刑狱之事只是辅助手段。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支持社会运转的恰恰是法律政令，而非空洞的礼义教化。
按照通常说法，古代王朝采取的是“表儒里法”的治理模式，只是每个朝代的“表儒里法”具体表现不同罢了。
在秦汉之时，官员是从文法吏中提拔的，法律政令基本功极其扎实。所以，秦汉时代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幕业。大清的情况不同，官员往往能熟背孔孟之语，却不大精通大清律例。于是乎，“表儒”由主官来做，“里法”交给刑名师爷、钱谷师爷去操持，故而当时的人把进修幕学称之为“习法家言”。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的司法实际掌握在刑名师爷的手中，刑名师爷的业务水平高低，直接决定了大清法制状况的优劣。
乾隆后期到嘉庆年间，无论是朝中大学士，还是像汪辉祖这样的幕友，都在感叹“幕道日下”。比起品行的恶劣，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从幕之人不学无术，业务能力低下。
汪辉祖针对这一点，曾经在《梦痕录余》中抨击道：“律义可不解，例文可不读……累官累民，动辄流毒。论者或疑其有欲，余独愍其无知。”有些从幕之人制造冤假错案，未必是私心太重，也可能是无知或无能所致。
汪辉祖与当时许多文人不同，其学术思想更重视经世致用。他曾经教导后学汤金钊“学必求其可用”。朝廷的法律政令和基本国策应该一一吃透，古今社会变迁的规律也要认真研究。至于那些寻章摘句的训诂之学，对经世济民没什么益处，此类书籍文章不妨少读。
为此，汪辉祖一直致力于总结经验，弘扬幕学，试图导正日趋衰败的幕业。他长期以幕养学，最重视学问的实用性，对同时代读书人不切实际的学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汪辉祖在《双节堂庸训》卷五《读书以有用为贵》中有言：“所贵于读书者，期应世经务也。有等嗜古之士，于世务一无分晓，高谈往古，务为淹雅，不但任之以事，一无所济；至父母号寒，妻子叫饥，亦不一顾。不知通人云者，以通解情理，可以引经制事……否则迂阔而无当于经济，诵《诗》三百，虽多亦奚以为？世何赖此两脚书橱耶！”
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读书就是为了经世致用的。有些好古的读书人对今世事务一窍不通，以言必称古代为风雅。就算授予职权，他们也根本做不来实事。看似满肚子学问，实际上连父母妻子的温饱都解决不了。此等迂阔腐儒读书再多，也不过是个百无一用的“两脚书橱”。
这番辛辣的吐槽，源于汪辉祖从幕多年目睹的官场现象。
有些官员不屑于读儒学之外的书，不加强业务学习，导致自己的实际执政能力迟迟没有进步。他们只能做个甩手掌柜，把一切公务都丢给师爷、胥吏、随从们打理，由于自己不通政事，也检查不出师爷、胥吏、随从们有没有弄虚作假。如此一来，主官看似落得轻松自在，实则沦为部下们的提线木偶，不仅会被下面的人玩得团团转，也迟早会被上司罢免。
主官不熟律例，可以聘请精通法律的专业人才做刑名师爷，而师爷自己要是不熟悉律例，且不说就业困难，就算有幕主聘用，也迟早会误大事。
那学幕之人应该怎样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呢？
汪辉祖在《梦痕录余》中指出：“学必求其可用，凡朝廷大经大法，及古今事势异宜之故，皆须一一体究，勿以词章角胜。无益之书，不妨少读。”
对于从政之人而言，最基本的致用之学是本朝律例。法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土地、房宅、婚姻、债务、贼盗、人命、斗殴、欺诈、诉讼等内容无所不包。州县官员治理一方，主要是处置这些日常琐事，汪辉祖提倡官员和幕友都应该熟读大清律例，并在执法实践中融会贯通。
