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现代技术

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通常被分而论之，但因篇幅所限，我将把它们放在一个超长的时间框架之中一并讨论。18世纪后半叶蒸汽能源的最终突破，只是这个长长的故事的一个篇章，虽然是头等重要的篇章。

这两种革命的重要性无须赘言。有了它们，大英帝国才能统治世界达一百多年，一个边缘小岛上的一系列独特创新才能改变全人类的历史。英国工业革命席卷了全球，使世界人口的增长超出了亚当·斯密根据18世纪的能源状况所设想的绝对极限（absolute limits）20倍。

迄今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即使没有英国工业革命，世界其余地区也能发生这种激变。实际上，纵有英格兰做榜样，其他民族仍然花费了50—80年，方才完成这种划时代变革。而假设没有英格兰做榜样，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现代工业世界不可能横空出世，我们依然生活在农耕世界。

以18世纪中叶《国富论》作者的卓越眼光看问题，当时的情况似乎非常明朗：经历了一番飞跃式的进步之后，欧洲走到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门槛面前。地中海地区在衰落，法国在滞步不前，甚至荷兰都不再发展。在启蒙（Enlightenment）思想家们看来，此中的原因相当明显，主要应当归结于两大现实问题。

第一，欧洲已经走到了技术生产力的先天极限，从植物、动物、风力、水力中再也榨不出更多的东西，人口也已经达到地表——通过对太阳能的光合作用——能够支撑的最高限度。

第二，掠夺和侵略的倾向已造成惯常的效应，导致意大利和德国南部最初的美好前景被战争摧毁；过度扩张和社会等级制的倾向正在耗干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的力量；最精致的掠夺形式 已经让荷兰在走向银行业、贸易、重商主义财富（mercantile wealth）的路途中深受困扰。虽然欧洲的武器和科学此时领先于中国，但是这片大陆落入了常见的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 trap）和边际报酬（marginal returns）逐渐缩小的铁律，战乱日益频仍，饥馑和疫病日益严重。欧洲从发现美洲大陆而获得的利益也基本上消耗殆尽。

除了英格兰这个孤案，史上的每一个文明都走上了“勤业”（industriousness，速水融首创的概念）道路，去从事更加勤勉的人力劳动，却没有走向工业化。在此意义上，12—18世纪的欧洲大陆甚至是在“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ed），牲畜在减少，机械在减少，非人力能的利用在减少，大陆上丰富的煤炭储藏也未开采。遥望东方，日本发生了相同的情况，而且更加极端，就连车轮都被他们忘得差不多了，牲畜也变得非常稀少，一切劳动都靠人力完成。

克利福德·格尔茨所称的“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是当时历史的常规进程。各国人民纷纷将自己的肌肉投向劳动，劳动力的价格普遍下降。若以每公顷水稻产量计，结果也许很可观，然而这条道路恰好与节省劳力的“工业”道路南辕北辙。人力劳动在贬值，工作时间在加长，我们所称的技术在退步。大地上布满悲惨的农民阶级，他们没有多少闲暇，没有多少可支配的收入，没有多少教育，世道艰难之时也得不到多少公共救助。

谈到英格兰选取的非常道路，让我们首先检视英格兰农业的某些要素，看看英格兰人如何利用先进技术获取太阳生发的能。英格兰遍地都是风车和水车。早在1086年，《英格兰地籍志》（Domesday Book）便录入了大约3000个社区的5624部水车，约略平均数是每50户人家就有一部，以致“水力驱动的机器密布在中世纪英格兰男女周围，为他们做那些较为繁重的工作”。水车是当时世界上的新生事物，是拥有廉价奴隶劳力的古罗马人从不曾开发的技术。

水车技术仅限于水源充足的地区。在法国和德国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带，甚至在英格兰平坦的东海岸，天气经常是久旱不雨，水力相形见绌。水车之后的另一个天才而伟大的发明是风车，显然也不为古罗马人或其他民族所知。据说风车是1180年代在英格兰发明的，地点是约克郡东赖丁地区的威登村（Weedon,East Riding），然后从那里迅速传播到英格兰各地和北欧许多地区。

