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二辑 曾国藩做官之掌权

为官之道就是掌权之法。在权力方面，曾国藩与一般人不同的是：他是站在人生的平台上看权力，而不是让权力摆弄自己的人生。

揣摩上意好做官遇诡诈人变幻百端，不可测度，吾一以至诚待之，彼术自穷。

——曾国藩自古以来，要想在官场上平步青云，你只有顾及上司的情绪，善于根据上司的脸色行事，方才可能赢得上司的青睐。曾国藩就属于这样的精明人。他善于揣摩上意，有着糊涂办事的精明。

1870 年8 月22 日，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这是轰动全国的巨案。

据野史说：马新贻被害前数日，忽然接到公文一份，封粘模糊，也不知为何署印章，打开一看，只画死马一匹，并无文书。马新贻大惊失色，寝食难安。

1970 年8 月21 日这天本是检阅士兵操练的日子，因雨推迟到第二天举行。8 月22 日，两江总督马新贻亲临校场，校场位于西边，有箭道可直达署后便门。检阅完毕，马新贻步行由箭道回署，正要走进便门，忽见有一人跪在道边，大喊“求助去川之资”，原来是同乡武生王咸镇。马新贻生气地说：“已助两次矣，如今又来？”话还没落音，忽见一个清兵模样的人身穿短衣，疾步走到马新贻面前，打千请安，随即以闪电速度从靴筒中取出闪闪发光的一柄短刀，奋力猛刺，马新贻尚未反应过来，即被刺成重伤，不治而亡。刺客自称张文祥，得手后并不逃跑，束手就擒，神态平静。

马新贻身为朝廷重臣、两江总督，遭遇行刺，此事非同小可。清朝入关二百多年来，这还是头一回，朝廷大为震惊。一时间，朝野上下人心惶惶，讹言并兴。

案发后，朝廷立即着手调查，严令南京的军魁、玉督、司道等各官严讯，务必查出行刺缘由，调查有无主使。可是张文祥闪烁其词，供言模糊，难以定案。无奈之下，朝廷又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前往金陵，协助会同审办。连日轮番热审后，张文祥供认：“过去因拦轿告状，马新贻拒不受理，后开小押店，又被严禁，因怨成仇，谋图行刺。”如此云云，“坚不吐实”。如此重案，案由却如此简单，实在让人难以信服。一时间，朝野上下，人言籍籍，如不迅速结案，后患无穷，朝廷将脸面无光。为平众论，朝廷又令“老成宿望”的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赶紧严加讯究，以期水落石出”。同时，又命刑部尚书郑敦谨为钦差大臣，前往南京协助曾国藩办案。

曾国藩深感此事重大，疑虑重重却又心中没底。于是，临赴任前晋见慈禧太后，试图窥探其态度，“恭请陛见”后，曾国藩得到允准。

1870 年10 月30 日这一天，慈禧太后在养心殿召见了他。史书记载如下：

太后问：“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

曾国藩对：“这事很奇。”

太后问：“马新贻办事很好？”

曾国藩对：“他办事精细和平。”

仅此寥寥数句，慈禧太后不冷不热，不痛不痒，说话颇令人玩味。

尽管如此，曾国藩还是心领神会。意识到朝廷虽然谕旨一道接一道往下发，措辞一次比一次严厉，但骨子里并不是十分重视。这其中的隐情，让人难以猜透。

有了慈禧太后定下的基调，尽管这件案子十分棘手，但曾国藩办起来也就容易多了，不过是提集凶犯人证，点个名，走走程序而已。具体办案的情况，他的日记中有记载：

“1871 年2 月17 日：夜将张汶（文）祥之案细阅一遍，将凶党余犯及承审之名开一清单。

1871 年3 月14 日： 夜阅本日文件， 核科房批稿各簿。郑星使（郑敦谨）拟张汶（文）祥一案奏结稿，请余会核，余因细核一过，签出数条。

1871 年3 月17 日：中饭后，至贡院与郑小山（郑敦谨）尚书会审张汶（文）祥之案，将首犯等十八人点名一过，并未问供。

1871 年3 月19 日：午正二刻出门至贡院，与郑小山（郑敦谨）同拜发折件，即会审张汶（文）祥之案也。在渠处吃中饭。申刻出城，至水西门外官厅，送小山还京。”

对于一向办事比较严谨的曾国藩来说，为什么在处理“张文祥刺马案”中，显得如此粗疏呢？明眼人一眼即可看出，这只是看朝廷眼色行事而已。曾国藩深感案情重大而复杂，越审越可怕，赶紧结案，不再深究。既然朝廷要把“张文祥刺马案”查个“水落石出”，曾国藩当然要有文字交待。1871 年3 月19 日，曾国藩为钦差郑敦谨送行这一天，回复了一个《复审凶犯行刺马新贻缘由》的折子。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再三审讯，该犯还是坚持以前的口供，已熬审二十余日，该犯屡次绝食，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奄奄待毙，如旦夕丧命，反而让他逃脱残酷的死刑，所以应该迅速了结此案。”