在当时，刑名师爷辅佐主官办理案件，常常要面对讼师（古代的律师）的诘难。讼师无不是能说会道且精熟律条之人，倘若主官的法学素养太差，很容易被讼师的诡辩带进沟里，错判案件。可如果连刑名师爷也业务不熟，不仅会被讼师牵着鼻子走，更无法弥补主官的技术短板。
除了熟读律例之外，师爷还应该读什么书呢？针对这一点汪辉祖认为：“公事稍暇，当涉猎诸史，以广识议。”
执政以处置实事为重。朝廷律法案例虽然多如牛毛，但国情民生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律例条文，因此，在不违反国家法令的前提下，官员和师爷必须要学会动脑筋妥善解决法律规定之外的疑难。
既然法无明文、案无先例，又如何判断是非曲直呢？汪辉祖总结道：“凡意计不到之处，剖大疑，决大狱，史无不备。不必凿舟求剑，自可触类引申。”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各种奇事奇案层出不穷，假如本朝律例缺乏准绳，那么从史书中寻找类似的案例做参考，是一个可行之法。作为师爷，在平时多读史书，储备厚实的学问功底，决狱之时才能如鱼得水，减少差错率。
读书人最初往往是理想主义者，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观影响，有治理一方、造福百姓的远大志向，但是，志向不能当饭吃。假如没有才能打底，图治之心再坚忍不拔，也不过是志大才疏。才能平庸而心思正派的官员，往往被内外左右之人架空，最终要么同流合污，要么被排挤出局。
鉴于多年亲眼见证的种种教训，汪辉祖建议为官之人也要尽可能地多读律读书，不要过分依赖师爷、胥吏、随从的力量。主官自己擅长政事，才能赢得部下的敬重。师爷也会更加卖力佐治，尽心尽言，一展平生所学。
纵观汪辉祖的一生，从幕时间极长，真正做官的时间反而少，这主要是因为他很晚才通过科举考试。长期的就馆阅历，锤炼出其卓越的理政之才，尽管他在湖南执政时间不长，却得到了“湖南第一好官”的美名，朝野贤达也称赞其卓越才华与正直人品。可以说，正是因为在从幕期间精熟刑名、钱谷等实务，汪辉祖才脱颖而出的。
当其他师爷在游戏、放纵之时，汪辉祖却勤勉读律、广涉诸史，两者之间因此产生的差距，导致了不同的结果。总之，正是良好的学习习惯，造就了汪辉祖这位了不起的大清一秘。
六、称职在于勤
在中国古代王朝中，清朝行政效率之低下也是有目共睹的。一方面，不少地方官吏醉心于权力场的争斗，精力完全不在公务上；另一方面，官场上下普遍弥漫着拖沓观望的不良风气，勤政敬业之人反倒被嘲笑为傻子。
公门中人吃着朝廷定期发放的俸禄，忙也是一天，拖也是一天，对生计全无影响，但百姓不同。百姓以农工商业为营生，一天不劳作就少了一天的收入，为了解决某事跑官府，倘若官吏办事懒散拖沓，岂不是耽误了人家的生计？
汪辉祖结合自己多年的办案经验，算了一笔账。
乡民起大早进县府办事，如果衙门在午前解决问题，他就可以回家了。假如官吏拖延到午后才解决问题，他就不得不在城里找旅馆住，这样，他不光少了一天的收入，还要搭上住店的费用。所以说，官吏要是稍微勤快一点，老百姓就不至于损失那么多经济利益。
除此之外，勤勉政事的另一个好处是便于上级督查工作。
问题一出现就即刻办理，事情头绪清楚，稽查起来也简易明了。假如积压政事，一天滞留一个待办事宜，两天就滞留了两件事，久而久之，积重难返，清理也更加困难。事情多到办不完，官吏势必会为了追求尽快解决而敷衍了事，那些狡猾的胥吏和讼师就会趁机浑水摸鱼，让吏治变得更加混乱不堪。
河中船只来来往往，有序而行，原本不会雍塞河道，可是假如有一条船滞留不去，很快就会挡住后面的船只，把河路堵得终日不通。处置政务也是一样。主官和幕友勤于办公，哪怕政事繁剧如山，也能及时解决，给自己留出更多闲暇。反之，倘若主官和幕友疏于政务，就算政事简单也会头绪杂乱，让人劳神费心。
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说：“古云勤能补拙，又曰业精于勤，故才钝而勤，则于事无滞；才捷而勤，则所为必工，以孔子大圣犹敏于事，幕客学识有限，其敢怠忽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