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途径、原因探究与数据源

我们在前文中从人口总数、人口密度、获取食物的方式和环境角度有系统地讨论传统社群的差异。虽然我们可借此发现几个比较显著的趋势，但如果我们以为可从物质条件来预测一个社会的情况，那就错了。试以法、德两国人民的文化和政治差异为例，显然并非两国地理环境的差异造成的。以全世界环境变化的标准来看，这两国环境的差异并不明显。

学者曾采用几种研究方法来了解社会之间的差异。虽然每种研究方法都有助于了解某些差异，但难以用来解读其他现象。第一种研究方法就是前面讨论过的，从演化的角度切入，研究不同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的社会之间的重要差异，以及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差不多的社会有何共同特点，或是推论一个社会在变大或变小时会出现什么样的转变（有时则是通过直接观察得到结论）。还有一个研究方法与演化研究相关，也就是从适应学派的角度切入，认为一个社会的某些特征是不断适应的结果，使社会在一定情况（如特殊的物质条件、地理和社会环境，以及特定人口总数和人口密度）下更有效能。像是人口总数超过几千人的社会必须有领导人，另外，为了供养领导人，大型社会必须具有生产余粮的能力。我们可从这种研究方法归纳出一些结论，也可从生存条件和环境的角度来解释一个社会的变化。

第二种研究方法和前述恰恰相反，即认为每个社会都是独一无二，有特殊的历史，其文化信仰与做法大抵是独立变量，不是受环境支配的结果。在无数的例子中，我要提出的是高隆族的一个习俗。高隆族也是本书将讨论到的一个族群。这个例子非常极端、令人震撼，而且完全和当地的物质条件没有任何关联。高隆族住在新几内亚东边的新不列颠岛南部河流流域，这个地区共有几十个小规模的原住民族群。以前，如果一个高隆族男人死了，遗孀就会把她的兄弟叫来，要他们将自己勒死。因此，她不是被谋杀的，也不是族人强迫她去死。反之，这是耳濡目染的结果：所有的高隆族女人从小到大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在丈夫死后尾随而去，一旦自己成了寡妇，也就自然而然跟着走上这条黄泉路。寡妇的兄弟尽管不忍，也得完成这项庄严的任务。如果寡妇没有兄弟，则嘱托其子成全此事。她就这样认命地坐在地上，由家人将她勒死。

没有任何一个学者认为高隆族寡妇的殉夫有益于社会，此举也无益于长远的“基因利益”。研究自然环境的科学家也看不出高隆族寡妇殉夫对环境有何帮助。她们的死并不会使新不列颠岛的南部优于北部、东部或西部。除了与高隆族为邻的森森族（Sengseng），不管在新不列颠岛还是新几内亚，我都没听过其他族群有这样的习俗。似乎高隆族寡妇这么做是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特质，只有在新不列颠岛的那个区域才这么做，原因已不可考，最后或许会因为社会间的物竞天择而消除（例如，新不列颠岛其他没有这种习俗的社会比高隆族具有优势），然而这种令人不解的做法还是流传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57年之后与外界有了接触，才在压力之下废除这样的习俗。熟悉其他社会的人都可以想出诸如此类的习俗，只是不像高隆族寡妇殉夫那么极端。这样的特质对社会没有明显的利益，甚至可能损害社会，而且显然不是当地环境造成的。

第三种了解社会差异的途径，是辨识分布范围广阔的文化信念或做法。某种文化信仰或习俗在一地流传久远，但是显然与当地环境无关。我们熟悉的例子包括几乎处处可见的一神教，以及欧洲的非声调语言。与之对照的则是信仰多神教的地区，还有像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声调语言。虽然我们对每个地区宗教和语言的根源和发展已有相当的认识，我仍不解为何声调语言在欧洲这样的环境无法流行，也不知为何中国和东南亚不是适合一神教发展的沃土。到目前为止，我还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宗教、语言与其他文化信仰及习俗的传播可能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在向外扩张的同时把文化带过去，如欧洲人向美洲和澳大利亚殖民，不但使欧洲的语言外传，也在当地建立欧洲式的社会；二是一地的人主动采纳其他地区的文化信仰和习俗：如现代日本人穿西装或美国人吃寿司，但西方人并未统治过日本，美国也不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此外，有关问题的剖析，本书会不断出现两种解释，一种是近因，另一种则是远因。且让我们想象下面的情境，以了解这两种原因的区别：有对结婚20年的夫妻因婚姻濒临破裂而求助于心理治疗师。治疗师问道：“你们既然结婚20年了，为何突然想离婚？”丈夫说：“都是她造成的！她拿起一个很重的玻璃瓶痛击我的脸。我怎么能跟这种女人一起生活？”妻子承认她出手打人，这是两人婚姻破裂的“原因”（即“近因”）。然而治疗师知道无风不起浪，如果婚姻美满，应该很少会出现这样的暴力攻击事件，于是探询更深一层的原因。妻子说： “他一再出轨，我忍无可忍，才拿起玻璃瓶打他。他的外遇就是我们婚姻破裂 ‘真正的原因’（即‘远因’）。”丈夫承认他的确有外遇，但治疗师想知道为什么他会去找其他女人。如果一个男人婚姻美满，应该不会想要出轨。丈夫说：“我老婆是个冷漠、自私的女人。我和任何正常的男人一样需要爱情与慰藉，而她不能给我，我只好去找其他女人了。这就是我们婚姻破裂最根本的原因。”

如果这对夫妻接受长期治疗，治疗师则会深入探究妻子的成长过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她变成一个冷漠、自私的人（如丈夫的指控为真）。但就治疗师已经知道的情况，大多数的因果关系包含多个原因链，环环相扣，有些是近因，有些则是远因。我们将在本书中碰到很多这样的原因链。例如，部落战争（见第四章）的近因或许是一个部落的甲从另一个部落的乙那里偷了一头猪。但甲说，这头猪是乙欠他的（乙的表哥向甲的父亲买猪，猪到手了，却没付钱）。至于部落战争的远因则是旱灾、资源匮乏和人口压力，两个部落都没有足够的猪供给族人。

以上就是学者研究人类社会差异的几个比较普遍的方法。至于学者如何得知传统社群的情况，一般而言我们的数据源大致可分为四大类，每一类都有其优缺点。第一类是本书最重要的数据源，也就是由受过训练的社会学家或生物学家深入传统社群探访，或和当地人共同生活，以研究某个主题。然而科学家如果要进入这样的社会，必须等到当地的原住民族群已被某个国家征服或控制之后，也就是已受“安抚教化”，才得以前往，或是该传统社群因外来传染病的传入，人数变得很少，不会攻击外人。主要是这样的社会因遭外敌或传染病的入侵，已和过去的情况大不相同。

第二类来自采访当地不识字的原住民，利用口述历史重建几个世代之前的社会样貌，梳理传统社群在现代的改变。第三类和利用口述历史重建的目的相同，希望建构传统社群在现代科学家造访前的原始面貌，然而做法不同，也就是通过探险家、商人、政府派驻到当地的巡逻官和通晓当地语言的传教士等人的描述，来了解西方人和传统社群初次接触的情况。虽然这些描述或史料可能杂乱无章、数量不多，也不如科学家的田野调查报告那样严谨，但优点是这些描述呈现的是部落社会的原始面貌，而非西方势力入侵后的样子。第四类是，如果要研究没有书写系统且未与西方观察者接触过的古老社会，那就只有一个方式，也就是通过考古挖掘。我们可借此重建一个未与现代社会接触或受其影响的文化，缺点是无法探究一些细节（如人名或动机），也不一定能以考古遗址出土的文物推断当时的社会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