结案过程并不复杂。“张文祥竟然戕害重臣，‘情同叛逆’，这是对清朝统治者的轻视，实属‘漏网发逆’；张文祥又与浙江南田海盗有勾结，两桩罪孽都是大逆不道，‘罪大恶极’，理应凌迟（活剐）处死。”

于是，1871 年4 月3 日，张文祥被押赴刑场，凌迟处死，并摘取张文祥的心在马新贻灵柩前进行祭奠，以告慰死者的在天之灵。沸沸扬扬半年多的“张文祥刺马案”，糊里糊涂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此案中曾国藩真是糊涂了吗？绝非如此。做官的智慧有千条，但为民的本分不可忘；做官的智慧有万种，“难得糊涂”不可丢。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其中更多了几分无奈，毕竟，每个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一个为官者看到许多无奈的事情，要糊涂过关，而不要以卵击石。这就是为官处世的智慧和谋略。此案中，曾国藩体会到了上司的意图，这只是他的“难得糊涂”之计，若不如此，他的人生就会是另一种答案。

跟曾国藩学一招在官场上，伴君如伴虎。如果你惹怒了上司，轻则丢掉乌纱帽，重则丢掉脑袋。曾国藩一生的聪明之处，就是能很好地揣摩上意。只有顾及了上司的情绪，看清了上司的脸色，据此行事，才会赢得上司的青睐，从而在官场上一帆风顺，平步青云。

有权也要自我节制凡行公事，须深谋远虑。

——曾国藩判断一个领导的才能，除了看他的管理能力之外，还要看他对自己有没有约束能力。因为，作为一个领导者，常常是要求他人容易，节制自己困难。

曾国藩任湘军统领时，他有两个兄弟在军中任职。为了便于管理，树立正面榜样，每次出征作战，曾国藩都要求他们冲锋在前，论功行赏时，却要求兄弟们甘居其后。据此看来，曾国藩深深地理解“自我节制才能成功，飞扬跋扈者难于善始善终”的道理。领导者地位高于大家，权力重于别人，所受到的任何荣誉都会引人注目。所以，作为领导者或者他的家人，都应越发恭谨。

战国时著名臣子范蠡的例子就体现了这一点。

身为越相的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以处安”，于是急流勇退，告官回乡，放弃了越王赐予的“上将军”之大名，拒绝了“分国而有之”的大利。

范蠡改名换姓，退隐于齐，日出而作，日暮而归。手足胼胝，父子齐心协力，后居然“致产十万”。范蠡居相安荣，一时传为佳话，受齐人之尊。但他知道祸福相依，物极必反。为了去除相名，他以“久受尊名，不祥”为由，归还相印。并广施善事，散尽十万家财。“闲行以去，止于陶”，经营商贾，从事耕畜，不久又致货累矩万，直至老殆于陶。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范蠡三徙”的故事。范蠡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他之所以辞官归隐，就是害怕巨名大利会给自己带来生命之忧。不出他所料，文种就因不听范蠡的告诫而接受了越王赐封的尊荣大名，结果死在勾践手下。

范蠡的事例，对曾国藩大有启发，他明白了居高位者自我节制的重要性，并一生严格地去实施，矢志不移。他吃的是蔬菜，穿的是薄衣，每次吃饭都不超过四小碗，男女婚嫁，花费纹银不超过二百两。常给人一种家贫的感觉。他的所有薪俸，都全部用于公事善事。不曾用公银建造过一栋房屋、添置过一块土地。他的一生节俭廉洁，甘居恬淡清贫。

曾国藩的一生有“二不”：“不说假话”，“不迟起床”。无论是在军营领兵，还是在朝廷做官，曾国藩说话算数，诚恳待人；无论是风雨交加的天气，还是抱病忧怀的时候，他一听到鸡鸣就起床，工作至夜半才休息，几十年如一日。

曾国藩的这种“自我节制”可以与唐朝时的太宗皇帝相媲美。

唐太宗患有严重的关节病，每逢秋天到来便发作，发作时疼痛难忍。为防止关节病发作影响皇帝健康，便有臣子上奏折一道，请求建筑高殿为太宗驱湿。奏折中写道：“自古以来‘夏之月可以居台榭’，眼见秋季的绵雨又将来临，宫中湿气太重，恐怕对陛下身体不太好。为保龙体平安，希望陛下马上建筑高殿。”

