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怎样提问

怎样回答问题取决于怎样提问。不准确的问题会得到无助益的回答。这个规律尤其适用于本书的主题，亦即现代性的本质、起源和前景这一恢宏问题。如今，这个问题的提法变得尤其困难，因为它不仅带有彰明较著的政治色彩，而且常变常新。实际上，某些提法被认为政治上不正确（politically incorrect）、狂妄自大，或东方主义。出于后见之明，人们动辄以为，既然这个伟大事件——现代的、工业的、城市的、科学的社会之诞生——已经发生，那它就是注定了要发生；既然这种类型的社会现已遍及全球大部分地区，它的诞生大概也就轻而易举。将现代性的实现视为势所必然，从而缩小这一成就的伟大性，是一种与日俱增的诱惑。

英格兰曾是世界上惟一“逃离”了农耕桎梏（agrarian constraints）的国家，而且它将自己的独家纪录保持了数十年之久，因此当时人人都认为这是个奇迹，都纳闷这是怎样发生的，都想知道如何照搬经验。在那个时代，它是“英格兰的奇迹”（English miracle），或者说，由于苏格兰的缘故，它是“英国的奇迹”（British miracle）。

及至19世纪初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生活的时代，问题的提法似乎不言而喻。一个新世界正在喷薄而出，它的基础不仅是前所未见的工业生产技术，也不仅是通过可信知识（reliable knowledge，即科学）的增长而获得的一种显然全新的认识，更主要的是一种崭新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结构，它醒目地表现在美国，同时也正在将整个世界逐步引向一个新的方向。

于是，托克维尔所称的“旧制度”（Ancien Régime）国家，即英国、荷兰、美国这三国构成的窄带之外的所有国家，迎面遭遇了一揽子迥异的关系。这套新事物究竟是什么？它又是怎样降临的？托克维尔丝毫不认为新结构取代旧制度是一种必然，他甚至心下戚戚，担心新结构可能崩溃或被破坏。人口仅占全世界2%的小小一隅，似乎不可能让其余的98%俯首归依。

神奇的是，新结构的许多元素竟然开始扩散。首先是在19世纪中叶扩散到欧洲大陆的部分地区，不过看上去仍非全世界的普遍现象，故被称为“欧洲的奇迹”（European miracle）。即使在欧洲域内，显然也并非畅通无阻。譬如，马克斯·韦伯的许多原初灵感就是来自一种企图：想要弄清为什么德国的部分地区，尤其是信仰新教的北方（the Protestant north），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而其他地区，尤其是信仰天主教的南方（the Catholic south），却未能实现。同样，其他学者也认为，此事只可能发生在西方，世界其余地区则陷在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中，或者亨利·梅因爵士（Sir Henry Maine）所说的“滞后”（unprogressive）社会的宿命中，不能自拔。

一代人以后，在1860年代，福泽谕吉从世界的另一端看见了同样的情况。整个亚洲仍保持旧制度，但是西方——此时已包括法国部分地区、德国，以及欧洲的又一批地区——正在走向“现代”。除非日本学习经验，也变得“现代”起来，否则他亲爱的祖国注定要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恰如长期以来的印度和此时已危在旦夕的中国。福泽谕吉像数十年以后的马克斯·韦伯一样，毫不怀疑某种非凡的事情已经发生。1870—1910年间，日本终于加入了工业世界，其主要途径是采用大部分已在欧洲奏效的处方。同一时刻，北美也在发生同样的巨变。如此这般，一个亚细亚社会和一个大西洋彼岸的文明也双双实现了突破。于是这个奇迹变成了一个“欧—美—日现象”（Euro-American-Japanese phenomenon），其中的欧洲，自1930年代又容括了苏联部分地区。

可见世界部分地区已在19世纪完成转型。进入20世纪以后，改革大潮开始冲击亚洲。截至1970年代，坊间陆续出版了巴林顿·摩尔、琼斯、兰德斯、莫基尔、罗伯茨、戴蒙德的著作，诺思与托马斯的合著，以及霍尔、曼恩和贝希勒尔的合著 ，问题由此聚焦于：是什么造成了“欧洲的奇迹”，它为什么惟独发生在彼时和彼地？