与此同时，英格兰人从动物，尤其是从犁耕动物，获取了比水力和风力还要可观的能。据估计，11世纪末英格兰社会消耗的非人力能中，有70%来自动物，其余基本上来自水车。英格兰的气候太湿太冷，除部分地区外，无法常年种植小麦，但是这里的很多地域都是高原牧场，有着肥美的青草，适于畜养绵羊、奶牛和马匹。因此羊毛业非常发达，成为英格兰财富的支柱；奶牛也很重要，不仅出产牛奶、奶酪、黄油、牛肉、粪肥，还给英格兰带来了一道遐迩闻名的国菜——烤牛肉，同时也造成了英格兰的典型风景和地貌。

最后，英格兰的马也同样杰出。起初它们的质和量只算中等，但是经过选种育种，发展成了全世界同类动物中最大型、最强壮、最普及的一种。法国经济学家魁奈就曾注意到马对于农业的重要性。欧陆常用的农畜是牛，但是马比牛更为强劲；一匹马的劳力更是顶得上12个人。里格利给出的数据表明，从1600年到1800年，英格兰可供牲畜消耗的燕麦产量翻了4倍，年产量增长了近90万吨，“这实际上意味着，可用于农田、运输、工业、娱乐的能量发生了激增”。截至19世纪，英格兰早期工业主义所需能量主要是马力提供的，譬如用于磨坊和矿井。当然，马力也为农业提供了支持，因为马匹能够耕田和驮运。

13世纪末，欧洲的农业，特别是英格兰和佛兰德斯（Flanders）的农业，具有极强的生产力。由于使用动物力、水力和风力，农业越来越“机械化”。这是一种高度“人造的”（artificial）农业，大片大片的区域被故意用作公园、草场和牧场。最重要的是，这种农业不论出现在欧洲或英格兰何地，无不以劳力节省措施为根本。

其结果是极高的农业生产力。我们甚至有理由相信，13—14世纪，英格兰“中世纪”农耕的生产力已达到18世纪初的可能水平。例如莫基尔最近写道：“目前有证据显示，英国农业生产力在1700年左右的高水平绝不是什么新现象，早在中世纪就已达到这种水平。在中部地区的东部（eastern Midland），亨廷顿郡的拉姆齐诸庄园（Ramsey manors）给我们留下了大量证据，表明14世纪前半叶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水平不亚于19世纪初期（Karakacili,2004）。……同样，1300年代坎贝尔和奥佛顿（1993）的土地生产力直到1710年左右才被诺福克郡超越。”

然后，黑死病的爆发造成了14世纪中叶开始的灾难性倒退，毁灭了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口。在英格兰，这场灾难导致人力劳动成本的进一步上扬，使原已相当松弛的穑夫制（serfdom）锁链彻底破除，从而更加凸显了劳力节省手段的重要性。英格兰的应策是增加农业中的非人力因素，例如增加牲畜的数量，尤其是绵羊的数量。这场灾难也刺激了生产力的改善，包括使用泥灰土（marling）、石灰等新型肥料，采用新的轮作方式，引进新的作物。

欧洲人渗透印度、非洲、太平洋地区，尤其是南美之后，带回了一批新的植物品种，其效应很难估量。马铃薯、番茄和无数新的蔬菜品种无疑造成了可观的后果。至于食糖、烟草、香料，以及后来的茶叶和咖啡，则深刻地改变了欧洲人的饮食、健康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新植物的效应不仅是物理的，也是心理的。在哥伦布之前，欧洲已经开发了多样化的、高效的农业，而在采用了大量热带和亚热带植物之后，人们突然意识到了进一步改善生产和消费的可能性，这种意识肯定和其他多种因素一起促成了农业实验步伐的大大加速——我们称之为“农业革命”。先前人们忙着观察花园和农田里种下的植物如何改良，现在又忙着试验新的刺激植物、麻醉植物和致甜植物，总之，为了改进他们的农业，人们越来越喜欢试验新法。