唐太宗婉言拒绝说：“朕患有神经痛诚如是，此病若长年处于湿气重的地方当然不好，但是造一座宫殿需要费资过万。从前汉文帝拟营造宫殿时，发现需要的费用相当于百户之资，便念头打消。虽然和汉文帝相比，朕的德行远远不及，但为一己之安康而耗费巨资，身为百姓父母，天子岂不太失职吗？”

曾国藩认为，自我节制的形式如何，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要矢志不移，有顽强的意志力。

跟曾国藩学一招俗话说“势不可用尽，话不可说尽，便宜不可占尽，福不可享尽，聪明不可使尽”，为官之人要学会自我节制。曾国藩认为权利再大，也不能滥用职权，即使是皇帝，也同样如此。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恰到好处地使用自己的权利，会给自己带来光明的前途。

学会“远权”避祸久利之事勿为，众争之地勿往。物极则反，害将及矣。

——曾国藩古今以来的为官者，人生中有一重要的决策：“远权避祸”。这是他们在权力的漩涡中明哲保身的智慧体现。

清代中叶，曾国藩率领湘军攻打太平天国后，收复南京。国家安宁了，可曾国藩感到：他与清廷的关系却变得复杂而微妙起来。那时曾国藩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在东南的半壁江山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三十万湘军总数，仅曾国藩直接指挥的军队就高达十二万之多，这相当于一支谁也调不动，只听命于曾国藩的私人武装。此时清政府感到手握重兵的曾国藩已对朝廷构成重大威胁，于是故意疏远冷淡他。曾国藩也感到了这种微妙的变化——顾命大臣功高震主，朝廷对自己心存芥蒂。

摆在曾国藩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带兵反清，取而代之；二是撤散湘军，自解兵权。第一条路，他不愿，也不敢，那就只能走第二条路了。

于是，为了远权避祸，曾国藩解散湘军。但为了做得不露痕迹，他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湘军暮气太重，锐气全消，已不可用。”同治三年七月初七，即攻破南京后二十天，曾国藩上《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折》中提出：“臣统军太多，即拟裁撤三四万人。”七月十三日，“遣撤曾国荃部二万五千人”，同日“撤萧庆衍全军九千人”。十月中旬，“奏报裁军二万余人”。到同治五年夏，除“陆军尚留下鲍超、刘松山万余人”，“水师改编为经制兵长江水师”外，其他直属湘军先后撤并完毕。其后，“鲍超部亦解散，仅留刘松山部奉命援陕”。眼见裁军如此干净彻底，清廷对曾国藩的畏忌心理烟消云散。

为了远权避祸，曾国藩还劝曾国荃称病回乡。

曾国荃为人“傲”，嚣张自负。自从带吉字营出征，战绩辉煌。但他与诸将不和，矛盾重重，在与属下彭玉麟、杨载福有事相商时，往往“声色俱厉”。诸将对他不服，但又碍于曾国藩情面，于是“告去”之人日益增多。郭嵩焘说：“侯相兄弟克复金陵，竟犯天下之大忌，群起而力诋之。”这句话中的焦点人物是曾国荃，群言嚣嚣，主要是针对着他的。曾国荃再一点就是“贪”，连曾国藩也说他“老饕名遍天下”。若不解决这个问题，早晚会出大事，于是曾国藩苦心告诫其弟，让他急流勇退，称病回乡。

曾国荃终于听了兄长的劝告，就以“遍体湿疮、彻夜不眠”为由，在攻占南京两个多月以后，奏请回原籍，带着无数的金银财宝，回湘乡享清福去了。

置身官场的人，总希望生前死后留个好名声，岂不知其中却潜伏着危机。掌权者不只对战功卓著的大将们心怀猜忌，对那些政绩突出、德性优异的大臣也是心存嫉恨，一旦你的光芒超过了君上，形成了一种功高震主的姿态，灾祸就很快要从天而降了。

因此，古之智者，总注意不使自己的光芒太为耀眼，以致君上的形象显得相形见绌，总能在适当的时候功成身退，化解了君上的猜疑，更保全了自己。所以为官要加强自身修养，保持冷静的心理状态，如此方能真正做到为官不倒的最高境界。

跟曾国藩学一招因为“远权避祸”，曾国藩才有不败人生。所以，在官场上打拼的人，一定要知道“祸福相依”的道理。即使位高权重，也要懂得审时度势；否则，风头出尽之后，离灾难也就不远了。

蛮干是绝对不行的精明也要十分，只须藏在浑厚里作用。古人得祸，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浑厚而得祸者。今之人惟恐精明不至，所以为愚也。