学者们罗列了多种因素作为答案，大致逃不出一个序列体：一端是主张“天然倾向”的必然主义（inevitabilist）论点，另一端的论者却将它视为一连串极其难得的、不可预知的、纯属偶然的事件。大家努力从西方寻找某些导致现代性勃兴的特有表征。那些视之为必然的人们各自挑选了一个中意的起因，例如，分别认为是基督教、水上交通、封建制度、煤炭储量、美国矿藏等等，无可避免地导致了“现代性”。另一些人视之为“货真价实的”奇迹，换言之，认为它是偶然、运气、机遇、种种意外、种种必要条件造成的结果。尽管如此，他们仍认为，哪怕它纯属“意外”，我们至少能调查一部分必要的促成因素，即使不是十足的原因。

截至1960年代，这基本上仍是一个欧洲奇迹，只不过在日本和美国衍生了两条分支。然后，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亚洲四小龙”加入了“逃离者”的队伍，它们都是些较小的地区，而且要么深受英美影响（新加坡、香港），要么深受日本影响（台湾、韩国）。因此人们普遍相信，奇迹是能出口的，但只能出口到那些深受英、美、日影响的小地方。

然后，在1980年代末，世界三分之二尚未实现工业发展和科学进步的人口，即中国人、印度人和南美人，也开始工业化了。这一动向似乎逆转了我们的问题。从前的提法是：我们如何解释那些例外？现在的提法却变成：为什么还剩下一两个地区，尤其是非洲大部，以及直至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中亚大部，仍在抵制这个显而易见的大潮流？

此前有人认为，“奇迹”的故事中似可添加一笔“日本例外论”（Japanese exceptionalism），E. L. 琼斯就曾声称，日本看上去像是一个最初位于英格兰西海岸附近的岛屿，只是碰巧被中国拖拽过去，从而定泊于中国的近海罢了。诚然，任何一个范式（paradigm）都可以包含一定量的异数（anomaly），譬如经济成功发展的亚洲四小龙，后来又加上东南亚及太平洋部分地区，再加上20世纪末的印度；即便如此，此时似乎也需要修正观点了。

贡德·弗兰克、布劳特、古迪等人主张，问题根本就提错了。他们认为，东方从来不是真正的落后，所以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西方奇迹”（western miracle）可供研究。他们建议：看看那些曾经名不见经传、当前却大获成功的国家吧，你会发现，韦伯考虑的阻碍东方而鼓励西方实现现代性的所有因素，包括宗教、某种特定的法律体系、民主制、西方逻辑，全都变成无关的甚或错误的了。没有这些因素，东方照样可以做得很好。即使想在东方寻找对等物，例如“儒教文化”（Confucian culture）论，也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努力。他们觉得，从孟德斯鸠，到1970年代的西方学者，整个轨迹基本上是“东方主义的”思维轨迹，是将亚洲划成了落后地区和“他者”（the Other）。另一路进攻来自马歇尔·霍奇森的著作，他提出，所谓伊斯兰地区“出了毛病”或有缺陷，从而减缓了发展，最终在西欧列强面前衰败，这一论调纯粹是胡说。伊斯兰地区健康得很，它只不过不按西方的路子发展罢了。

从某些方面看，彭慕兰（Ken Pomeranz）、王国斌，以及其他同“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有关联的学者，一概是这种修正主义（revisionism）在逻辑上的终极产物。彭慕兰在其《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中提出，1800年以前尚无大分流，中国、远东、欧亚大陆（Eurasia）、欧洲腹地，当时一概是大同小异。因此，大分流仅仅耽于浅表，是某些外部因素——譬如英国案例中的煤炭储量和帝国横财——造成的。古迪虽然对彭慕兰持批评态度，但也以另一种方式遵循着相似的路线，认为整个欧亚大陆在结构上雷同。他在一系列极富挑战性的著作中辩称，东西方之间无非是表现形式不同，其实没有多少结构性的差异；惟一真正深刻的分流，是后新石器时代（post-Neolithic）欧—亚诸文明与非新石器时代（non-Neolithic）次撒哈拉非洲诸文明之间的分流。

对于这些修正主义者而言，问题不见了。他们认为，“现代世界”绝不是某地的特产，从一种意义上说，它历来是无处不在，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它仅仅是经济和技术领域的一系列表面变化，这些变化在1800年以后迅速而轻松地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在他们看来，现代性是一个工具箱（tool kit），里面装满了发明物，其中很多是中国的原创，然后被偷走或借走，并被改良，到了19—20世纪，又被重新出口到亚洲。