17—18世纪农业活动大潮包含一系列复杂的连锁变革：更多地使用肥料——主要形式为泥灰土、石灰，以及苜蓿等产氮植物；更多地使用根块作物做冬季饲料，从而使更多的牲畜能够平安越冬；进一步增加马力；实行农田轮作新法，避免了三分之一的土地被迫休闲；改善农作物的运输和贮存；开展动物育种实验，改良了猪、牛、羊、马的品种。这一切活动同时开展，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却不必增加劳力投入——英格兰尤其如此。若无这些农业改良，英格兰不可能养活数量日增的城市，也不可能允许高达40%的人口从事非农业活动。

英格兰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可从许多统计数据上得到印证。例如，里格利最近发表了一份谷物产量图表，该表显示，“1600—1800年谷物净产量的总数翻了将近3倍，同期人口则从416万提高到867万，意味着人均谷物供应量增加了将近40%”。1800年，英格兰已能做到仅由三分之一的人口向其余三分之二供应食物，这说明在1700—1800年间，人均农业产量至少增长了75%。将这两个事实结合起来，布赖恩特总结了当时的形势：“1600—1800年，英格兰的人口从大约400万增长到了大约850万，但是从事农业者的百分比却下降了将近一半，从总人口的70%降至36%。”

17世纪，英格兰人对风力、水力和动物力的消耗达到了有史以来任何民族所不及的程度，这是因为英格兰人借助于日益复杂的机器，增进了对这些能源的利用。反过来看，这些机器本身又极易作出调整，以适应一种使用新能源的机械化要求。于是第一批蒸汽机被研发出来，意味深长地叫作“骡子”（mules）。

但是一个问题仍有待解答：英格兰何以能如此密集地使用这些自然资源？譬如，它何以能生产这么多的铁和玻璃？它何以能加热硝皮容器和染缸？尤其是，它何以出得起一半的粮食去酿造啤酒，出得起一半以上的土地去畜养牲畜？奥秘何在？

在一定程度上，奥秘在于煤炭工业的发展。一般说来，农耕社会必须将大量土地用来造林，以便为取暖、烧饭、手工艺活动提供木材。这条规律给农业用地设置了严格的限制，使英格兰以外的所有文明裹足不前。但是英格兰人早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就开始大量用煤了，16世纪后半叶更是用量激增。

我们都知道煤炭是19世纪工业革命的灵魂，但是我们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自中世纪以来，采煤是英格兰的一项重要活动，为的是制热、冶炼和生产肥料。“英格兰是个完美的世界！又拥有了东、西印度！请修改您的地图吧：纽卡斯尔就是秘鲁。”——字里行间表达的快乐，完全可以出自17世纪以前的诗人的笔端。里格利论证说，早在有效的蒸汽机最终问世之前好几百年，英格兰就是一个综合利用动物力、风力、水力、煤力的经济体。

1560年代，煤炭约占英格兰能量总耗的10%；1700年，即工业革命之前很久，煤炭约占50%；1750年则占到了60%。据估计，1700年的煤产量约为220万吨，若用木材满足同样的人均能耗，“那将意味着必须把200—300万公顷的土地用来造林。基于同样的假定，1800年甚至需要1100万公顷的林地，等于必须贡献出全国地表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才能满足所有的能耗”。另据估计，1700年英格兰的煤产量是世界其余地区的5倍。及至1800年，英格兰的煤产量仍为欧洲其余地区的5倍。

不久以后爱默生将要指出：“蒸汽管使英格兰的人口和财富翻了四五倍。”而此时，英格兰人正在越来越多地利用储量丰富的炭能，这种新能源正在一步步将他们从能源陷阱中解放出来。例如，新能源使他们能够燃烧石灰充当肥料，以提高农业生产力，能够在数量日增的城市里取暖和烧饭，能够发展半工业化的制造业，包括制革、印染、制铁、制玻璃、制盐。在蒸汽机完善之前很久，英格兰人已在多种用途上转向了煤炭，17世纪末，伦敦人甚至将煤炭运用于初级的水泵发动机。由此可见，更有效的蒸汽机作为一项最终演进，既是一次革命性的突变，也是一次长期渐变过程的一个阶段。