——曾国藩蛮干与巧干之区别在于：一个是直来直去，另一个是收放结合。

“团练”在清朝并非正规部队，按照皇帝的原旨，曾国藩到长沙办团练只是让他帮办省城“团练”事务。归根结底说明白一些，就是帮着维持地方治安，并没有独立的特权。但是曾国藩为了实现他给皇帝承诺的要“成一劲旅”的诺言，为了体现他对大清王朝的忠心耿耿，更为了表明自己“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便做出了几件干预地方“公务”的蛮干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开设一新衙门——湖南审案局。该审案局主要是惩处地方不良分子，逮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无论是盗贼、土匪还是游勇，一个不漏，均在此列。一时间，湖南上上下下人人议论，都知道长沙有一个残忍歹毒的团练头子——曾国藩，告状之人络绎不绝。

曾国藩不予理会，见此举确有成效，反而变本加厉，拟“格杀勿论”、“就地正法”的告示四处张贴，一时间长沙城及湖南省白色恐怖弥漫。曾国藩给咸丰皇帝发去奏报，说他的“审案局”不满四个月就杀人137 名，其实不然，在他给亲友的信中所写杀人之数远不止这些。于是，人们送他“曾剃头”、“曾屠户”的诨号，表示对他的憎恶。此时，曾国藩在湖南省大不受欢迎。

还有一件事情：曾国藩越权干预绿营兵。

按照常例，“清朝的绿营兵由总督统辖，由各地的提督统带”，团练大臣只能管辖所属的团勇，对绿营事务无权过问，但曾国藩偏偏要对湖南省的绿营军加以干涉。于是，便引起了当地提督的不满。有一长沙副将本就对曾国藩耿耿于怀，加之此事，便从上至下作工作，鼓动绿营兵不再听曾国藩的训话，也不再参加团练的会操。曾国藩勃然大怒，随即便发生了绿营兵冲击曾公馆的事情。

此事发生后，曾国藩知道自己擅自干预绿营兵事务是自取其辱，长沙再无自己的立足之地，于是打算移驻衡州。1853 年9 月，曾国藩郁郁寡欢，离开了长沙，对于这样一段生活经历，曾国藩在1853 年写给老师吴文镕的信中有详细的记载，现摘录一部分如下：

“在训练乡勇的时候，我常常与塔齐布将领谈及驻守在长沙城内的八旗兵也可加以操练，四五月间八旗兵与乡勇联合操练，阵营整齐，纪律严明，因此时常给予一些小小的赏赐以示鼓励，并想通过这种方法使兵勇养成为国家、为君长献身的气概，以惩戒奸滑懒惰、飞扬跋扈的恶习。因为塔将勤劳奋发，我因此十分器重他，而清副将本来就不被湖南百姓所拥护，而且贪图逸乐、碌碌无为，我因此十分厌恶他。

从此，清副将对塔将心怀不满，且恨之入骨。六月初，提军来到省城长沙，清副将便在提军面前诬陷塔将，千方百计想煽起提军对塔军的不满。这样就逐渐形成了文武不和、兵勇不睦的局面。我认为如今这种黑白颠倒的状况，大大违背了民心，于是为保护塔将，弹劾了清副将。恰巧张亮基中丞为保护塔将也在这时写了弹劾清副将的奏状，真要谓是不谋而合。

七月十三日，湘勇在试枪的时候，误伤一提标长夫。标下的兵卒于是打出旗帜，吹起号角，荷枪实弹来到城外操练场，伺机寻乡勇开仗。因为该乡勇是湘乡人，长夫是常德人，为了避嫌，我只将该乡勇推至城墙上，责罚二百军棍，而那长夫则不予治罪，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严格要求自己的部下，来使别人信服。八月初四，永顺兵与辰州勇因赌博的缘故，又执旗吹号，下城开仗。我认为，如果部队经常发生内讧，将来怎么能够抵御贼匪呢？因此决定依军法治罪肇事者。告示刚刚贴出去，却发生了初六夜之交乱，他们毁坏馆室，杀伤门卫。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如果将实际情况奏明圣上，自己身为地方官吏，不但不能为国家消弭大乱，反而以琐碎的小事亵渎圣上的视听，心里实在有些不安。如果隐忍不报，大事化小，那么平日震慑匪徒的威严将会损于一旦，那些不法之辈就会肆行无忌。正因为我左右矛盾、进退两难，所以抽身转移，匆匆忙忙开始了衡州之行。因为我在今年二月的奏折中，曾经向圣上奏明，衡、永、郴、桂匪徒极多，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前往衡州驻扎数月。”

后来，曾国藩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没有大开杀戒，不再越俎代庖，终于在衡州打下了一片天地，实现了自己练成一支“劲旅”的愿望。

跟曾国藩学一招聪明的人巧干，愚蠢的人蛮干。那些只会一味蛮干的人要么一生只做一个战战兢兢的小官，要么弄得身败名裂，甚至成为别人的替罪羔羊。人生要成功，必须要学会迂回。“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并非绝对真理，有时会成为愚蠢的固执。