现在让我首先声明我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不会主张的几个论点。第一，所谓“欧洲的奇迹”与道德没有任何关系，尽管我们开篇时沿用这个称呼。现代性，无论我们怎样定义，它都未必比旧制度在道德上更优越。很多人也许更加青睐它，但是我们绝不能脚下一滑，退回到一种19世纪进化论的、帝国主义的观点，认为既然——譬如——英国人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民族，他们的道德在某种意义上就更为优越。其实，上帝也罢，命运也罢，皆非这个等式中的成分。

第二，已发生的情况绝不是无可避免的、必然的、注定的。恰恰相反，我的论点是一种反目的论的（anti-teleological），也就是说，历史并不走向一个注定的目的地，世上也不存在一列我们大家必须攀爬的必然阶梯，相反却存在许多别样的趋势和陷阱。它们意味着，正如吉本以及后来汤因比意识到的那样：进步倒是极不可能发生的，衰落和消亡才是正常现象。就人类历史上已有的趋势来看，这些趋势一律是走向静止和衰落。但是，本书讨论的其实是进步——一种违逆常规进程的趋势，属于例外论，用达尔文的措辞来说是随机的变异（random mutations）。即使像18世纪后半叶的亚当·斯密那样睿智的人，也认为不可能逃脱农耕桎梏对发展的限制。

此中的蕴义是，从“进步”的钢丝绳上摔下来永远都很容易，没有什么东西笃定延续千秋万代。帝国来了又去了。中国的宋朝走进了500年的“高水平平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有人相信美国当前也在走下坡路，一如昔日的英国。

第三，我不认为我们需要解释的是一个产生于欧洲域内诸元素的奇迹。事实上，导致现代世界诞生的所有因素几乎悉数来源于欧洲以外：1400年以前的伟大技术发明差不多全都是中国人贡献的；许多最伟大的科学发现是在希腊首创，然后在伊斯兰诸文明之内发扬光大的。经由几条贯穿欧亚大陆的贸易通衢，1300年的欧洲已经吸收了世界各地的许多知识。

我将在全书中尽力阐明我所说的现代性是什么意思和不是什么意思，但是在这里我想提供第一批线索。我的意思不是现代技术（modern technology）。在当今以及过去一段时期，以法西斯社会或某类社会为例，这些社会完全能够让现代技术与我所称的旧制度结伴同行。然而，当今或过去的任何现代社会也确实拥有某种在当时独一无二的高效技术。如果当时是一个靠马匹、风车、水车提供能量的时代，那么，该现代社会一定是在格外有效地利用马匹、风车、水车。所以我们切勿将现代性和技术混为一谈。工业革命对于现代性固然是重要时刻，但不是决定性时刻。动力、医药、通信等技术确实重要，然而仅凭它们本身，还不足以让现代赫然有别于非现代。

现代不等于最近，也不等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时间点。因此，当今既存在许多“现代”国家，也存在许多“前现代”（甚或“后现代”）社会。千百年来一直都有“现代”社会和非现代社会并存于世。依照我对“现代”的定义，15世纪的佛罗伦萨、17世纪的荷兰、很多个世纪的英国，皆为“现代”社会；相形之下，18世纪的法国、今日的朝鲜，却是旧制度。

旧制度将生活中互不相干的领域混成一锅粥。在部落社会（tribal societies），亲属关系（kinship）作为调节器，将所有人团结在亲属关系之内。在农民社会（peasant societies），社会与经济不分彼此，宗教与政治不分你我，那里的基本单位是家庭和村庄共同体（village communities），上面覆盖着薄薄一层有文化的统治者。相反，现代社会对不同领域进行了深入划分，致使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领域，无论是亲属关系、宗教还是其他，能够提供一种基础性原则（underlying principle）。每一个领域都被另一个领域所制约。

这就是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描述：一种有分寸的宗教，一种有节制的家庭，一种有限制的政治权力，一种有界限的经济。正是这种开放性和多股力量的角逐，引发了现代社会的动力。一旦某个文明只留下单一基座（one infrastructure），该文明多半会走向僵化。

我们怎样才能逼近现代世界的起源问题？如果我们将现代性视为一揽子互相关联的特点，我们便能分解其中的成分，然后设法重组配方，看看这些成分应当怎样组合，其分量、次序、重量应当如何配置。

这种进路表现在一部试图指明财富增长之条件的杰作中。亚当·斯密辩称，为了“财富”能够增长，一个国家所需的条件是“和平、便利的税收，以及适度的司法”（peace,easy taxes,and a tolerabl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假以时日，这些条件（亚当·斯密非常明白：其实这些条件极难成立）将会 “经由物的自然秩序”（by the natural order of things）而产生财富。