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的数百年蕴蓄阶段，煤炭在英格兰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催生了工业革命的许多因素，包括农业的高产和劳动力的高薪。煤炭对于维持工业革命的动力也同等重要。里格利最近指出：“煤炭对于工业革命的战略意义……在于一个事实：煤炭使发展得以持续，不会因为有机经济（organic economies）天生的能源限制而停顿。”他相信，只要提到英国工业革命，最关键的问题一定是“它为什么没有停下脚步；而答案一定是：因为它开启了通向一种迥异能源的门径”。

当时英格兰已经开发了高水平的工艺技术和可信知识，能够游刃有余地驾驭物质，尤其善于通过机器（齿轮、杠杆等），将“自然”能源转化为人类可用的东西。意大利、德国和法国开发的复杂技术也大量涌进英格兰，在这里被整合，并被一些重要的先进理论所补充，例如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发现的真空理论。炼铁等冶金技术也达到了必要的高水平。这一切成分联袂而至，恰好吻合了一种模式，犹如一把复杂的钥匙吻合一把锁；而这种模式又恰好能将人口一劳永逸地解脱出农耕陷阱。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开锁程序”将被全世界效仿，而且一连效仿了两个世纪。

英格兰发生的事情委实令人惊异，或令人羡慕，或令人震惊——端赖于你的口味。就托克维尔而言，他觉得19世纪英格兰的农业是“全世界最富饶和最完美的”，然而大约同一时代的海涅却感到：“这里到处都在使用机器，它们取代了人类的多种功能，但是机器的包打天下在我看来有些诡异：这些天才的玩意儿带着一股子狂热劲头，驱动着轮子、杆子、筒子，以及无数的小钩子、小栓子、小齿轮，却使我充满恐惧。英格兰生活的确然性、精密性、疯狂性、正确性，也同样使我充满焦虑。正如英格兰的机器像煞了人类，那里的人类也像煞了机器。”

在亚当·斯密时代以前，英格兰人已然是一个半工业的民族（semi-industrial nation）。然而最终改变一切的，是他们能够借助于蒸汽机，特别是瓦特的双冷凝器（double condenser）蒸汽机，将煤炭转变成可以驱动机器的能量形式。突然之间，一个原来主要靠动物和植物将阳光转化为点点滴滴的可再生炭能（renewable carbon energy）的世界，变得可以使用千百万年的能量储藏了——最初是煤炭储藏，然后是石油储藏。机器化、城市化、工业化、工厂化的时代在这个小小的岛屿上诞生了，50年后又开始向其他地方蔓延。

英格兰的农业和工业双双占据50年的优势，这使得它的帝国更加强大，而它统治的帝国领土又向它提供了原材料和销售产品的市场，使它能源源吸入食糖、茶叶、咖啡、橡胶、棉花等，然后加工和出口。英格兰特有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曾防止它随波逐流地滑向勤业道路，此时又作为一揽子表征中的一部分而向外传播，即将征服世界。我们的当今世界基本上是一个发源于英格兰的工业世界——尽管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仍在土里刨食。

不过谜团犹在。毋庸置疑，英格兰拥有煤炭，而煤炭正是逃离农耕陷阱的要素之一。但是其他国家，最突出的如德国和法国，更远的如日本和中国，也拥有大面积的煤田，然而所有这些煤田却未得到大规模的开采。为什么会得如此？从某些方面看，这不是一个煤炭创造了工业革命的问题，而是工业革命创造了煤炭需求的问题。换言之，英格兰煤炭工业的飞速发展，只是财富与技术已经达到高水平的一个征兆。因此，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个老问题：英格兰有何特殊之处，使它能够如此高效地利用动物力、风力和水力，后来又能够如此高效地开采煤炭？

