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繁荣的背后:解读现代世界的经济大增长
- (美)威廉·伯恩斯坦
- 3942字
- 2024-11-01 07:55:03
第一个西方人
即便英国在历史上奇才辈出,弗朗西斯·培根也算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了。培根出生在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尼古拉斯·培根爵士,是掌玺大臣(女王手下的司法官员),还是伊丽莎白女王的财政大臣和最可靠的顾问伯利爵士的侄子。1573年,培根进入剑桥大学学习时年仅12岁。
培根的导师早已发现了他天赋异禀,但是培根却很快就对大学里沉闷的学术氛围感到厌倦。就像中世纪后期的许多事物一样,剑桥大学在几个世纪里没有任何的进步。伊丽莎白时期的高等教育仍然以亚里士多德学派为主导内容。如果可能的话,请你想象如果整个教育系统不是由宗教教义就是由修辞逻辑组成,讲授的理论都来自古代的学者,如普林尼(Pliny)和西塞罗(Cicero),那它还能让人提起多大的兴趣呢?然而在18世纪以前,这就是那些年轻才俊们不得不学习的内容。
培根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为“辩论”做准备,即与另一名学生进行三段论竞赛。他把自己的空余时间花费在学习复杂的亚里士多德宇宙观上,尽管亚里士多德宇宙观很快就被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推翻了。
在培根那个年代,年轻人只能在唯一的领域中学习,即宗教研究。即使是1个世纪以后,当约翰·洛克进入牛津大学学习之时,60个高年级学生中也只有1名学生学习道德哲学,2名学生分别学习法律和医学的,而其余的55名学生全是学习宗教学的。
培根对沉闷的学术氛围感到畏惧。3年后,即1576年,他像父亲当年一样进入格雷律师学院(Gray's Inn)学习法律。不久,培根的父亲辞世,年轻的培根变得身无分文,不得不求助于其他富裕的亲戚们(尤其是他那位有名的叔叔)以及王室成员。
为了了解培根在剑桥中学习的课程,我们需要先了解古希腊的知识架构。2000年前几何学的出现是一项璀璨的成就。在耶稣诞生之前,对地球形状以及接近精确的球体直径的计算能力是人类最伟大的技术。随之而来的是黑暗时代的倒退,人类出现了超过1500年的知识断层。
古代人类在许多方面都处于严重的劣势。那时候“零”的概念还没有出现,古希腊人依靠繁杂的字母数字系统进行运算,这一系统后来被罗马人继承使用。但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精神生活的真正缺憾并不在此,而在于他们并没有掌握当今称做科学方法的任何诀窍。
希腊人和罗马人没能通过当今所知的归纳推理法了解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归纳推理法就是将观察结果归纳综合成模型和理论。他们采用演绎法描述自然世界的运行,演绎法通过所谓的第一性原理来决定自然规则和宇宙的形状。第一性原理是那些人们假设为正确且毋庸置疑的论据,并以此作为以后进一步推理的基础。在这些人为规则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推导,人们很容易得到自己所期望的结论。数学公式也是通过相同的方式推导而来的,即基于假设的论据或在公理的基础上进行推导。
那么,这些公理又是什么呢?答案是比一个世纪以前的哥白尼体系还早的托勒密或亚里士多德体系。简单地说,他们构成了一个信仰体系,而该体系充满了瑕疵,因而阻碍了科学的进步。更为糟糕的是,这两个体系假定人类已经掌握了所能够掌握的所有宇宙知识,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一千多年以后,西方人了解自然的方法可以概括为:别去尝试(Don't try)。正如布鲁诺和伽利略所发现的那样,这种错误的、自闭的和自满的体系容不下任何严肃的质疑。亚里士多德体系当然也没有促进人类对知识的探求,它不允许任何关于世界认知的创造性思维和实质性进步的出现,最终使得普通百姓的福利得不到改善。伟大的中世纪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写道:“人类社会有目的、持续改革与改善的思想是不存在的。好的制度从总体上说已经处于最好的状态了,坏的制度从总体上说也处于最坏的状态了;这是上帝的安排,它们本质上就是好的,只有人的罪恶才会使其走上歧途……”
对于16世纪的普通欧洲人来说,社会、知识和科技在1000年中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进步,这是无关紧要的——人类社会普遍呈现静止的状态。培根的天赋让他明白了三个道理,也正是这三个道理显露出了他的聪明:①中世纪人类的状态不是“自然”状态,这是一个问题;②演绎推理法存在问题;③关于自然界的认知是可以不断改善的,正因为如此,人类的福利也是可以不断改善的。要改善人类的福利,首先要摒弃亚里士多德的知识架构,并用归纳推理法将其取代,即不带任何假设地收集事实,然后进行分析。
培根认为,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获取大量有用的知识。实际上,知识就是力量。1603~1620年,培根完成了他的著作集《新工具》,该著作集后来成为人们掌握知识武器的伟大号召力。
在《新工具》第一卷中,培根用大量的篇幅来抨击那些“曾经对科学造成巨大伤害的人,他们成功地建立了信仰体系,也因此有效地扼杀了科学探索……”培根认为,问题是很简单的:无意义的理论学习、与实验数据的脱离,并不能够完成描述真实世界这一任务,因为“自然界比雄辩本身细致微妙许多倍”。