亚当·斯密的三要素固然不可或缺，其他很多因素也必不可少，譬如科学、政治、宗教、公民社会、某种理性，尤其是各领域分立所导致的自由。我交给自己的任务将是：从一个特定国家的历史追溯一部分特点，这个国家被托克维尔和韦伯视为我们所熟知的这种现代性的发源地，它就是英国，特别是英格兰。

开展这项调查，不是为了把英国夸为一个光辉榜样，实际上，英国干扰过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它简直没有给那里的人民带来甜蜜和光明。这项调查的意图只是，为了认知当下世界，为了给滑溜溜的未来道路绘制一张可行的路线图，我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弄清当今世界来源于何处。一个了解过去的人才能认知现在，一个了解现在的人才有可能认知将来——奥威尔大概会这样说。

我不仅以历史学者的身份，而且以比较人类学者（comparative anthropologist）的身份调查这个问题。我爱我的祖国，并为之自豪，但是我也花了很多时间游历英国以外的伟大文明，不单涉足欧陆各国和美国，也多次造访日本、中国、印度、尼泊尔和澳大利亚。从这些遥远的国度，我回头打量了我自己的小小岛国的历史和文化。与此同时，我也通过一系列外国观察家的撰述去观察我的祖国，尤其是通过邻国人的眼光，因为他们可能被认为跟我们最相像。

我成年以后长期关注的一大谜题是，我居住其间的这个奇特的“现代”文明性质若何、起源何处。在我迄今撰写的大部分著作中，我一直尝试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认识这个问题。

现代性的要义在于，一系列似无历史可能性的表征必须同时出现在某个时间节点上。表征之一是恰到好处的人口结构（demographic structure），这意味着死亡率和生育率得到有效的调控。第二个表征是政治支柱：看看周围，我们发现许多成功的现代民族的最突出表征是政治自由（political liberty）。第三个要素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家庭的力量必须被削弱，基于血统的严格的社会分层（stratification）必须被消除，一个开放的、流动的、较为贤能主义的（relatively meritocratic）体系必须被建立；公民的首要忠诚对象必须是国家，而不是任何其他因血缘而来的团体——这有赖于个人取代集体，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但是，要想让这种体系运行起来，就必须让一大群居间的社团（intermediary associations）得以成长，它们基于某种不只是契约（contract）的东西，它们处于公民与国家之间，我们将它们总称为“公民社会”。

进一步思考现代世界，我们会发现它还有另外两个表征，两者既是上述表征的结果，又是它们的基础。其中之一，是一种全新的财富生产方式的兴起。很多人将现代性归因于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最根本地看，也许归因于非人力驱动的机器所促成的高度的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ur）。这便是今人所称的“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它给自由和平等带来了一种特殊风味。

另一个在我们看来与现代性有关的表征，是一种特定的认知方法。现代性以其“科学的”和“世俗的”（secular）思维模式而著称。有能力生发新思想，有能力保持怀疑和暂缓判断，有能力鼓励人们质疑，有能力通过实验而加速进步，这大体上就是我们所称的“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

那么，这五个表征产生于何时何地？

五个表征中的任何一个能逆潮流而出现，都足够神秘，然而它们还须在同一时间齐刷刷地出现在同一地点，那简直是不可思议。思考过这些问题的人一定以为，既能保有自由、平等和人口均衡，又能发现太阳的长期活动中贮存的惊人富矿，还能发现一种加速可信知识增长的方法，这完全超出了最狂野的可能性。

五个条件必须同时出现。而且，即使一个国家满足了条件，它还必须将这些连锁因素迅速发酵，才能获得关键的动力。如果这个国家的未来影响是要去改变世界，它还必须复制自己。这看起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使迟至亚当·斯密的时代，仿佛也渺然无望。

然而，世界上许多地区如今确已实现“现代”。革命已经成功。这番成功却让我们忘掉了我们要问的问题，难怪托克维尔写道：“那些成功的大革命本身反倒变得不可理解了，这既是因为成功之后，革命的起因反而隐遁，也是因为成功本身。”

我们被现代世界所包围，因此我们对它，以及对它的成因，已经变得习焉不察。我们这次追本溯源的半考古性旅行不会轻松，但是为了认知我们的未来，我们必须挖掘我们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