我的以上描述属于一种传统观点。19—20世纪的经济史学家都相信，英格兰18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在世界史上独一无二。他们翔实地论证了革命之前的几百年间，英格兰有哪些发展最终导致了划时代的巨变。他们指出，英格兰是工农业革命的滥觞之地，当时就连欧洲其余地区——荷兰除外——显然也没有发生类似事件，遑论更遥远的印度、中国、美国等地。他们还指出，1800年以前很久便已发生大分流：一边是走上了工业化生产道路的惟一一个社会，另一边是其他所有社会，这些社会依然坚持着勤业道路，甚至变本加厉。但是最近，这种观点受到了质疑。

有些读者一定了解，1990年代出现了一种理论，它的最著名阐述是彭慕兰的《大分流》。这种理论主张，无论是早期英格兰还是早期欧洲，都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彭慕兰提出，粗略地以1800年为界，此前中国的部分地区，尤其是长江流域，在工薪、生产力、人的寿命、物质财富方面，具有与英格兰同等的水平；经济生产的“大分流”是此后才发生的，因此，造成1800年以后鲜明对比的原因并不是社会的、宗教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差异，而是两个“偶然”事件，一是煤炭在英格兰的广泛分布和利用，二是欧洲将亚洲、非洲、美洲部分地区变成了殖民地，故能榨取它们的财富。

这种观点与本章的立论完全相悖，因此我必须承认它的存在，还须简要地评论它是否站得住脚。有一批学者的研究值得注意，他们认真检视了这些修正主义者提出的资料和论点，然后主张：这些修正主义者总体说来是错误的。如今，反修正主义的（antirevisionist）批评文字方兴未艾，我将仅限于讨论几种发表在近期论文和书籍中的说法。

让我从两位学者说起，两人都曾在彭慕兰倚重的两个主要区域——中国部分地区（长江流域）和欧洲（英格兰）——展开过详细的比较研究。其中一人是牛津大学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他的研究现在被反复征引，用来支持彭慕兰的理论。

但是，罗伯特·艾伦等人在2006年联合发表的一篇论“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的农业生产力”的文章中写道：“19世纪初，长江流域的男性实际工资和女性在纺织业的收入比英格兰人要低得多。……通过实际工资的比较，大分流的起始时间被回推到17—19世纪之间。……而且，整个长江三角洲的收入水平是从17世纪中叶开始呈下降趋势的。人口增加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长江三角洲看上去更像一个日益内卷（involuted）的经济体，而不像一个即将起飞的经济体。本文主张：长江三角洲的黄金时期是17世纪，在此之后的前景却是一片黯淡。”

一年以后，艾伦等人又联合发表了一篇论“中国的工资、物价和生活水平”的文章。他们的结论是，亚当·斯密对中国的看法似乎是正确的：“货币工资的情况符合他的看法：18世纪，中国的工资水平无疑低于西欧先进地区。事实上，中国当时的工资水平大致相当于欧洲的落后地区。……工资和物价的比较结果表明，中国的生活水平很低。18世纪，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等先进城市的生活水平要高于苏州、北京或广州。我们已研究的那些中国城市当时的生活水平相当于欧洲落后地区、奥斯曼帝国、印度和日本。……中国18世纪的工资水平似乎在下滑。”他们总结道：“新发现的数据必须判然有别于现有的证据，才能说服我们相信，中国前工业时期的生活水平基本上相当于欧洲的先进地区。在这方面，亚当·斯密的悲观主义似乎比修正主义者的乐观主义更符合事实。”

艾伦的观点在他最近的一本书中阐述得更为详尽，但总体论调不变。这部近作的主题是，英格兰的劳动力价格和商品价格奇高，促使各种节省劳力的发明广泛传播，并为新型制造业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他认为所有这些现象至少是从17世纪开始的，例如书中有一个章节“强调：西北欧的上升是在美洲和亚洲贸易发挥重要作用之前的一个世纪开始的。很多历史学家的著作，包括戴维斯（Davis，1954），尤其是拉普（Rapp，1975），都自始至终地强调这一点。他们指出，商业革命（Commercial Revolution）始于17世纪，即大西洋贸易变得举足轻重之前，所以这是一场欧洲域内的重组，其间，西北欧在羊毛纺织业的竞争中胜过了地中海的生产商。”