善于择善而从非望之福，祸必继之。急当恐惧修省，多行善事，若一骄则不可救矣。

——曾国藩古语说：“名师出高徒。”曾国藩给自己提出“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的诫言，并提出要挑选两类人跟他一同干事：一是“不随众为疑信”，即意志坚定，不为妾言所动；二是“初基不必大，然气势充畅”，也就是说，这个人有发展潜力，将来可能是匹“黑马”。

“择人而事，不可草草”，这在曾国藩对其弟曾国葆的安排上有突出体现。曾国藩中进士一事使他的几位弟弟备受鼓舞，曾国葆也不甘示弱，每日苦学，但直至十九岁尚未取得功名，于是心中闷闷不乐。曾国藩给他指出许多名人中举、中进士年纪较大的事例后，鼓励其“步步前行，日日不止，自有到期，不必计算远近而徒长吁短叹也”。在长兄的苦心教导之下，曾国葆再接再厉，于次年考取诸生身份。后跟随曾国藩在湘军任职。

1854 年，曾国葆率湘军部队初战于岳阳，奋力战敌不过，兵败，损伤惨重，遂“言诸将无罪，自引咎”。曾国葆离开军营返回家乡后，在一些经商朋友的鼓动之下，开始往来于湘乡、衡阳、长沙、湘潭等地，做起了小本生意。

对此做法，曾国藩在1858 年8 月28 日的家书中指出：“季弟生意颇好，然此后不宜再做，不宜多做，仍以看书为上。”因为曾国藩看来，做生意，叫卖于集市，容易让人心术变坏，还是半耕半读靠得住，即使不为考取功名，读书也可以使人养成良好品行。曾国藩还反复叮嘱曾国葆：“出外须再三筹维。若运气不来，徒然怄气。帮人则委曲从人，尚未必果能相合；独立则劳心苦力，尚未必果能自立。”曾国藩希望他能放弃经商致富的打算。

1858 年11 月中旬，曾国华战死于三河镇，经过仔细考虑，曾国葆决定弃商从军，为兄报仇。曾国藩得知这一消息后又明确告诉他，如果要出山从军，就须选择好人，还给他提出建议：“今日办事之人，唯胡润之（胡林翼）、左季高（左宗棠）可与共事。此外皆若明若昧，时信时疑，非季弟所能俯仰迁就也”。希望他“择人而事，不可草草”。看到此信后，曾国葆想到哥哥身兼数事，日理万机，却为了自己区区小事而事无巨细，不禁泪如雨下。后来，曾国葆通过与两位从军的兄弟商议，决定投奔到湖北巡抚胡林翼麾下，后辗转南北，也建立了功勋。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高门弟子，他对曾国藩的“择人而事，不可草草”体会最深。

李鸿章说：“以前跟了那么多的人做事，做得好上司就忌妒，做得不好上司就会怪罪。总之是无所适从。而且，跟这些人也学不到什么真本事，更谈不到建功立业了。自从跟随老师曾国藩后，好像一切都有了方向，所以才有后来的发展。”他晚年回忆说，当年自己第一次离开曾国藩老师的幕府，胡林翼就劝阻我，他认为天下人可以扶助成就大事的没有几个人，而曾国藩老师是首选。当时他没有听从，后追悔莫及，浪子回头，又重新回到了老师身边。现在想来，那时胡林翼的教诲真是准确呀！

跟曾国藩学一招俗话说得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跟什么样的人，就会做什么样的事，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这个道理。

一个人要想成功，就需要学会择善而从，这是决定一个人成功的重要因素。良禽择木而栖，一个人要想在官场上有所成就，选择一个合适的引路人非常重要。

懂得急流勇退得失有定数，求而不得者多矣，纵求而得，亦是命所应有。安然则受，未必不得，自多营营耳。

——曾国藩“谦受益，满招损。”古代的很多臣子，由于功高震主，不懂得“急流勇退”，结果被主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招致杀身之祸。而有一些大智慧的人，则懂得在立功之后适可而止，不贪恋功名利禄，行中庸之道安全退隐。曾国藩属于后者。

曾国藩对清朝八旗兵、绿营兵的腐败了如指掌，为避免重蹈覆辙，他在组建队伍时，首先要求从平民当中招募士兵，拒纳官僚子弟；其次是他十分注意血缘关系，把军队组建成一个宗族性质的组织，以增强凝聚力。因此曾国藩的部队，战斗力十分强大。

