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姜丕之）

贺麟教授的《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即将出版，他希望我能为这书写篇序言，这使我很高兴。高兴的是这部包括现代西方哲学许多流派代表人物的讲稿终于汇集出版，为我们研究现代西方哲学以及了解我国以往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至于写序言，由于自己的知识有限，对现代西方哲学缺乏研究，恐怕难以胜任。但既受作者的委托，作为一次学习机会，我倒愿意从命。借此机会，回忆一些往事，并说说自己的读后感，以便就正于作者和读者。

现在先从回忆我与作者的交往谈起。我于五十年代中期与贺麟教授相识，当时他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的组长。从1958年开始，我担任这个组的副组长。在相处七年中，得益于他之处甚多，我一直把他看作是自己的良师益友。记得1956年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便爽直而又谦虚地说，我们两人可以互学互助，很好地合作。但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我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

贺麟教授那种乐于助人和诲人不倦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刚到哲学研究所的头几个月，几乎每隔一个星期便到他家里谈一次，主要是谈读书心得和请教疑难问题。有时他也拿一些他的旧作或讲稿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每次一谈就是半天或一个晚上。有一次谈康德哲学一直谈到午夜才分手。我和组内几位青年研究人员，不仅一起听过他在大学里的讲课，而且还利用晚上时间到他家里听他逐字逐句地讲解英文本《精神现象学》的序言（这时中译本还未开始翻译，这篇序言长达五十页，相当于一本小册子）。据我所知，凡是写信或登门向他求教的，他都不辞辛苦地热情帮助。在培养后继者方面，他做了很多工作，有不少成绩。六十年代初，我在写《黑格尔〈小逻辑〉浅释》时，曾多次向他请教，他从不当成额外负担。有些问题还各抒己见，相互讨论。在组内讨论我的初稿时，他更是积极发言，讲了许多鼓励和支持的话。他对组内其他同志也是这样。当时组内有一种定期轮流作学术报告和集体讨论一些学术问题的制度，他每次都到会主持或发言，并鼓励大家作进一步研究。

贺麟教授为人正直、朴实，比较平易近人。他总是积极参加所里或组里的一些活动。1958年，我们曾一起同中国哲学史组、西方哲学史组和逻辑组的同志们到河南七里营劳动、学习。他在劳动中总是不甘落后，抢着干。我因病提前回北京住院治疗，他一直坚持到底，为期两三个月。据我所知，在这之前，他于1950—1951年春曾到陕西长安县参观土改一个月，于l951年秋至1952年春到江西参观土改半年；l965年又参加全国政协参观团去江西丰城县参观、学习，路过上海时还来看过我，这次他还参观了南昌起义纪念馆，并拜谒了井冈山革命圣地，受到深刻的党史教育。这些对他的世界观的转变都起了积极作用。

全国解放后，他一直受到党的关怀，热爱党、热爱祖国，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和困难时期，他也毫无怨言，照常埋头于研究和译著。在十年动乱中，他虽受到迫害，但对党和人民的事业仍然具有充分的信心。“四人帮”垮台以后，他虽然年老多病，但心情愉快、精神振奋，更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自己的研究工作，更加努力于译著和培养新生力量。l981年，他荣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的名誉会长，对学会的工作和活动十分关心，受到会员们的好评。今年（1982年）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他认为应重新开始，更要虚心学习，积极工作，并在实践中加强党性锻炼，正象他对新华社记者表示的那样，决心把余生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这种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关于本书的内容和汇编的经过，作者在自序和后记里已经作了说明。简单说来，本书包括两个时代两种探索的成果，二者之间成为鲜明的对比，从中可以看出作者随着世界观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学术思想。他在下篇的首篇“加强对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中，关于我国两个时代的西方哲学研究作了对比，读者不妨先从这一篇读起。关于解放前的情况，他说：“这些外国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在中国的代表，他们还不安于简单地稗贩、传布，他们还想进一步加以‘中国化’，使它们与中国传统的封建哲学思想相结合，所谓‘以旧瓶装新酒’，以便更好地适合于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反动统治王朝的需要。”关于解放后的情况，他概括为三点，特别注重的是第三点，即“人们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批判自己过去所散布的唯心主义思想，参加批判西方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工作。虽然工作做得不够多不够好，但大方向没有走错。”应该说，这些看法比较合乎实际，也可以说是作者自己的写照。总之，全国解放后，他的转变是可喜的，成果是可贵的，是值得读者注意的。

贺麟教授是国内研究黑格尔哲学的老专家、老前辈，但他不只是研究黑格尔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同时也研究其他西方古典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比如，他对斯宾诺莎哲学和英美新黑格尔主义等也都很有研究。斯宾诺莎的代表作《伦理学》以及《致知篇》的中译本，都是由他翻译出版的。又如，本书下篇中关于新黑格尔主义的论述和批判占的篇幅最多，内容也比较充实、深刻，足见他在这方面的功夫较深。他于l926年出国留学，l931年回国任教，从那以后，一直从事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研究、教学和译著，这方面的情况，他在“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兼谈我对介绍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回顾”（刊于《中国哲学》第二辑）一文里，有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