他甚至还认为,人类观察世界的工具存在重大的缺陷,并受制于四种不同的错误,或者说是“幻象”:
- 种族幻象。培根将人类界定为种族,而种族幻象指的是种族看待世界的方式。它普遍存在,就像一面“错误的镜子”,扭曲了人类对世界的看法。这是人类的天性。
- 洞穴幻象。洞穴幻象是指人们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此处,培根用柏拉图的洞穴理论来做解释。在洞穴的远处有一簇篝火,事物在篝火和洞穴之间传递,人们只能通过事物在洞穴上的投影来判断它们的属性。一个美洲印第安人看见一个大影子就以为那是一头野牛;一个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则可能以为那是一只袋鼠。这就是17世纪版的“对某人来说是神牛,对其他人来说可能只是巨无霸汉堡中的一块牛肉”。
- 市场幻象。市场幻象指的是“人与人交际和联系”时所产生的一些概念。此处,培根所说的幻象指的是词语的含义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在马萨诸塞州,17世纪巫婆一词的含义与当今大有不同。简单地说,那时“巫婆”是“流行”的意思。
- 剧场幻象。最能迷惑人的幻象是那些“接受系统”的结果,“接受系统”正如戏剧舞台,展示哲学家们所创造的世界,优美而不真实。亚里士多德体系或许就是这一幻象的初期目标,它曾试图表明培根也在从事宗教工作。
- 最后,尽管培根没有将这一缺陷上升到幻象的高度,但是他早在三个多世纪以前就指出了现代行为心理学的观点,即人类有一种“假想出许多根本不存在的命令和规则”的倾向。如果人类能够有一种准确的能力,无中生有地看到事物内在的联系和阴谋,那么他们就不仅仅是寻找规则的灵长类动物了。
在《新工具》第2卷中,培根对他新建立的归纳推理法做出了描述。尤为重要的是,他在文中写道,通过尽可能客观的方式观测世界,这是非常必要的,这样能尽可能地避免将人类的感官直接用于判断,他认为这是人们得出错误理解的重要原因。对于科学家来说,他们需要借助方法和器械得出相似的数据,并将其交由不同的观察者继续处理。
培根还很肯定地认为,除了万能的上帝外,没有任何人能掌握所有的真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即便是牛顿,他也需要一些帮助才能做出那些重大发现。在《新工具》第2卷里,培根列出了一个清单,其中囊括了一些让人伤脑筋的可能需要研究的领域。他还对科学是如何发展的做出了枯燥的描述,即由原先的通过原始事实的直接观察,改变成先通过次级公理,然后通过中级公理,最后通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来实现科学的发展。
当然,这并不是科学方法真正的运行方式。科学家们未能真正理解培根在《新工具》第2卷里所描述的这一方法,于是他们很快就下结论,应该首先做出一些假设并把这些假设当做次级公理或主要公理,然后再直接对它们进行验证。他们认为这种方法更有效率。
培根晚年与有钱人联姻成了富人,他的爵士职位能够给他带来经济报酬。他最终由于受贿罪被起诉,这一指控并没有造成他与同僚们的隔离,但是他却被迫辞去了职务。1626年培根死后不久,在伦敦皇家自然科学促进协会(现在简称皇家协会)的资助下,培根的门徒将其思想体系化。皇家协会直到1662年才得到查理二世的特许,致力于促进新科学的发展,也就是人们当时所说的哲学的发展,皇家协会开始吸纳来自不同背景且持有不同信念的成员。引用这一新科学早期的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协会活动仅仅涉及“新哲学……不包括神学和政治事务相关的内容”。牛顿后来也谈道:“应该将宗教和哲学清楚地分开。我们不应该将宗教启示引入哲学中,也没有必要将哲学观点带入宗教中。”尽管这一约束在现代读者看来显得有些高尚,但是它的起因却是非常现实的:协会成员不愿意承受当时宗教冲突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贵格会教徒(Quakers)的狂欢和非国教派(Dissent-ers)的攻击。
如果人们把培根和其皇家协会的同僚们都看成反宗教人士,那就真是大错特错了。任何一个人,都很自然以及虔诚地想从上帝那里汲取力量。该协会的成员正确地意识到,牛顿和哈雷对自然物理规律的发现正如茫茫未知大海中的一座孤立小岛,而这片大海就是人类对几乎所有自然规律的无知,尤其是对人类自己身体内部运作的无知。当然,人类自身是无法设计和制造出如此非凡的生物体的,只有造物主才具备这样的能力。即便是卑微果蝇的复眼,在显微镜下也是一件精美无比的艺术品。果蝇的复眼大概由1.4万个单位或“珠状物”组成。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对此惊叹道:“每一个‘珠状物’的结构都如鲸鱼或大象的眼睛一样精细,只有万能的造物主才有可能创造出此类存在之物……”
显微镜的出现使人们可以观察那些以前难以想象的宇宙生命形态,如原生生物和多细胞生物,这只会使人类对造物主更加敬畏。气体定律的发现者和实验主义者罗伯特·波意耳(Robert Boyle)将自己和自然哲学的同僚视为“自然的传教士”。相应地,他将他的所有实验都限制在安息日进行。
尽管如此,科学和宗教划分的进程已经开始了,这对科学和宗教都具有永久性的好处。科学仅仅研究是什么以及如何做的问题,而宗教则将自己的研究限制在是谁以及为什么的问题上。再后来,宗教和政府分离了,为经济繁荣的道路扫清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