咸丰四年五月，曾国藩与太平军会战岳州，没想到大败而归，几乎全军覆没。曾国藩一万湘军，一万水、陆军，连其他人等共一万五千军队，被毁于一旦。曾国藩愤怒之下投水自杀。幸亏手下士兵抢救及时，才自杀未遂。曾国藩羞愤交加，下大力气整顿湘军，在经过了三个月的精心准备之后，终于攻下了武汉，总算报了岳州失败之仇。

后来曾国藩进逼九江，这时，太平天国起义军方开始正视曾国藩。

派智勇双全的石达开为统帅，他先诱敌深入，把曾国藩的水师诱入鄱阳湖，再堵住湖口，焚烧了战船，打败了敌军。曾国藩惊心动魄，看到自己苦心经营的水军又一次毁于一旦，甚至连自己的坐船也不保，再次要投水自杀，幸被部下及时拉住。

两次自杀未遂，也许仅仅是做做样子，但由此可见曾国藩是一个渴望成功、不甘落后之人。

后来形势有了变化，太平天国军队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内乱，部将们为争权夺利相互残杀，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等一批著名将领先后遇害。两万多精锐之师死于分裂。此时，曾国藩一鼓作气，趁机夺取了武汉，后与陈秀成激战后夺取了安庆。由于太平军士气低落，战斗力大大下降，曾国藩军队所到之处所向无敌。他很快攻克了无锡、常州、苏州等地。

捷报传到北京后，咸丰皇帝大为高兴，当即赞扬了曾国藩几句，并封官加爵。但皇帝身边的近臣却说：“如此一个白面书生，竟能一呼百应，并不一定是国家之福。”咸丰听了，略微皱眉。

知道遭人疑忌后，曾国藩便辞去一切军事职务，借父丧之机回家守孝，他带着两个弟弟（也是湘军重要将领）准备不再复出。一年以后，太平军卷土重来，以大军压境之势进攻号称“鱼米之乡”的浙江，清廷无人抵挡，恐慌之中，只好又请曾国藩出山，并委以“兵部尚书”重任，这是一个有军政实权的官职。后来，慈禧太后认为满人无能，专权后就重用汉人，于是曾国藩的人生更是步步高升。

曾国藩以“急流勇退”的方式获得了清廷的信任，但由于在进攻太平军时，他的湘军抢劫了太平军的很多财物，使得有“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天京（即南京，太平天国的都城）人财两空。因此朝野官员议论纷纷，左宗棠等人上书弹劾，曾国藩为维持稳定，进京之后，慌忙做了四件事：

1.（因怕权大压主）退出了一部分权力；

2.（因怕湘军太多引起疑忌）裁减了四万湘军；

3.（因怕清廷怀疑南京的防务）建造旗兵营房，请旗兵驻防南京，并发全饷；

4. 盖贡院，提拔江南士人。

这四策一出，显示出了曾国藩的严谨态度。朝廷上下赞不绝口，由于曾国藩有大功在身，清廷也不好再追究什么，天京一事也就不了了之。后来，清廷又赏以太子太保头衔，赏双眼花翎，赐曾国藩为一等侯爵，子孙相袭，世代不绝。至此，曾国藩在清廷中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人人都说官好做，殊不知做官难做好。官场就像一条河，水清水浅难琢磨，水若过清则鱼不留，人若过察则事堪忧。韬光养晦、深藏不露自古以来就是政治家的一种博大情怀，他们即使遭到巨大的人格、精神的污辱，但对自己“雄济天下”的凌云壮志，也从来不怀疑。他们咬紧牙关，从不逞一时之勇而毁掉自己的美好未来，以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将自己的政治生涯推向更高的境界。

曾国藩作为镇压太平军的“第一功臣”，他想到的保持身名俱泰的方式是解除部分兵柄，将部分湘军将士遣散回家，同时把李鸿章和淮军推上前台，也使自己韬光养晦，免得朝廷疑忌。

跟曾国藩学一招从一个文人到武将，从一个圣贤到安全退隐的功臣，曾国藩谱写了人生的精彩华章。他为什么能够做到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行“中庸之道”，时时注意避免手中的权力过高过大。“急流勇退”让他有了意外的收获。

宦海之途当知畏遇疾恶太严之人，不可轻意在他前道人短处，此便是浇油入火，其害与助恶一般。

——曾国藩官场外面的人只知羡慕当官者前呼后拥，号令一方的荣耀，却看不到一入仕途，人生失去很多滋味、命无自由的苦恼。尤其是做大官的人，要免于失败，可以说无时不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尤其是进退都不自由的时候，当官的兴致也就减去许多。康熙皇帝说，大臣们头发白了，还不让你们退休回家，我有所不忍啊！可是朕哪有退休的时候？想到这里，你们就该多体谅啊！曾国藩于同治初年写给他弟弟的信中说：