另一位长期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学者是黄宗智。他就彭慕兰的《大分流》撰写了一份长篇评论，指出：“如果再和18世纪英格兰农业的日益资本化进行对照，长江三角洲显然正在走上相反方向，变得空前地劳动密集化（labour intensification）。”这两个不同的农业体系在劳动密度上采取了截然相反的轨迹，所以人们就“不难理解18世纪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在平均农田规模上的差距了——这种差距可达125英亩比1.25英亩，也就是一种100比1的差距。……上述劳动密度、农田规模、人均农业用地方面的差距，决定性地说明内卷与发展之间的区别不仅在于农事，也在于乡村工业、乡村收入和消费。然而这些起码的信息在彭慕兰著作中的任何地方都未予讨论”。

彭慕兰声称中国未能拥有1800年以后给英格兰带来优势的煤炭，对于这个说法，黄宗智评论道：“他关于中国及长江三角洲煤炭供应的论断也大可质疑。蒂姆·赖特（Tim Wright）对中国煤业的详细研究表明，就煤炭储量而论，中国是世界上最得天独厚的国家之一（1984，4）。……不言而喻，这些煤矿也可轻松满足长江三角洲的需求。换言之，中国的（或长江三角洲的）工业化之所以姗姗来迟，不能以彭慕兰所断言的求煤无门来解释，相反，是工业需求的缺乏解释了中国煤炭工业的不发达。彭慕兰的论点，简而言之，是本末倒置。”

黄宗智总结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彭慕兰不巧选择了1800年以前的英格兰和长江三角洲进行对比，以为能锚定他所谓1800年以前欧洲与中国之间没有经济差距的论点。事实上，如前所述，在一个西起欧洲、东至中国的从发展到内卷的序列体上，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简直就是相反的两极。”18世纪的英格兰具有一系列盘根错节的表征，包括“农业革命、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新的人口模式、新的城市化、新的消费模式，以及煤炭的高产量。但是其中任何一个表征都未出现在18世纪的中国或其长江三角洲。那里发生的情况不仅没有为一场19世纪的工业革命埋下根源，反而为19世纪层出不穷的社会危机埋下了根源”。

此外还有其他多种详细评论。斯蒂芬·N. 布罗德伯利和比斯努普里亚·古普塔在“早期现代大分流”（Stephen N. Broadberry&Bisnupriya Gupta,“The Early Modern Great Divergence”，2005）一文的摘要中写道：“与彭慕兰、帕塔萨拉迪（Parthasarathi）等‘世界史学家’（world historians）的主张恰恰相反，1500—1800年亚洲的繁荣地区看上去更像欧洲萧条的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而不像发达的西北部地区。……欧亚之间的‘大分流’在1800年以前已经走得很远了。”

皮尔·弗里斯在一本小薄书《从北京回望曼彻斯特》（2002）中写道：“我认为确实可以为下述论点进行辩护：中国当时已落入‘高水平平衡陷阱’，只有依靠外部刺激，即来自工业化国家的刺激，才能逃离陷阱。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在18世纪，甚至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爆发之际，正处于一场本土的工业革命的边缘。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即将实现技术突破，而这种技术突破恰恰是英国工业化的关键。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是个奇迹，中国如果发生一场工业革命那可就是超级奇迹了。”

弗里斯后来又写道：“广义而言和比较而言，18—19世纪中国的前工业式的农业可描述为土地密集—劳力密集—资源密集型。英国的农业则可描述为土地泛布—能量密集—资源泛布型。事实上，这两个定义分别适用于这两个国家的整个经济体。”

约瑟夫·M. 布赖恩特2006年发表了一篇论“西方与其余地区”的大跨度文章，文中综览了杰克·古迪的研究和彭慕兰的著作。他在概述了一系列论点之后写道：“鉴于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和经济行为（economic practices）方面的上述一切显著差别，如果还要坚持说，中国的先进地区与西欧当时都在迈向一条相似的发展性道路、一条相同的轨迹，若不是因为地理上的一些‘偶然性’，两者本可以收获相似的成果，此话是不是社会学上的花言巧语？其中一个社会仍处于压倒性的农耕性质，人口相对于资源而言日渐过剩，技术上滞步不前，主要的社会参与者是农民、收租地主、商人和一个只学习断文识字而不学习技术的政府官吏阶层；另一个社会越来越以城市为基础，并能将新的科学知识有效地应用于技术，从而造成了生产资料（means of production）的革命，而且，随着这些变革的开展，主要的社会参与者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农人、 产业工人、工业家和议会代表；两相对照，前者怎么可能开门迎接后者所具的一切进步可能性？”