这里我想简单说说我对本书的几点粗浅的读后感。总的印象是，内容丰富，有自己的特点，文字也比较流畅，读起来既有兴趣又能引起思索。具体说来，本书不仅介绍了某些在我国有影响的哲学家（如柏格森、詹姆斯、杜威、罗素等），而且也介绍了某些在我国影响不大而在国外影响较大的哲学家（如爱默生、怀特海、桑提耶纳、布兰夏尔德等）。在写法上也比较活泼，一般的都有生平简介和主要著作评述，有的还有轶事趣闻，以及著者与某哲学家（如怀特海）的交谈情形。这些都使我发生兴趣，我相信读者也会发生兴趣。在分析评论方面，作者采取边叙边议、最后加以小结的写法，特别是作者能向读者交心，不论是称赞或批评，都直言不讳，自己有什么看法就说什么看法，不泛泛而谈，不一般化，这正是本书的重要特点之一。有时还和中国哲学联系，即使象上篇中出于错误动机的联系，也可以使我们从中更清楚地看出作者当时的思想观点。这也是本书（主要是上篇）的一个特点。更值得注意的是，下篇在分析批判方面，作者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在这方面的思想转变和发展。特别是关于实用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的批判，表现得更为明显。

上篇关于杜威和怀特海的论述，可说是有代表性的两篇。

关于杜威，作者认为他是“工业时代独树一帜的哲学家”，他重实效，推崇经验，但“他的哲学最后是茫然无所依归，到方法论而止，再没有旁的深厚的方面了”。这显然是说杜威还神秘得不够。作者把杜威的哲学渊源归纳为三点，即黑格尔派的学说、进化论、美国文化。杜威整个系统就是这三者的融合体。作者在扼要分析杜威关于实验逻辑划分的五个步骤之后，指出杜威对实验方法的心理分析，可说是辩证法的心理学化，使它失去原来的逻辑意义。作者当时对辩证法的看法是：“辩证法本来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精神生活里的体验，体验出事情的矛盾，求得解决，然后又生出新矛盾，这样不断地发展下去。另外一方面就是纯粹的辩证形式，纯粹的逻辑。”把辩证法只看作是“精神生活里的体验”和“纯粹的辩证形式”，这是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糟粕，抛弃了它的精华，反映作者接受了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但比起一般新黑格尔主义者千方百计地抹煞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石——矛盾，却高出一筹，因为作者承认事情是在不断出现和解决矛盾中不断地发展下去。书中在论述柏格森哲学时也说：“黑格尔的辩证法里有矛盾的统一，有设身处地、体物入微式的体验，但是他主要的还是在求出有机全体的节奏，所以他是入乎其中，超乎其外，终于还是加以扬弃，以求取宇宙间的大经大法。”这里所谓“入乎其中，超乎其外”，也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即绝对精神的异化（或外化）和回归；所谓“大经大法”就是规律。当时作者虽然是从唯心主义方面阐述的，但也说明作者对黑格尔辩证法中的矛盾和规律还是比较重视的。当然，那时还不可能批判地掌握它的实质。作者对杜威关于传统哲学的批驳，基本上持批判态度，只是对他指责传统哲学那种改变内心的自欺式作用，予以肯定，并称赞他“颇中要害”，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大家知道，杜威在1929年出版的《确定性的寻求》和《经验与自然》两本书里，曾大肆宣扬他的“方法至上”论和所谓“经验的自然主义的方法”。他所谓“方法至上”论即“心灵至上”论，用他的话来说：“心灵及其器官是超自然的或在自然以外的。”他所谓经验是“兼收并蓄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不承认动作与材料、主观与客观之间有何区别，但认为在一个不可分析的整体中包括着它们两个方面”。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方法只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