“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想干脆躺在棺材里算了，也许比活在世上更快乐。越这样想，焦虑越多，公事越繁，而长眠快乐之期更是杳无音信。”可是在这种时候，曾国藩又被升为大学士，责任越重，事务越多，被人指责也就越多。

当曾国荃打下天京回家暂时休息时，曾国藩像算卦先生一样，为其卜算是出去做官还是继续在家好。他还说，在家应占六分，出去应占四分。但曾国荃耐不住了，总想早点出去。不久，清廷果真任命曾国荃为山西巡抚，曾国藩立即去信一封，千叮咛方嘱咐，核心是让曾国荃“宦海之途当知畏”。曾国藩说，我的情况如此，沅弟你的处境也不妙。你在山西，虽然清静，但麻烦也不少。山西号称天下富国，然而京城的银饷大部分来自山西。厘金还没有改动，收入款项与道光年间相差无几，而开支款项则比以前大为增加。山西离京城又近，银钱账目的一丝一毫户部都清清楚楚。沅弟有开销太大的名声，现在既然担任没有战乱的平静省份的巡抚，那么在正务、杂务的各项款项就不能不谨慎节俭，账目上丝丝入扣。外界正在拟议让老弟再出，赴任之处一定是军务棘手的地方。现在，山西虽然还没有贼寇活动，但是圣上担心捻军进入山西，逼近京城一带。老弟此番上任，似乎应多带得力的将军，勇丁则就近在山西招募。南方人吃不惯面食，山西尤其买不到稻米，不像直隶、山东两省，还可以由大海或河运设法转运。弟弟来京，可以从安庆登陆，到徐州与为兄相会，畅谈一番。听说钦差大臣到达山西，实际上是到陕西查办霞仙一案，真是一波来平，一波又起，宦海真是可恨啊！

曾国藩比曾国荃年长十四岁，当他四十多岁时曾国荃也才三十岁，当他五十多岁曾国荃方逾四十岁，所以曾国荃总是比哥哥血气更旺，斗志更强。曾国藩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血气一旺，遇事就欠冷静，就往最高处想，就不计后果，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于是，麻烦也就接连不断。

当弟弟率兵收复了两个省之后，曾国藩便给弟弟写了一封信警醒他：你收复了两省，功绩绝对不能磨灭，根基也极为深固。你只担心不能飞黄腾达，不担心不能安命立身；只担心日子不稳适，不担心岁月不峥嵘。从此以后，你只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但这是不是说，曾国藩是一个自甘平庸的人呢？他将心比心地说，我也是一个不甘心于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人，近采阅世千变万化，所以我一味在平实处用工夫，不是委靡不振，而是因为地位太高，名声太重。如果不这样，那么处处是危途。他又说，我们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也高，朝野上下都将我家视为第一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我们兄弟时时都处于危险之中。所以，应该专心讲究宽和、谦逊，也许这样可以处高位而忧危险。我准备先行引退，我希望你平平和和干一两年，等我上岸以后，你再去轰轰烈烈地大干一番。

在官场上，有顺境也有逆境，有幸运也有厄运。顺境中往往潜藏着失败的可能，逆境中常常包含着成功的因子。成功不是永远的标签，失败也不是终身的注册，关键在于把握。一个人在比较顺利的时候，要居安思危、头脑清醒，始终保持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清醒，这样才能够真正立足官场。

跟曾国藩学一招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权利越大，往往越危险，从而做什么事情更要小心翼翼、考虑周全。因此，如果手里有了权力，绝不能不可一世、飞扬跋扈，要意识到官场上的无奈和凶险，只有小心翼翼用权，才能安安稳稳地为官。

如何树立官威恒言“平稳”二字极可玩，盖天下之事，惟平则稳。

行险亦有得的，终是不稳，故君子居易。

——曾国藩最难接近的人是不随便开口说话的人，你无法和他交流，别人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再板着一副冷面孔，就会给人霸气十足的感觉。一个人不随随便便开口，人便显得深沉起来，这样的人是小人，不敢冒犯，在朋友中间会威信十足。

因此，在曾国藩看来，就不要在一些场合多说话，特别是一些唠唠叨叨的话；否则会使人觉得你是一个没有城府的人，别人就会在心里不把你当一回事，在官场上的威信和霸气就遗失殆尽。

在曾国藩的家书中记载，1158 年是湘军事业如日中天之际，此时，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趾高气扬，曾国藩在三月内连续两次给九弟写信，大力劝说“长傲、多言为‘凶德致败’之二端”。他于三月初六的信中写道：