另一篇批评文章的作者是罗伯特·布伦纳和克里斯托弗·艾塞特。在详细地综览了证据之后，他们总结道：“英格兰的发展状况与长江三角洲适成鲜明对比，前者的长线趋势是农业劳动生产力（agricultural labour productivity）逐步提高，最终构成了工农业之间关系和城乡之间关系发生变革的基础，实际上这是一种典型的斯密式发展模式（Smithian pattern of growth），即通过来自贸易的利润而求发展。”他们补充道：“彭慕兰相信，长江三角洲在大约公元1800年以前一直遵循着与英格兰经济基本相同的进步轨迹。但是实际上，长江三角洲的马尔萨斯式道路（Malthusian path）导致了衰退和危机，而英格兰经济在同一时期走的却是斯密式道路。”他们得出结论：“本文的中心论点始终是，大致在1500—1750年间，这两个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道路已经将它们引上了截然相反的方向，其结果是，时至18世纪后半叶，以世界史的标准来衡量，英格兰已经变成了一个发达的经济体，并且是一个相当富裕的经济体，而长江三角洲已经变得空前贫弱。”

李伯重和范赞登详细比较了19世纪初长江三角洲华—娄地区——中国最先进的地区之一——和荷兰的状况。他们的结论是：“平均而言，1820年代（荷兰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大约是华—娄地区的两倍；……西欧这一地区的人均GDP则高出大约86%。”他们的进一步结论是，全中国人均GDP仅为全欧洲人均GDP的一半略强。“这些结果似乎印证了一种看法：这两个地区之间的人均GDP有着巨大的差距。”

此外他们还阐明，在印刷、榨油、纺纱、织布等各项生产活动中，华—娄作为中国的最先进地区，其机械化程度其实很低，远远落后于荷兰。例如，“荷兰人开发了一种资本极其密集（highly capital intensive）的风车技术，用于榨油，而这项生产的中国版也仍然是以人或牛驱动”。中国的帆船，以其所需的劳力计，也相当低效，人均吨数仅为5—6。而荷兰船运业，达到15—25的人均吨数在18世纪已不算稀奇。如果我们还记得，19世纪初英格兰在各方面都比荷兰富裕得多，使用的非人力能也比荷兰先进得多，我们就会明白，在19世纪之前很久，中国先进地区与欧洲之间一定已经发生了可观的分流。

其他学者也对这场辩论作出了精彩的贡献，例如里卡多·杜谢恩的几篇文章和最近的一本书。总体说来，这些作者的结论都是，1500—1750年，无论从工业抑或农业的角度看，英格兰都在走向工业化，都在提高生产效率，但是南欧或东欧，以及印度和中国，在1800年以前均未出现此种迹象。也就是说，没有丝毫迹象表明中国正在走上英格兰的那条道路。总而言之，“大分流”的辩论加强了先前的传统解读，使我们相信世界某地正在发生独一无二的事情。这场辩论也凸显了一个事实：这不是一个“西方”现象，而是一个英格兰现象。

一切衡量标准都表明，亚当·斯密是正确的，英格兰甚至与法国都有深远的差距，遑论南欧和东欧地区。这不是一个过去所称的“欧洲奇迹”，尽管它是从欧洲各地的特点中孕育出来的。这是一个英格兰的（或许是英国的）奇迹。恰如乔尔·莫基尔在他新近出版的书中总结的那样：“是各种条件的奇妙汇合导致了本书描写的这些事件；研究工业革命的经济史家难以克制的感情之一，是一种惊异感——惊异于此事居然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