关于怀特海，由于作者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时听过他的课，并当面交谈过，所以书中的介绍特别详细。作者称他是半路出家的、综贯诸家而又超出诸家的现代哲学界的大师。不难看出，这和怀特海哲学思想中有些与黑格尔接近之处，如强调全（或整体）和内在有机联系，主张用玄思（或思辨方式）来建立宇宙论、本体论等等，是分不开的。同时，怀特海还特别称赞柏拉图，这也与黑格尔接近。作者特别重视怀特海反对四种概念，即反对“空疏的实有”、“单纯的地位”（指空间和时间）、“自然的两橛化”（即分成孤立的两部分——感觉到的实在和由理智推出的原因）、“对于心理的附加”。作者在分析了怀特海的意识学说之后，把怀特海看成属于新谢林学派。姑且不论这种划分是否恰当，但从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神秘主义来说，怀特海与谢林确实有某些共同之处。当然，这和作者的原意是两回事。作者最后对怀特海的两点结论显然是唯心主义和过于夸张的了。大家知道，怀特海提出的所谓自然机体论的假说，只不过是唯心主义的虚构。他用机体代替了物质，还有什么科学可言。他公开声称：“机体论的自然哲学必须从唯物论哲学所要求的东西的反面出发。……这样达成态就能在过程中保持自我同一而成为一个事实。”他在另一本书中还说：“我所主张的学说就是，自然和生命两者都是不能理解的，除非我们将其作为构成‘真正实在的’东西的组成中的主要因素把它们溶合在一起，而这些东西的相互关系和个别特性就构成了宇宙。”同时，他把自然界和“经验”等同起来，对他来说，哲学的目的不是别的，只不过是就活动的先验作用来洞察活动的盲目性，这是十足的唯心主义。他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客观唯心主义（主要表现在本体论上）和主观唯心主义（主要表现在认识论上）的杂拌。总之，怀特海打着科学与哲学结合的旗号，贩卖神秘主义、唯心主义的东西。当然，他强调自然界是一个变的过程，也有某些辩证因素。

下篇关于实用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的批判，是很有特色，并具有一定深度的。

关于实用主义的批判，作者选入了四篇文章，其中以“读艾思奇同志《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的一些启发和意见”（1955年）和“胡克反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剖析”（1962年）两篇更有特色、更为有力。前篇从方法论上揭露和批判了胡适的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谬论，观点鲜明，论据充分。作者进一步发挥艾思奇同志对胡适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论的批判，概括成以下三点：

（一）大胆虚构，大胆武断——这是最狂妄的方法。

（二）现象罗列的方法——这是最肤浅的方法。

（三）诡辩，亦即奇怪的逻辑——这是最凶恶的方法。

作者还在艾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胡适的所谓“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从正面对艾文作了解释和补充。

在“胡克反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剖析”一文里，对胡克早期的、迷惑作用较大的代表作《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揭露和批判，是很重要的，它说明胡克反马克思主义是由来已久的了。文中揭露了胡克所以大肆吹捧杜威是有他的目的的，是想把杜威作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面黑旗。文中还联系批判了杜威的哲学思想。这和上篇关于杜威的论述形成鲜明的对比。还要指出的是，文中对胡克于五十年代末出版的《政治权力与个人自由》一书的批判，说明作者已经自觉地、理直气壮地起来捍卫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制度了。作者认为，“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指导的原则。谁要革命，谁迟早都会接受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战无不胜的革命的理论武器”。这可以说是作者自己亲身感受的经验之谈。

关于新黑格尔主义的批判，也是有特色的。作者先分别批判了几个代表人物及其著作，然后再作一总的批判。在总的批判中，着重批判了他们的哲学观、政治思想和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形而上学化和神秘化。最为重要的是最后一部分的内容，把新黑格尔主义的主要特点揭露出来了，把他们如何歪曲和糟蹋黑格尔辩证法的许多言论揭示于读者面前。最后得出结论说，新黑格尔主义是从右边从反动的方向去“发展”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这是一条没有前途的道路；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批判地研究康德黑格尔哲学，才是正确而有效的道路。

以上说明贺麟教授在治学态度上严谨、认真；不空谈，而注意掌握材料；不落俗套，而有自己的见解。当然，这在不同的时代和道路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他不讳言，他对哲学史上有地位的、传统的古典唯心主义是很有感情的，这从本书上篇的各次讲演里便可看出，他对现代西方哲学各流派都有不同程度的同情。这是由于各种因素形成的，是可以理解的，正象他自己所说的，当时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觉醒。人是可以变化的，他的经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随着思想认识的变化，感情也是会变化的。一个人的思想的根本变化，即世界观的转变，决非一朝一夕可以奏效的，往往要经过曲折、坎坷、考验的过程，才能逐渐有所进展的。全国解放后，由于他真心真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接触新事物，这才逐渐抛弃旧思想，树立起新观点，这个转变既是痛苦的又是愉快的。从解放后他的讲稿和文章里，也可以看出这个转变过程。比如，《小逻辑》的“新版序言”（1980年）和最初的“译者引言”（1954年）相比，《精神现象学》的“译者导言”的修改稿（1978年）和最初的稿（1961年）相比，都有着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在《小逻辑》的“新版序言”里，他谈了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译述黑格尔哲学的四点体会，可以说是他几十年的经验总结。这对我们也都是有启发、有教益的。

不论解放前或解放后，贺麟教授都多次讲授过黑格尔哲学，据我所知，他也一直保存着这些讲稿（或记录稿）。如果也能汇集出版，肯定也会受到读者欢迎的，我们期待着这又一个佳音。

最后，衷心祝愿贺麟同志在党的十二大的精神鼓舞和指引下，为党和人民的社会科学事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1982年12月8日于上海