“自古以来，因不好的品德招致败坏的有两个方面：一是长傲，二是多言。尧帝的儿子丹朱有狂傲与好争论的毛病，此两项就归为多言失德。历代名公高官因败家丢命的，也多因这两条。我一生比较固执，很高傲，虽不是很多言，但笔下语言也有好争论的倾向。……沅弟你处世恭谨，还算稳妥。但沅弟却喜谈笑讥讽……听说在县城时曾随意嘲讽事物，有怪别人办事不力的意思，应迅速改变过来。”

曾国藩在书中同时也告诫人们，要经常保持内敛的心态，少谈些身边或周围的事物，即使谈，话题也不要永远以自我为中心。不随便把自己心中的不平倾诉给别人，因为你无法保证这个人将来不会成为你的敌人。不要意气用事，真正有本事的人，就得沉得住气，管得住自己的嘴，永远不让别人轻易地看透他，因为言多必失。

身历咸、同、光三朝的显宦王文韶是精于圆滑趋避之术的典型。王文韶曾在地方上做过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在朝廷做过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可以说是官运极好。

王文韶圆滑的一个具体表现是遇到重要问题需要说话时，就推三躲四，装聋作哑。李伯元《南亭笔记》讲到一件事：王文韶入军机后“耳聋愈甚”。一日，二大臣争一事，相持不下，西太后问王文韶如何看待，王文韶不置可否，只得莞尔而笑。西太后再三追问，王文韶仍在笑。西太后说：“你怕得罪人？真是个琉璃蛋！”王文韶仍笑如前。王文韶的耳聋半真半假，他常以假聋作为躲事避风头的手段。

同事间勾心斗角，上司喜怒无常，对手互相倾轧，生活变幻莫测，都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因此，久历社会的人便揣摩出了圆滑模棱、以时趋避的生活诀窍。靠少说话便可以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

身历乾、嘉、道三朝大学士的显宦曹振镛是奉行“多磕头，少说话”官场秘诀的典型。

曹振镛备受皇帝恩宠，在官场上霸气十足，死后还获得“文正”的谥号，并入了贤良祠。但他获得这样的高位和殊荣，并非因为他干过什么值得称道的政绩，而是因为他精通“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清人朱克敬披露云：“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曹振镛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多磕头，少说话”的为官秘诀，还向自己的门生后辈加以提倡，甚至告诫那些专负纠弹之责的官员，要“少说话，多磕头”，这样在官场上才能有威信。所以，这样可以树立人的威信。对于一件事，即使你有不同看法也不说，多聆听对方的观点；对于对方提出的某些问题只用微笑、沉默、点头等代替回答；对于有些不可以说的话，如别人隐私、自己隐私、秘密等敏感的话题，则可以岔开话题，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东汉时，有个叫马援的人，在战场上听说自己的侄子爱议论别人，还爱管闲事，就从前线专门差人给二位侄子送信，信中说：“我最讨厌议论别人长短、评议国家事务是非的人了！儿孙中有人有这种行为，让我难受，宁愿死，也不想再看到这种现象。我盼你们听到别人的过失就像听到父母的名字，耳朵可以听，但嘴却不能说。”

古人说：“嘴稳手稳，处处安身。”有一个笑话，说警察在一条新开辟的高速路里迎来了第一千辆通过的汽车，他代表市政当局赠送给驾驶人一千元的幸运奖金和一枚纪念章。他顺便问道：“你拿了钱打算怎么使用？”“首先，我要领取一份驾驶执照。”驾车人回答。他太太忙解释说：“警官，我丈夫喝了酒，总是胡言乱语。”他那耳聋的妈妈补充说：

“你看，我早知道，你偷了汽车，逃不了多远的！”

这就是言多必失。失，可表示失败，也可表示露馅。所以，说话时把意思表达清楚了，别人是会明白的，如果三番五次地重复、强调就会适得其反。哲学家狄奥佛拉斯塔说：“一个人在交际场合中一言不发，如果是一个傻瓜，那他的表现是最聪明的；如果是一个聪明人，那他的表现便是最愚蠢的了。”他道出了言多必失的道理。

中国的那句“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古训就是至理名言。待人真诚未必要说话直接明了，一个经常只顾自己说话的人，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什么才能，这种人常常不管对方想不想听，总是兴高采烈地说个不停，在他人面前大肆炫耀自己的所见所闻。一张嘴就可以让他威信扫地，更可以让他落荒而逃。一些推心置腹时说的私房话，日后却可能被他人用作攻击你的武器，还不如做个“沉默的大多数”，在官场上蓄养你的那份威严。

跟曾国藩学一招“清官上任三把火”是官场的一句流行语，曾国藩也说过，做官就要有官架子，没有了威严，何谈做官。没有了官威，虽然多了份亲近，但是却少了威慑，很多事情就不好处理。有了官威，别人看不清你的底细，从而对你生畏。所以，在官场上，时刻保持一份威严，也是一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