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现代时期有效资本市场的缺失

从他方非常便利地获取资本，这在现代商人看来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今天，最著名的大公司能够以略高于5%的年利息率获取长期贷款用于公司的发展和扩张，而那些有良好保障的小企业对此需要支付的利息率也不会高太多。

即使是在5000年以前，即货币还没出现的时候，人类就已经存在借贷行为了。几千年来，谷物和牲口的借贷是需要支付利息的：冬天借出30千克谷物或一头小牛，到了收获的季节就能够收回两倍的数量。如今，在一些欠发达的国家中，这种方式仍然广泛存在。

古代信用市场的历史源远流长。关于货币借贷，最早的历史记载大多来源于新月沃地——苏美尔（Sumer）、巴比伦（Babylon）和亚述（Assyria）。汉谟拉比（Hammurabi）时期最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即已知的第一部综合法律体系，就是用于处理商业事务的。几个古代的小例子就足以证明这点。公元前3000～公元前1900年的苏美尔地区，大麦的借贷利率通常是33%，而白银借贷的利率则是20%。二者间利率的差别反映了大麦借贷的风险高于白银借贷的风险，其原因是后者不会被消费或腐坏；并且“白银作物”也不可能歉收。

如此高的利息率抑制了长期项目的发展。如果年利息率是20%，则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借贷者需要还贷的数量就会翻倍。未来的负担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素，没有任何一个理性的商人或企业会考虑借钱投资在5年甚至10年内都不会盈利的项目上，而且通常情况下，这样的项目还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

经济史学家理查德·希拉（Richard Sylla）认为，利息率能够精确地反映一个社会的健康状况。实际上，按照时间来描绘的利息率曲线是一个国家的“热度曲线”。在动荡年代，利息率因公民缺少公共安全感和缺少信任而上升。从长期的历史范围来看，几大文明古国的利息率曲线都显现出U形模式。在历史的早期，利息率较高；随着文明逐渐走向成熟和稳定，利息率慢慢下降；当文明发展到顶峰时，利息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最后，当文明出现衰落时，利息率就会回升。例如，在公元1～2世纪，罗马帝国处于发展的顶峰，利息率低至4%。由于短期财富会出现波动，因此上述结果只在一般情况下和长期条件下才会出现。即使是在1～2世纪罗马和平的鼎盛时期，利息率在某些危机情况下也会迅速而短暂地升至12%。

罗马帝国衰亡之后（一般指公元476年），利息率飙升。约两个世纪后，西方世界的商业步入了另一个惊人的低谷，伊斯兰教和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大部分地区的阿拉伯王国开始崛起。通过对直布罗陀海峡的控制，阿拉伯人成功地切断了地中海贸易。

对利息率的历史追溯在罗马时代后期中断了，并且直到将近1000年以后才在英格兰重新出现。据记载，英格兰12世纪的利息率远高于40%，而在意大利，在同一个世纪的后期，利息率平均为20%。合理未来的第一道曙光出现在荷兰，最早在1200年，其利息率就已经低至8%了。

如此高的利息率反映了资本市场处于致命的缺失状态，这束缚了商业和经济，使之在几个世纪都无从发展。正如宗教教条对思想发展的抑制一样，资本市场的缺失也减缓了日常经济的发展。基督教对收取利息放贷行为的禁令也不起作用。这条禁令来源于《圣经》的《出埃及记》第22章第25节：“如果你借钱给我子民中的任何穷人，不可像放债人一样索取利息。”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坚持认为“经商本身就是罪恶的”，而圣·杰罗姆（Saint Jerome）则认为：“一个经商者即使曾经取悦过上帝，那么次数也一定是极少的。”

公元325年，尼西亚理事会（首个有组织的教会选举会议）禁止教士放贷，到了公元850年，则开始把放贷者驱逐出教会。最初，欧洲的商业市场并不存在多少对资本的需求，故对其影响不大。

教会对放贷者的指责力度逐渐增加。到了1139年，第二次拉特兰理事会宣布，抵押也是一种高利贷。在13世纪中期，圣·托马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复兴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认为所有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天生就是罪恶的，导致教会反资本主义的热情达到了顶峰，在列宁和马克思时期以前，这种热情是难以企及的。

放贷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人们对毒品和酒的消费一样，很难通过立法消除。即使是在反对高利贷的热情最高涨的时期，当铺仍然赫然地当街开放。荷兰实际上是允许放贷的，他们定期向君主提供资本。对于犹太人来说，本就不存在被基督教驱逐的问题，他们可以自由放贷。直到1571年，当第五次拉特兰理事会废除放贷禁令时，投资者才终于开展起充满活力的商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